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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婚姻法》没有就婚约问题做出规定。1950年6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有关婚姻法实施的若干问题及解答》中规定：“订婚不是结婚的必要手续，任何包办强迫的订婚一律无效，男女自愿订婚者，听其订婚。一方自愿取消订婚者，得通知对方取消之。”1953年3月19日，原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在《有关婚姻问题的解答》中再次指出：“订婚不是结婚的必要手续，男女自愿订婚者，听其订婚。但别人不得强迫包办。”1980年《婚姻法》包括2001年修正案遵循了1950年《婚姻法》的立法体例，也未对婚约的效力问题做出规定。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订立婚约并无法律强制力约束，不是婚姻的必经程序，仅具有道德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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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彻底否定了买卖婚姻。彩礼在白族婚俗中的地位也随之改变，不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尽管如此，白族民间依然延续这种习惯。赠送彩礼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礼物交换形式。在彩礼运作的过程中，彩礼在什么时间交付女方以及分几次交付，都有具体的安排。彩礼的减免或延期交付，彩礼的折算与增加，彩礼与嫁妆的关系以及彩礼在不同地区、社会阶层中的差异等，仍是白族谈婚论嫁的主要内容。彩礼运作规则的松动折射出了当代大理白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乃至社会分层的状况都有所变迁（参见个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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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婚姻的社会认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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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国家认可的婚姻成立和生效是一种对当事人亲密关系的认可和保护。领取结婚证就是获得法律的认可，说明由婚姻缔结而带来的一切义务、责任和权利也相应地得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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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法》实施以前，大理白族结婚的社会认可形式就是举行婚礼。只要举行婚礼，婚姻就能够得到传统社会的认可、家族势力的强制力和舆论道德的维护。随着新中国成立，传统的家族势力受到遏制，这种传统的认可方式对婚姻当事人的实际权利维护，局限性就开始显现。随着《婚姻法》的颁布实行，大理白族接受这一新仪式是一个逐渐习惯的过程，传统的力量和影响是巨大的。调查中改革开放前结婚者大多数认同“领取结婚证书”的选项的同时也选择“举办婚宴”（附录表3.11所列选择“举办婚宴”仅是单选此项的）。改革开放后情况有明显好转。由此不难发现，婚姻关系的缔结，白族在心理上对长期传统社会形成的仪式婚俗的认同度，高于对法律的认同。直到21世纪的今天，白族对合法婚姻的认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仪式”的因素，而不仅仅是依据一纸结婚证书来确定。白族婚姻行为同时受到礼俗和法律这两种规范的调整和约束。如在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到大理市民政局登记结婚的人有167对，其中农村白族54对，白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46人。[17]而笔者在下庄村的访谈中问这一天是否有人成亲，结果都是摇头，回答都是：“（选择在奥运会开幕日结婚）那是城里人的事。”由此可见大理白族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对结婚形式双重认同的民族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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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增程序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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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重新修订的《婚姻登记办法》规定对申请结婚的当事人，认为有必要婚前检查的，应到医院进行婚前健康检查，并提交医院检查证明。婚前检查是为即将步入结婚圣殿的情侣提供的一种健康检查，通过婚检可以了解结婚前男女双方的健康状况，并且可以发现一些身体的异常或疾病，包括：有无男性或女性生殖系统发育异常、慢性病、传染病、性病、遗传病等。这对维护婚姻双方的知情权、对人口质量的提高都有一定的帮助。1994年10月27日颁布的《母婴保健法》明确规定，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时，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2003年8月8日颁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在结婚登记时，不再查验婚前体检证明，取消强制婚检。但按照法理，《母婴保健法》是法律，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是行政法规，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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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认为结婚前有必要做婚检吗？”的选项中，改革开放前结婚的人群中，选择“完全有必要”的比重，占被调查人群的10％—41％，选择“有必要”的占35.29％—72.73％，选择“没必要”、“无所谓”、“根本没必要”的分别为11％—15％、9％—11.76％、0％—9.09％。改革开放后选择“完全有必要”的比重稳定在32％—41％，选择“有必要”的占36.36％—50.39％，呈逐渐上升趋势。选择“没必要”、“无所谓”、“根本没必要”的呈明显下降趋势，分别占被调查人群的1.47％—11.36％、5.88％—11.36％、0％—3.88％（见附录表3.12）。这表明随着社会进步，白族对生殖健康的认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也有一些白族依然认为“我们过去未做体检，生下来的孩子还不是健健康康的”，而青年人则往往嫌做全套检查麻烦，心存侥幸，生殖健康风险意识还不太强，说明新婚俗的形成有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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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白族传统婚俗程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留与继承，只是在一些仪式的内容、组成上有所改变，隐藏在其后的传统婚姻价值观仍然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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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礼仪文化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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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作为一种行为准则，承载着一定的文化内容。婚礼的主题就是创造隆重、热闹、喜庆、吉祥的气氛，为此在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上时有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新的社会环境下，民族的经济状况、需求层次、价值取向等的变化。为了较为客观地反映和探究当代大理白族婚俗的变化，本书试图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方面探寻当代大理白族婚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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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物质场景的现代表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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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作为普遍存在的人类特定喜庆活动，无论是新人的居所、婚宴物品的采买，还是嫁妆、礼品的准备，都以一定的物质为基础，并对这些物件有约定俗成的习惯要求，形成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文化现象。随着大理白族生活水平的提高，仿效城里人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成为共同的追求。与新中国成立前、改革开放前后比较，虽然各家经济条件不同，物品的多寡档次有差异，但总体来说，大理白族婚礼呈现出明显的城市化趋势这一共同特征。改革开放后，大理白族婚嫁中逐渐掺插了现代社会的时尚文化元素，出现多元融合、兼容并蓄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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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宴中节俭丰盛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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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作为人生大事，婚宴是婚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理白族喜事宴客中的八大碗是白族“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传统饮食文化的集中表现，吃“八大碗”的习俗依旧。改革开放后白族婚宴的菜肴更为丰盛，传统的“八大碗”在品质上又有所提高，主要体现在拼盘由小变大，花色品种数量都增多，并增加了一些新式菜肴。同时在传统白酒的基础上增加了饮料、啤酒。尽管白族群众日子好过了，但打包习俗仍然沿袭，而且大多数白族还是习惯在家办婚宴，只有少部分人家到乡镇饭店包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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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十分重视婚宴，讲究排场，因为它是表示婚礼隆重程度的一个方面。[19]改革开放前虽然经济条件不宽裕，白族都希望把婚礼办得风光一些。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人生就此一次，一定要竭尽全力，哪怕负债也在所不惜。据调查，1950—1957年白族结婚的请客数为6—15桌，1958年“大跃进”开始，群众都不开小灶，全省共办了98572个公共食堂，[20]当时每逢大理白族办喜事，社里的干部就在食堂主持结婚典礼，对结婚当事人的特殊照顾就是，可以把食堂里的饭菜带回家吃。到60年代因经济困难，国家号召勤俭节约、移风易俗，于是婚礼也在去繁就简范围，结婚都以糖果待客，且尽量减少请客的亲友数量。70年代恢复后平均为20—25桌，80年代请客数平均为30—50桌，90年代以后结婚人群的请客数平均都在50—100桌。大理白族自办酒席请客的规模在不断扩大，这就使婚礼的开支也一路上扬（附录表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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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宴规模扩大体现主人家人缘好、人缘广，而婚宴丰盛的菜肴则是经济实力强的显现。这既反映了白族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反映出白族对传统婚礼的重视依旧。当然，其中也不乏攀比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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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房民族风格与现代需求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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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自古以来就对住房条件非常重视。曾有民谣形容白族是“大瓦房，空腔腔”，意思是说白族不管怎么省吃俭用，也要想办法建造结实漂亮的住宅，而且这种“华造”意识，决定了白族民居绚丽独特的建筑风格。[21]一个新家庭的组建总离不开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住所。所以无论贫富，白族父母都会尽心尽力为新人提供资助。从《五华楼》、《在祖先的庇荫下》的描述中都可看出，尽管白族传统民居建筑注重外饰，但为数不多。由于百姓生活拮据，无论是新房布置还是室内空间的利用，都无法与光鲜的室外装饰相提并论。笔者在调查中，从今天尚健在的70多岁的老人的口述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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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一般都是在原有的住房内设新房，当然要提前一年半载对老房粉刷、翻修，房子还是土墙瓦顶。一般新房就选择在堂屋旁，在原有的房子中用木板隔出一间，具体如何隔，要看各家的家庭经济情况和住房条件。之所以选择用木板，是因为既美观又结实。20世纪50年代白族结婚，男方家要在新房备一张新床、草帘子、席子、红毡子、被子两套（新郎新娘各一套）、烧水用的水壶、火盆、老式柜子等，有的还在墙上围上一米左右的红棉纸。一般新床都是雕花的，自家有现成木料的就请工匠做，没有的就到集市上去买。20世纪60年代结婚因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制约，新房与50年代没有太大变化，当时人们喜欢用报纸或白纸裱屋顶和墙壁，起到一定的遮盖、装饰的作用。到70年代结婚除了粉刷、翻修外，就把正对着院子的这面墙改成水泥的。同时白族新房也有革命化元素，新人都会摆放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两个人的被子合在一块就成家了（参见附录案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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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大理白族地区经济开始复苏，当时流行的家具、沙发、弹簧床，白族新房也一应俱全。90年代村民开始模仿城市建盖外墙贴瓷砖的小洋房，白族民居建筑逐渐被一些五花八门的方盒子建筑取代。新房里婚床的摆放也有了变化，习惯上是将婚床摆放在屋子的一角，床头和床身一边靠墙。这种摆放格局一方面反映了夫妻生活的隐秘、安全的文化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夫妻地位内外不同的方位象征。这种摆放格局逐渐变为仅床头方向靠墙、放在屋子中间，两边摆放床头柜。这种变化一方面方便起居，也是夫妻双方平等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突出了婚床在婚房中的核心地位，表明夫妻生活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上升，也反映了西方审美观的影响和现代价值观的隐秘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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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理旅游事业的发展，1994年大理州委、州政府对保护民族特色建筑的旅游资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明确提出村镇民居在充分满足现代功能的同时，要突出白族建筑风格，形成苍洱风光、历史文化、白族特色与现代文明完美结合、交相辉映的独特风格，为此开始对白族民居建筑风格进行整治。在向社会宣传推广优选出的大理白族民居建筑方案的同时，强化了对临街房屋建筑设计的审查和规划。在这种趋势下，90年代中期以后，大理白族民居逐渐朝融传统风格、地方特色、现代功能、优美环境的现代白族民居建筑方向发展[22]，照壁、门楼也越来越讲究。同时大屏幕电视、VCD、DVD也先后进入白族新房，席梦思床、家具也更加新潮。村民说，改革开放前我们结婚的费用加起来还不够现在买张床呢！2000年后结婚拍婚纱照装点新居、婚礼录像刻成光盘做纪念成为大理白族的新婚仪。新人的大幅婚纱照悬挂在新房中央，可以看出两性关系和睦变成婚姻的主题，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相对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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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前白族父母也就是为新的小家庭提供最基础的条件，提供一个能保护个人隐私的私人空间。[23]改革开放后，白族家庭住房建设能力不断增强，室内陈设的现代家电家具增多，新房摆设在传统规制中有变化，既反映白族生活的殷实富足程度，也满足了人们呈现民族特色与时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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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嫁妆彩礼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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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层面来考察，彩礼作为缔结婚姻关系过程中男方送给女方亲属的钱财或物品，[24]是白族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消费支出，其种类包括食物（猪和鸡、大米、粉丝、茶叶、红糖、酒等）、服饰、货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等几大类。彩礼反映出作为地处滇西的农耕民族，白族的生产经营方式、日常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消费水平。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对民家来说，稻米是衡量贫富的标准。用稻米和其他商品直接地以物换物，在这里是司空见惯的，连房租也是用稻米来衡量和支付的”。[25]因此，聘礼中大米的分量很重。新中国成立后，大理白族彩礼的种类没有大的改变。改革开放后，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彩礼实物结构、比例逐渐发生变化。大米在白族人心中的分量变轻了，货币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且数量扶摇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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