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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白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视对白族社会的影响已经到了“全方位”、“全天候”的程度，已经成为白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电视的视觉化使白族青少年逐渐告别了口头文学所产生的想象力，回到感性并单纯追求视觉的冲击；古典的趣味、细腻而静穆的情感成为过去；音乐也远离了民族传统的韵味，对生活的感性享受超过了对生活的理性判断，在美的消费狂热中迷失了自己。现代传媒带有强迫性地引导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左右着审美文化的方向，引导着艺术的潮流，本身也造成了一种民俗。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包括消费主义进来以后，对青年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非常大，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诱使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风气蔓延。青少年成为现代媒体的主要受众，在此过程中逐渐了解到西方有关两性及婚俗方面的习俗，在追随现代化的潮流中逐步动摇着传统权威的地位，西方的婚恋观、审美观也逐渐向民间婚俗文化渗透，所以性不再神秘，无须再用民族语言的谐音来含蓄表达，与之相关的民族婚仪也就不再保留；能够体现时尚、身体自然美的白色婚纱也就可以进入白族婚俗。同时随着社会宽容度增大，西方文化的扩散，婚前性关系出现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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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传媒的渗透和信息流动的加剧，形成了人们多元化的观念和多样化的选择。媒介带给人们更多外部世界的信息，也在塑造着白族青年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价值选择。在不同民族共享同样文化的情况下，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引领作用十分重要。但问题在于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思想领域、精神领域、道德领域，尤其是价值观的领域，存在一手软的状况，没有紧紧跟上时代发展变化提出的要求。一些电视节目的制作存在一定庸俗化、低俗化、娱乐化、功利化倾向，普及科学知识的功能欠缺。一些媒体往往以财色论英雄——以经济领域的富豪、娱乐圈的美女、明星的私生活吸引眼球。不断变换各种物质享受品位的广告无孔不入，从衣食起居到人际交往，从生活方式到语言表达，从价值到审美，无时无刻不浸染着当下民族地区大众的身心。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是民族传统文化和村规民约对民族地区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影响力开始减弱，民族传统婚俗对行为规范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另一方面是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在农村基层表现不充分。基层干部的选拔更看重经济发展能力、赚钱能手，党员干部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能力和水平、党组织的影响力，与现实发展要求有一定差距。加上各种社会问题的存在，正面宣传对青年人的感召力不足。出现了一些人的理想信念弱化、道德滑坡、人情淡漠，包括诚信意识的降低，尤其是价值观的模糊、混乱，是非荣辱、伦理指向开始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低俗闹婚是现实道德建设的缩影。如果任由这种错误思潮发展下去，人们的思想境界、价值观都会受到影响。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前提下，如何真正实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已经成为一个不能回避也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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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性别文化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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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白族传统文化中法制意识不足，现实中法治建设相对滞后，法制宣传对基层民众的影响有限。受文化滞后观念和传统文化力量的牵制，传统性别文化依旧在延续，毕竟婚姻生活这一私人领域是传统文化积淀最深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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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拥有两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男优女劣的社会性别等级观念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根深蒂固。虽然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妇女受压迫、受歧视的阶级根源，为男女平等的实现提供了充分的有利条件。但由于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普遍实现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和家务劳动社会化，还无法真正实现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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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历史发展的惯性影响，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风俗习惯在社会性别意识的塑造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和评价，性别观念在不同社会制度中也能得到传递和巩固。白族女性在历史上由于文化素质偏低，造成依赖性强、缺乏自信等弱点，也影响了传统社会性别意识的改变。因此当社会或家庭需要女性牺牲自己的利益时，白族妇女大多数也总是习惯于去承担生活的重负。在择偶中有意无意地将自己放在弱者的地位，在置办嫁妆中也难以摆脱物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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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流话语在倡导男女平等的过程中，对现实中的男女不平等的规制还有所不足，国民的社会性别意识还比较淡薄，对妇女权益的尊重和关注还有一定距离，等等，诸多因素导致社会性别歧视依然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指出的，性别关系也和人的其他关系一样，受制于客观历史，如果生产方式、生产力等物质条件还未改变，性别关系就不可能改变。“妇女受压迫并不是个人蓄意行动的结果，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42]要实现性别和谐、平等，不仅要铲除造成女性依附地位的经济根源、制度根源，还必须根除女性依赖心理的文化根源。这说明，植根于人们内心深处的社会风俗、传统文化，在一定阶段确实是难以更改的集体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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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有目共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白族人民享受到从所未有的丰富文化成果。同时白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也面临三重困境：来自学校教育对民间民族信仰的解构，对乡土知识体系传播重视不够；大众文化的强劲冲击；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实用性原则，致使白族青年对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认同明显下降，其价值引导、道德教化的作用明显减弱。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在求同存异中实现共同发展，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和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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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社会变迁是白族婚俗文化变化的基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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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发展变化，取决于它的社会生产、分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程度。改革开放以来，大理白族自治州社会结构发生历史性变迁，反映了民族发展变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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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结构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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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是指民族地区社会构成的各种要素及其之间的稳固联系，表现为社会生产结构，以及由生产结构所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资源分布结构。社会生产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社会资源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主要内容。社会生产结构是由生产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所结成的极其复杂的结构，是社会结构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社会生产结构决定了社会阶层结构，进而决定社会资源分布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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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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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必然会影响到作为生产者个人的观念。就生产方式而言，在大理白族农村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大部分农业主要沿用传统的手工劳动耕作方式。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没有改变，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和社会习俗也就得以保存。因此以家庭为根、以农业为本、以孝为立国之策的传统婚俗文化，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生产结构仍然有较为稳固的生存土壤。直至2000年，白族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仍占总数的79.3％，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64.4％近15个百分点，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欠发达民族。从附录表4.4对比1982年和2000年的产业人员比重，我们可以看到白族第二产业比例明显高于同期的彝族、傣族、哈尼族4个百分点以上，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比例有明显增加，与彝族、傣族、哈尼族相比，高出4个百分点，但与汉族、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不容乐观。从白族的产业结构历史变化可以看出，社会生产结构的历史性变迁正在进行，因而在广大的白族乡村社会，家族结构开始逐渐丧失曾有过的文化含义（比如家规、祖训）和良性循环的特点，利益取向也开始日益货币化，家庭越来越小，家族之间的联系逐渐开始淡化。总而言之，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赖以生存的基本社会生产结构开始变化，但目前传统文化的生长根基并未出现大的变化，大理白族仍然是一个以传统农业耕作为主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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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级阶层结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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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层结构反映的是由社会生产结构决定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关系。是社会结构的核心内容，对社会要素的组合具有深刻影响。改革开放前，与全国一样，民族地区着重于从政治身份角度对阶级进行划分。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双重推动下，民族地区的社会进入了一个阶层分化期。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逐步形成了具有不同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不同利益要求的多层次社会群体，原来的农民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阶层内部已分化形成了种植业劳动者、林牧渔业劳动者、农业经理人员、乡镇企业工人、外出打工农民、农村知识分子、农村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兴阶层，如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城乡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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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2000年中国各民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表（附录表4.6），可以看出白族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比重，高于同期彝族、傣族、哈尼族，在1％以上，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同时拥有的专业技术人员较多，因此就业人员中干部的比例也较高。普查中的“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就是这些非“单位负责人”但属于“干部系列”的职工。这一职业人数所占的比例，白族高于同期彝族、傣族、哈尼族所占的比重，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个百分点，大致说明白族参与社会各项事业和管理工作的程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可见白族在掌握社会资源方面仍低于全国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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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在从事商业和服务业活动方面，第三产业还是很不发达的，在2000年白族的这一职业比例低于全国近4个百分点。而农业劳动者比例高出全国同期平均水平近15个百分点，这进一步说明在白族农业行业中从事活动的绝大多数是普通农民，只有极少的技术人员或其他服务性人员。白族绝大多数地区的农业仍然采用传统的耕作方式，依靠人力畜力和少量机械，在经营规模上仍是各农户耕作自家小面积承包地，农业生产与现代化农业还有较大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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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白族的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这一职业比例为6.85％，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8％。相反，白族农业职业劳动者比例较高，农业行业就业者的比例也很高。这一比例说明，目前白族基本上尚未进入工业化行列。从现代化的标准来看，大多数白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大致还处于初级阶段。而在专业技术人员、干部、商业人员、服务业人员、工人这几个“非农业职业”的比例很低，农业与非农业职业之间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行业结构和职业结构交叉起来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白族的社会与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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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分化与重组，直接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旧的利益格局，取而代之以一种利益群体多元化、利益需求多样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矛盾明显化的新的利益格局。这种多样化带来了农民群体内部的分化，从笔者所调查的结婚当事人的收入状况中也不难发现这种变化。2000年后结婚当事人的收入，在500—10000元区间，收入相差最大达10倍以上。收入水平、利益诉求的分化，表现在传统婚俗各个环节上的开销，差别也日益明显。因此在缔结婚姻的过程中，利益矛盾、冲突也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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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结构功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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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改革开放以来，白族农村虽然有不少家庭仍具有生产功能，但大多数家庭生产已很难满足家庭的全部需要。随着外出打工人数的增加以及打工资金的累积，白族农民的收入也逐渐依赖于其他的行业，家庭生产功能逐渐减弱。家庭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一是家庭代际关系简化。一般家庭结构是“4－2－2型”，主要是两代或三代共处，四代同堂逐渐减少。随着家庭规模的逐渐缩小，核心家庭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夫妻关系在家庭关系中的地位上升，女性在家庭婚姻中的地位和自主权明显提高。与之相联系，白族传统的生育愿望开始逐渐降低，家庭的生育职能也开始减弱。女性在婚姻中意识到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女性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配偶，逐步摆脱了父母之命的直接束缚，尽管判断的标准和评价的基础存在着种种问题。在生育、对子女的教育与抚养问题以及家政方面，夫妻双方享有平等的发言权，这是与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实际地位的提高和得到尊重的自我发展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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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代际平等日益明显。传统由父母承担的教育任务，现在主要由学校承担，年轻一代从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等各级各类学校获得的科学文化和生活生产技能以及社会适应力和文化资源普遍超过父辈，改变了传统社会的前喻教育模式，来自于长辈的扶佑与资助逐渐减少，婚姻的自主性明显增强。总之，随着人的身份、生存方式的转变，传统婚姻习俗存在并发挥作用的环境改变，促使婚姻目的、婚姻期待等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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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白族家庭以“联合大家庭”为主，具有亲缘关系的家族成员共同居住在一起。当父母将兄弟的婚事操办之后，就开始分家。分家主要是对房屋、田地这些不动产的使用权限进行规定，在生活上分居分炊。在分家的过程中，父母也将自己今后的归宿进行安排，要么是父跟兄、母随弟，或者跟小儿子一块生活，两位老人也将自己的那份财产带到负责赡养自己的儿子家里。在白族传统社会，家庭养老是主要的养老模式。随着家庭结构缩小，父母分居分炊，使成年子女开始感到来自赡养老人的压力。一部分尚未丧失劳动力的老人，不愿增加儿子的负担，通常居住在自己的老房子里，通过做力所能及的活计，如靠养殖业、手工制作竹器业、擀香、编麦秆等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大部分仍然自食其力。在笔者走访调查过程中，老人大都是边擀香边聊天（见附录图1.1左图）。子女主要在精神慰藉和日常照料方面发挥作用。同时老人也能得到来自其他亲属、邻居及村社组织不同程度的关照。其间当子女遇到经济方面的困难时，老人也会给予子女一定的帮助与支持，如帮助照看孙儿、孙女，便于子女外出打工。在传统白族村落，养儿防老的婚姻家庭观依然存在，对年轻人赡养老人的群体监督、谴责作用也依然保留。因此，白族婚俗对子女敬老孝老的教育和制约仍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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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开放环境与民族文化的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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