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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嫁妆彩礼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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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层面来考察，彩礼作为缔结婚姻关系过程中男方送给女方亲属的钱财或物品，[24]是白族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消费支出，其种类包括食物（猪和鸡、大米、粉丝、茶叶、红糖、酒等）、服饰、货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等几大类。彩礼反映出作为地处滇西的农耕民族，白族的生产经营方式、日常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消费水平。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对民家来说，稻米是衡量贫富的标准。用稻米和其他商品直接地以物换物，在这里是司空见惯的，连房租也是用稻米来衡量和支付的”。[25]因此，聘礼中大米的分量很重。新中国成立后，大理白族彩礼的种类没有大的改变。改革开放后，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彩礼实物结构、比例逐渐发生变化。大米在白族人心中的分量变轻了，货币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且数量扶摇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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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妆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种类增多、需求层次上升，主要是传统要件与现代家电结合。白族受祖先崇拜思想影响，沿袭严格的男子继承家产的规矩，姑娘出嫁所陪嫁妆，是娘家人对嫁出去姑娘的一次性物质馈赠。20世纪50年代白族传统的嫁妆主要是生活必需品，如行李一套、衣服两套、以玉和银为主的首饰（耳环、镯头等），箱柜一两个，以及大米和现金、鞋袜等。这些物件与男子可继承的房产、地产相比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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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制度对男女平等的重视，白族妇女逐渐走向社会，获得一定的政治经济待遇，在婚姻问题上有了自己的自主话语权。因“破四旧”、“树四新”、新事新办的政治要求，20世纪60年代大理白族嫁妆中陪嫁的大米数量减少为1—2升，这与当时粮食紧张、物质匮乏有关，同时开始出现手表、收音机。70年代大理白族嫁妆中手表、收音机、自行车等逐渐增加，而这些在当时都是属于奢侈品、稀罕物，拥有这些嫁妆的毕竟是少数，一般人家也只是压箱钱有所增多，大多数人的嫁妆还是传统的生活必需品。80年代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三转一响一咔嚓”（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录音机、照相机）成为时髦的嫁妆，压箱钱也增至2000多元。80年代后期冰箱、彩电等家电同新式的衣柜、沙发等其他家具大量出现在嫁妆中，而老式的箱柜、大米的数量明显递减。90年代又增加了摩托车和黄金首饰，2000年后增加了电脑（见附录表3.14）。至此嫁妆已经远远超越了基本生活用品的层次，开销也由原来的几百元升级到上万元。虽然改革开放前后，大理白族的嫁妆都有明显超前消费的趋势，但改革开放后升级变化明显，既是白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生活富裕的一个缩影，也是青年人小富即奢的消费观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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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迎娶中传统热闹与现代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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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娶是婚礼中最热闹、最烦琐的一项活动，是男女双方在选定的吉日内，以兴师动众的热闹方式把新娘接到男方家成亲的过程[26]。大理白族传统迎亲是打锣开道、抬高脚牌、骑马、坐花轿的，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取消。20世纪50年代白族迎亲，如果两亲家距离较近就步行，迎亲的人也就控制在十多个。[27]这样迎亲得事先准备好绳子并染成红色，把黑色粗木杠扎上两道红绳，用来抬箱抬柜。在新中国成立前，帮人抬嫁妆的都是一些乞丐，帮人迎亲敲锣打鼓的都是下等人。新中国成立后，白族迎亲都是请朋友来抬嫁妆，敲锣打鼓的都是民间艺人，收入高。如果路途较远就骑马或坐马车，马和马车也要用花草装扮一番。60—70年代大理白族迎亲的工具主要还是马车。到80年代迎亲的工具有马车、拖拉机，90年代有了摩托车、出租车后，迎亲的工具就开始升级为使用摩托车、出租轿车。随着白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拥有私家车的数量不断增加，轿车普遍成了迎亲的工具，迎娶新娘已不再为费力抬嫁妆发愁了。利用现代交通工具不仅省时省力，而且气派（见附录案例9）。虽然交通便捷，加快了迎亲的进程，但迎亲过程中的仪式基本保留，仍然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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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后白族婚礼上这些物质要件与传统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些变化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因而同其他民族婚礼的变化有共性的一面。既反映了白族个人和家庭收入水平提高，也反映出人们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求。婚姻当事人在尊重传统白族婚仪的基础上，不断地掺进城市婚仪的流行元素，显示自己融入现代化的程度，呈现出现代与传统融合的特点。以上“物世界”的变化，都反映出人“心世界”之融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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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精神礼仪的影响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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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传统婚嫁仪式在隆重而热闹的气氛中，通过烦琐的仪式充分体现了白族的人伦规范与性情的节制，为民族的共同目的和价值观念提供了基础。随着新中国成立，新制度对伦理道德的新规制，改革开放后的大众文化、商品化的冲击，使白族谈婚论嫁的一些仪式改变，其内在的文化内涵也因此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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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婚嫁仪式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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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是将群体的文化价值根植于现实生活，通过创设规制，逐渐形成群体成员共同遵守的程序、行为、场景设置，表达社会的伦理道德要求。而仪式中一些形式、要件的改变，折射出社会性别关系改变的不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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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理白族婚礼中，像“哭嫁”、“传席”、“掐新娘”、“闹席”等白族婚俗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据调查，20世纪50年代大理市经济开发区满江村委会下庄村还流行有“跨火盆”、“传席”、“掐新娘”、“闹席”等婚俗，但到60年代开始移风易俗，有的地方就不再有“掐新娘”的习俗，有的还保留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这些传统婚俗就逐渐消失了，只有大理周城镇、湾桥镇的向阳溪、中庄村、古生村、石岭村等地至今还保留着这些传统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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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新娘“哭嫁”也是白族传统的婚仪。新娘“哭嫁”的说辞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新娘社会角色变化中的心理：主要是对陌生夫家的恐惧和自身命运的担忧，毕竟包办婚姻条件下女性对丈夫及其家庭的了解极其有限。“女性处于非自主活动状态，她们的存在和发展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与自身对立，不受主体意志的支配，不以主体的本性要求为准则。女性只能放弃自己的意志，压抑自己的本性，被动地听任自身进入已规定的生活方式。”[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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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包办婚姻制度。调查发现，20世纪60—80年代大理白族还有一些“哭嫁”现象，既有父母与女儿感情深，双方都伤心的情况，但也出现“离别难过是假，要钱是真”的情况，是因为嫁妆不理想而伤心。这种情况下“哭嫁”成为女儿对娘家提出更多要求的渠道和重要方式，哭嫁者的哭诉心理已经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后哭嫁现象逐渐减少，因为交通便捷可以常常回娘家，而且女方当事人个人收入增加，可以自己增加嫁妆而不需全靠父母。随着女性有了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自主权利，对配偶的选择、对自己在未来家庭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思考。由此，尽管对娘家人有依恋，现代的交通、通信解决了与娘家人联络的难题。所以，这种大喜之日哭别的情景逐渐减少，重在临别告诫。这种改变反映了当代白族女性对自己婚姻、家庭的自信与个人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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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女性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权利意识的主张，在这个过程中，“掐新娘”、“哭嫁”习俗逐渐从民间消失，而仅仅成为白族民俗旅游的一个表演项目，也就不足为奇了。当女性拒绝采用传统婚俗话语赋予的意义时，她实际上就拒绝了传统夫权社会对她思想和行为的控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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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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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间文化是民族心理产生、发展的刺激物，也是它的主要表现形式。白族传统婚嫁仪式主要运用民族歌舞、民族语言，一方面制造热闹的氛围，另一方面实现民族文化的熏陶、展示与传承，民族道德规范的教化与实践。以这种较为含蓄、婉转的形式，将生活美、情感美、意境美、形式美和社会美融于一体，实现对人的化育和生成。随着时代的变迁，白族婚礼中场景设计的民族特色逐渐淡化，民族文化传承、伦理教化功能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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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族舞乐影响有所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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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婚礼上的歌舞表演、各种乐曲的演奏，是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传承场域。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录音机的出现及其方便携带的特点，使白族婚礼奏乐，无论是迎亲路上还是在院落中，有些地方、有些人家就不一定再请人演奏。在白族婚礼中，青年人对传统民族歌舞表演的兴趣、参与度都呈明显下降趋势，而更钟情于流行歌曲的卡拉OK。白族青年通过白族情歌对唱表达情感找对象的方式，被语言所取代，“音乐情话”所蕴含的生态美也减弱了。流行音乐作为大众文化的产物，它能够彰显时代气息、放纵激情，释放现代社会的压力，更符合年轻一代的心理、精神需求。但它缺少传统音乐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陶冶情操、节制欲念的功能。与此相伴的民族民间神话传说等，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下降。民间故事内隐的具体道德观念也难以转化为青年人的自觉行为要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白族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了增加喜庆氛围，请2—3人奏乐吹拉弹唱的情况又逐渐增多，表示“不省这点钱”。家庭条件好的人家甚至请8—10人的乐队、跳霸王鞭，民族歌舞文化的氛围再度浓厚。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传承，中年以上人群是主要的承载者。民间民族文化生长的力量仍然存在且比较顽强，但传承中出现了一定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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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婚礼场地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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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传统婚礼是在颇具民族特色的白族民居院落举行，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有道是：一切景语皆为物语。家不仅是传统社会大一统国家权力的基础，也是传统礼教建立的人伦基础。因此家也是乡村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载体，一个新的小家庭的诞生，在原有家的院落举办婚礼，一方面感受乡土社会浓郁亲切的人伦之情，另一方面也象征着要遵循原有社会的道德秩序。同时白族院落不单纯是人身体的栖息地，也是心灵净化的殿堂。白族民居是白族人民富有精美艺术鉴赏力、创造力的表现。无论在民居的任何角落歇息，都能欣赏到极具白族文化特色的精心设计与装饰。这种生活的艺术化、艺术的生活化时刻熏染着其间的白族群众，使人摆脱生活琐事与人生愁苦的纷扰，感受丰富的艺术世界的美好和生命的充盈，孕育新生命的同时孕育了勃勃生机的民族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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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在大理州喜洲镇、周城镇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开始把婚礼选择在酒店举行。这一是为满足心理需求。由于城乡差别较大，在乡村人们生活的目标就是希望像城里人一样生活，所以有条件就想上酒店办婚礼。二是可以省事省心。操办传统白族婚礼，往往需要提前半年准备，还要请人帮忙，既操心又劳累，也并不能节省多少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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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功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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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传统婚俗的基本功能，是婚俗能够满足人类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等现实和潜在需求的属性，是白族传统婚俗存在的主要理由。新中国成立后，有的仪式虽然未变，但内涵却已经有新意，功能发生了改变。一些表面看起来的裂变，仍然具有深层的延续性。在现实生活中，传统婚俗仪式的功能在不断更新，但传统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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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统婚俗功能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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