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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自古以来就对住房条件非常重视。曾有民谣形容白族是“大瓦房,空腔腔”,意思是说白族不管怎么省吃俭用,也要想办法建造结实漂亮的住宅,而且这种“华造”意识,决定了白族民居绚丽独特的建筑风格。[21]一个新家庭的组建总离不开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住所。所以无论贫富,白族父母都会尽心尽力为新人提供资助。从《五华楼》、《在祖先的庇荫下》的描述中都可看出,尽管白族传统民居建筑注重外饰,但为数不多。由于百姓生活拮据,无论是新房布置还是室内空间的利用,都无法与光鲜的室外装饰相提并论。笔者在调查中,从今天尚健在的70多岁的老人的口述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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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一般都是在原有的住房内设新房,当然要提前一年半载对老房粉刷、翻修,房子还是土墙瓦顶。一般新房就选择在堂屋旁,在原有的房子中用木板隔出一间,具体如何隔,要看各家的家庭经济情况和住房条件。之所以选择用木板,是因为既美观又结实。20世纪50年代白族结婚,男方家要在新房备一张新床、草帘子、席子、红毡子、被子两套(新郎新娘各一套)、烧水用的水壶、火盆、老式柜子等,有的还在墙上围上一米左右的红棉纸。一般新床都是雕花的,自家有现成木料的就请工匠做,没有的就到集市上去买。20世纪60年代结婚因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制约,新房与50年代没有太大变化,当时人们喜欢用报纸或白纸裱屋顶和墙壁,起到一定的遮盖、装饰的作用。到70年代结婚除了粉刷、翻修外,就把正对着院子的这面墙改成水泥的。同时白族新房也有革命化元素,新人都会摆放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两个人的被子合在一块就成家了(参见附录案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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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大理白族地区经济开始复苏,当时流行的家具、沙发、弹簧床,白族新房也一应俱全。90年代村民开始模仿城市建盖外墙贴瓷砖的小洋房,白族民居建筑逐渐被一些五花八门的方盒子建筑取代。新房里婚床的摆放也有了变化,习惯上是将婚床摆放在屋子的一角,床头和床身一边靠墙。这种摆放格局一方面反映了夫妻生活的隐秘、安全的文化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夫妻地位内外不同的方位象征。这种摆放格局逐渐变为仅床头方向靠墙、放在屋子中间,两边摆放床头柜。这种变化一方面方便起居,也是夫妻双方平等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突出了婚床在婚房中的核心地位,表明夫妻生活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上升,也反映了西方审美观的影响和现代价值观的隐秘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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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理旅游事业的发展,1994年大理州委、州政府对保护民族特色建筑的旅游资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明确提出村镇民居在充分满足现代功能的同时,要突出白族建筑风格,形成苍洱风光、历史文化、白族特色与现代文明完美结合、交相辉映的独特风格,为此开始对白族民居建筑风格进行整治。在向社会宣传推广优选出的大理白族民居建筑方案的同时,强化了对临街房屋建筑设计的审查和规划。在这种趋势下,90年代中期以后,大理白族民居逐渐朝融传统风格、地方特色、现代功能、优美环境的现代白族民居建筑方向发展[22],照壁、门楼也越来越讲究。同时大屏幕电视、VCD、DVD也先后进入白族新房,席梦思床、家具也更加新潮。村民说,改革开放前我们结婚的费用加起来还不够现在买张床呢!2000年后结婚拍婚纱照装点新居、婚礼录像刻成光盘做纪念成为大理白族的新婚仪。新人的大幅婚纱照悬挂在新房中央,可以看出两性关系和睦变成婚姻的主题,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相对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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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前白族父母也就是为新的小家庭提供最基础的条件,提供一个能保护个人隐私的私人空间。[23]改革开放后,白族家庭住房建设能力不断增强,室内陈设的现代家电家具增多,新房摆设在传统规制中有变化,既反映白族生活的殷实富足程度,也满足了人们呈现民族特色与时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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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嫁妆彩礼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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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层面来考察,彩礼作为缔结婚姻关系过程中男方送给女方亲属的钱财或物品,[24]是白族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消费支出,其种类包括食物(猪和鸡、大米、粉丝、茶叶、红糖、酒等)、服饰、货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等几大类。彩礼反映出作为地处滇西的农耕民族,白族的生产经营方式、日常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消费水平。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对民家来说,稻米是衡量贫富的标准。用稻米和其他商品直接地以物换物,在这里是司空见惯的,连房租也是用稻米来衡量和支付的”。[25]因此,聘礼中大米的分量很重。新中国成立后,大理白族彩礼的种类没有大的改变。改革开放后,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彩礼实物结构、比例逐渐发生变化。大米在白族人心中的分量变轻了,货币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且数量扶摇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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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妆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种类增多、需求层次上升,主要是传统要件与现代家电结合。白族受祖先崇拜思想影响,沿袭严格的男子继承家产的规矩,姑娘出嫁所陪嫁妆,是娘家人对嫁出去姑娘的一次性物质馈赠。20世纪50年代白族传统的嫁妆主要是生活必需品,如行李一套、衣服两套、以玉和银为主的首饰(耳环、镯头等),箱柜一两个,以及大米和现金、鞋袜等。这些物件与男子可继承的房产、地产相比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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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制度对男女平等的重视,白族妇女逐渐走向社会,获得一定的政治经济待遇,在婚姻问题上有了自己的自主话语权。因“破四旧”、“树四新”、新事新办的政治要求,20世纪60年代大理白族嫁妆中陪嫁的大米数量减少为1—2升,这与当时粮食紧张、物质匮乏有关,同时开始出现手表、收音机。70年代大理白族嫁妆中手表、收音机、自行车等逐渐增加,而这些在当时都是属于奢侈品、稀罕物,拥有这些嫁妆的毕竟是少数,一般人家也只是压箱钱有所增多,大多数人的嫁妆还是传统的生活必需品。80年代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三转一响一咔嚓”(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录音机、照相机)成为时髦的嫁妆,压箱钱也增至2000多元。80年代后期冰箱、彩电等家电同新式的衣柜、沙发等其他家具大量出现在嫁妆中,而老式的箱柜、大米的数量明显递减。90年代又增加了摩托车和黄金首饰,2000年后增加了电脑(见附录表3.14)。至此嫁妆已经远远超越了基本生活用品的层次,开销也由原来的几百元升级到上万元。虽然改革开放前后,大理白族的嫁妆都有明显超前消费的趋势,但改革开放后升级变化明显,既是白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生活富裕的一个缩影,也是青年人小富即奢的消费观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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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迎娶中传统热闹与现代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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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娶是婚礼中最热闹、最烦琐的一项活动,是男女双方在选定的吉日内,以兴师动众的热闹方式把新娘接到男方家成亲的过程[26]。大理白族传统迎亲是打锣开道、抬高脚牌、骑马、坐花轿的,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取消。20世纪50年代白族迎亲,如果两亲家距离较近就步行,迎亲的人也就控制在十多个。[27]这样迎亲得事先准备好绳子并染成红色,把黑色粗木杠扎上两道红绳,用来抬箱抬柜。在新中国成立前,帮人抬嫁妆的都是一些乞丐,帮人迎亲敲锣打鼓的都是下等人。新中国成立后,白族迎亲都是请朋友来抬嫁妆,敲锣打鼓的都是民间艺人,收入高。如果路途较远就骑马或坐马车,马和马车也要用花草装扮一番。60—70年代大理白族迎亲的工具主要还是马车。到80年代迎亲的工具有马车、拖拉机,90年代有了摩托车、出租车后,迎亲的工具就开始升级为使用摩托车、出租轿车。随着白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拥有私家车的数量不断增加,轿车普遍成了迎亲的工具,迎娶新娘已不再为费力抬嫁妆发愁了。利用现代交通工具不仅省时省力,而且气派(见附录案例9)。虽然交通便捷,加快了迎亲的进程,但迎亲过程中的仪式基本保留,仍然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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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后白族婚礼上这些物质要件与传统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些变化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因而同其他民族婚礼的变化有共性的一面。既反映了白族个人和家庭收入水平提高,也反映出人们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求。婚姻当事人在尊重传统白族婚仪的基础上,不断地掺进城市婚仪的流行元素,显示自己融入现代化的程度,呈现出现代与传统融合的特点。以上“物世界”的变化,都反映出人“心世界”之融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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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精神礼仪的影响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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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传统婚嫁仪式在隆重而热闹的气氛中,通过烦琐的仪式充分体现了白族的人伦规范与性情的节制,为民族的共同目的和价值观念提供了基础。随着新中国成立,新制度对伦理道德的新规制,改革开放后的大众文化、商品化的冲击,使白族谈婚论嫁的一些仪式改变,其内在的文化内涵也因此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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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婚嫁仪式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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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是将群体的文化价值根植于现实生活,通过创设规制,逐渐形成群体成员共同遵守的程序、行为、场景设置,表达社会的伦理道德要求。而仪式中一些形式、要件的改变,折射出社会性别关系改变的不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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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理白族婚礼中,像“哭嫁”、“传席”、“掐新娘”、“闹席”等白族婚俗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据调查,20世纪50年代大理市经济开发区满江村委会下庄村还流行有“跨火盆”、“传席”、“掐新娘”、“闹席”等婚俗,但到60年代开始移风易俗,有的地方就不再有“掐新娘”的习俗,有的还保留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这些传统婚俗就逐渐消失了,只有大理周城镇、湾桥镇的向阳溪、中庄村、古生村、石岭村等地至今还保留着这些传统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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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新娘“哭嫁”也是白族传统的婚仪。新娘“哭嫁”的说辞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新娘社会角色变化中的心理:主要是对陌生夫家的恐惧和自身命运的担忧,毕竟包办婚姻条件下女性对丈夫及其家庭的了解极其有限。“女性处于非自主活动状态,她们的存在和发展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与自身对立,不受主体意志的支配,不以主体的本性要求为准则。女性只能放弃自己的意志,压抑自己的本性,被动地听任自身进入已规定的生活方式。”[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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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包办婚姻制度。调查发现,20世纪60—80年代大理白族还有一些“哭嫁”现象,既有父母与女儿感情深,双方都伤心的情况,但也出现“离别难过是假,要钱是真”的情况,是因为嫁妆不理想而伤心。这种情况下“哭嫁”成为女儿对娘家提出更多要求的渠道和重要方式,哭嫁者的哭诉心理已经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后哭嫁现象逐渐减少,因为交通便捷可以常常回娘家,而且女方当事人个人收入增加,可以自己增加嫁妆而不需全靠父母。随着女性有了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自主权利,对配偶的选择、对自己在未来家庭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思考。由此,尽管对娘家人有依恋,现代的交通、通信解决了与娘家人联络的难题。所以,这种大喜之日哭别的情景逐渐减少,重在临别告诫。这种改变反映了当代白族女性对自己婚姻、家庭的自信与个人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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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女性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权利意识的主张,在这个过程中,“掐新娘”、“哭嫁”习俗逐渐从民间消失,而仅仅成为白族民俗旅游的一个表演项目,也就不足为奇了。当女性拒绝采用传统婚俗话语赋予的意义时,她实际上就拒绝了传统夫权社会对她思想和行为的控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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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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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间文化是民族心理产生、发展的刺激物,也是它的主要表现形式。白族传统婚嫁仪式主要运用民族歌舞、民族语言,一方面制造热闹的氛围,另一方面实现民族文化的熏陶、展示与传承,民族道德规范的教化与实践。以这种较为含蓄、婉转的形式,将生活美、情感美、意境美、形式美和社会美融于一体,实现对人的化育和生成。随着时代的变迁,白族婚礼中场景设计的民族特色逐渐淡化,民族文化传承、伦理教化功能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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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族舞乐影响有所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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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婚礼上的歌舞表演、各种乐曲的演奏,是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传承场域。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录音机的出现及其方便携带的特点,使白族婚礼奏乐,无论是迎亲路上还是在院落中,有些地方、有些人家就不一定再请人演奏。在白族婚礼中,青年人对传统民族歌舞表演的兴趣、参与度都呈明显下降趋势,而更钟情于流行歌曲的卡拉OK。白族青年通过白族情歌对唱表达情感找对象的方式,被语言所取代,“音乐情话”所蕴含的生态美也减弱了。流行音乐作为大众文化的产物,它能够彰显时代气息、放纵激情,释放现代社会的压力,更符合年轻一代的心理、精神需求。但它缺少传统音乐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陶冶情操、节制欲念的功能。与此相伴的民族民间神话传说等,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下降。民间故事内隐的具体道德观念也难以转化为青年人的自觉行为要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白族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了增加喜庆氛围,请2—3人奏乐吹拉弹唱的情况又逐渐增多,表示“不省这点钱”。家庭条件好的人家甚至请8—10人的乐队、跳霸王鞭,民族歌舞文化的氛围再度浓厚。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传承,中年以上人群是主要的承载者。民间民族文化生长的力量仍然存在且比较顽强,但传承中出现了一定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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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婚礼场地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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