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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分化与重组，直接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旧的利益格局，取而代之以一种利益群体多元化、利益需求多样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矛盾明显化的新的利益格局。这种多样化带来了农民群体内部的分化，从笔者所调查的结婚当事人的收入状况中也不难发现这种变化。2000年后结婚当事人的收入，在500—10000元区间，收入相差最大达10倍以上。收入水平、利益诉求的分化，表现在传统婚俗各个环节上的开销，差别也日益明显。因此在缔结婚姻的过程中，利益矛盾、冲突也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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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结构功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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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改革开放以来，白族农村虽然有不少家庭仍具有生产功能，但大多数家庭生产已很难满足家庭的全部需要。随着外出打工人数的增加以及打工资金的累积，白族农民的收入也逐渐依赖于其他的行业，家庭生产功能逐渐减弱。家庭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一是家庭代际关系简化。一般家庭结构是“4－2－2型”，主要是两代或三代共处，四代同堂逐渐减少。随着家庭规模的逐渐缩小，核心家庭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夫妻关系在家庭关系中的地位上升，女性在家庭婚姻中的地位和自主权明显提高。与之相联系，白族传统的生育愿望开始逐渐降低，家庭的生育职能也开始减弱。女性在婚姻中意识到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女性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配偶，逐步摆脱了父母之命的直接束缚，尽管判断的标准和评价的基础存在着种种问题。在生育、对子女的教育与抚养问题以及家政方面，夫妻双方享有平等的发言权，这是与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实际地位的提高和得到尊重的自我发展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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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代际平等日益明显。传统由父母承担的教育任务，现在主要由学校承担，年轻一代从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等各级各类学校获得的科学文化和生活生产技能以及社会适应力和文化资源普遍超过父辈，改变了传统社会的前喻教育模式，来自于长辈的扶佑与资助逐渐减少，婚姻的自主性明显增强。总之，随着人的身份、生存方式的转变，传统婚姻习俗存在并发挥作用的环境改变，促使婚姻目的、婚姻期待等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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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白族家庭以“联合大家庭”为主，具有亲缘关系的家族成员共同居住在一起。当父母将兄弟的婚事操办之后，就开始分家。分家主要是对房屋、田地这些不动产的使用权限进行规定，在生活上分居分炊。在分家的过程中，父母也将自己今后的归宿进行安排，要么是父跟兄、母随弟，或者跟小儿子一块生活，两位老人也将自己的那份财产带到负责赡养自己的儿子家里。在白族传统社会，家庭养老是主要的养老模式。随着家庭结构缩小，父母分居分炊，使成年子女开始感到来自赡养老人的压力。一部分尚未丧失劳动力的老人，不愿增加儿子的负担，通常居住在自己的老房子里，通过做力所能及的活计，如靠养殖业、手工制作竹器业、擀香、编麦秆等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大部分仍然自食其力。在笔者走访调查过程中，老人大都是边擀香边聊天（见附录图1.1左图）。子女主要在精神慰藉和日常照料方面发挥作用。同时老人也能得到来自其他亲属、邻居及村社组织不同程度的关照。其间当子女遇到经济方面的困难时，老人也会给予子女一定的帮助与支持，如帮助照看孙儿、孙女，便于子女外出打工。在传统白族村落，养儿防老的婚姻家庭观依然存在，对年轻人赡养老人的群体监督、谴责作用也依然保留。因此，白族婚俗对子女敬老孝老的教育和制约仍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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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开放环境与民族文化的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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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白族社会交往的变迁是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现代化改造的微观反映，其变迁的状况导致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变迁。个体生存环境由封闭走向开放，职业和生存手段多样并且竞争性增强。这些都导致白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复杂性增强，信任的基础由伦理义务、情感逐渐开始重视制度契约，人际交往既有传统的继承，又有新因素的变迁，人们的社会行为也开始增添功利性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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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融合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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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是指一个地区、民族或国度与外地、异族、外邦发生文化互动、人员交往，在工具器物、生活方式、社会组织乃至价值层面的沟通与交流，呈现各种资源交换较为顺利、流畅的局面。[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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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外开放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大理白族自治州成为对外交流的窗口之一。1984年7月，大理州发布《向国内开放公告》，欢迎国内企业和个人来投资开发或进行经济技术协作。同年2月，大理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乙类城市，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大理市首次设省级大理经济开放区、大理旅游度假区两区，对外开放。1988年10月，继大理市之后，又有洱源、宾川、剑川、巍山等4个县列为对外开放地区。在此期间，大理州同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和省内16个地方建立起协作关系。到2000年全州12个县市全部实现对外开放。“九五”计划期间，全州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2001—2005年的“十五”计划期间，改革开放取得了明显效果，累计完成进出口总额14581万美元，增长5.34倍。[44]交流互动是民族发展的推动力，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技术、人员、资本和经济的更广范围的流动，使大理州的经济文化社会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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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方位的开放态势下，全国各地乃至全球范围的人到大理观光旅游、经贸交流，带来的外界信息，通过多种渠道打破往日的封闭向民间渗透，不断形成思想和观念的冲击波。随着大理白族与其他民族间交往的发展，促进了白族民众双语的学习和使用。这种变化直接反映在婚俗中采用民族语言的谐音，反映民族心理的婚俗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弱化。在共同的经济生活中，各民族间接触日益频繁，对原来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也因彼此之间的交往而增进了对民族习惯的差异性了解，民族间的心理障碍逐渐消除，相互包容性和接纳程度日益增强，相互之间缔结婚姻的可能性也日趋增强，也促使民族婚俗的程序简约化。伴随着白族生产方式、就业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一方面个人在婚姻生活中的自由度和独立性不断增大，男女平等意识不断增强，法律逐渐成为人们心理上和观念上判断事物的最主要尺度；另一方面，随着物质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也带来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变化。白族传统习俗对现实婚姻的影响逐渐减弱，其内在的伦理道德约束力也逐渐松弛，而一些陈规陋习开始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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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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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大理州开始将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进行重点开发，将旅游作为现代商品机制注入传统文化的机体，实现民族旅游文化的商品化。1982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大理市正式对外开放，大理市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苍山洱海风景区被列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1983年大理州列为旅游开放地区，到2005年12月底，全州已有旅游接待饭店119家，旅行社27家，文化旅游经营单位12家，星级饭店餐位已达2万个，形成“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配套齐备的旅游格局，基本满足了到大理旅游的游客的需要。大理的旅游经济也随着国内外游客到大理观光旅游逐年增加而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旅游经济已成为大理州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第三产业的龙头产业，直接带动了农副产品的加工销售、餐饮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的经济收入；[45]盘活了当地的民族文化资源，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加速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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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在购买、消费商品化的民族传统文化产品时，附着在民族文化旅游商品内的白族历史、审美观念也逐渐得到各民族的认知，使白族传统文化再度获得展示自身魅力、生存发展的舞台。旅游导致民族文化的商品化和民族旅游地商业化，给白族群众带来浓烈的现代商品经济意识，促进当地民族经济的商业化；同时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也因此促使白族民众再度重新审视包括婚俗在内的民族文化的价值与内涵，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化提供了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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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的开放性，生产方式的多样性，物质生活方式的多元化，都促使白族不断调整其生产经营模式，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大理州的民族传统工业历史悠久，历代手工业者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精湛的技艺，创造了一大批具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手工业品，大理石工艺品、木雕家具、扎染、民族首饰、大理草编、羽毛画、美术蜡烛等具有民间特色的传统工艺、美观实用的工艺品受到追捧。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者收藏和购买民族手工艺品成为新的需求。为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剑川县走“公司＋农户”的集约化经营的路子，全县木雕木器生产企业11家，个体经营户1500多户，2004年全县木器木雕产值达3000多万元。[46]大理市周城扎染厂、巍山县民族织染厂、大理市民间扎染厂等，从事扎花的妇女有数万人，为农村的富余人员提供了施展特长的舞台。鹤庆县新华村是国家文化部命名的“中国民间工艺之乡”和“中国民俗文化村”；该村加工金、银、铜民族手工艺品的历史有1200多年。改革开放后，鹤庆县以新华村为主，新华、秀邑、母屯、板桥、罗伟邑等村的民族手工艺品加工已形成一大产业。共有加工户1000多户，家庭从业人员2500多人，产品销售收入1亿元，加工户实现利润4000多万元。[47]在实践的磨砺和积累过程中，民族经济、文化、思维结构不断重建和发展。这些变化促使白族从心理结构到风俗习惯发生一系列改变，既带来了白族民居一度的盲目模仿和追随，也带来了民族文化资源保护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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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游业的带动下，白族服饰以及传统民族工艺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和商业资源得到开发。大理扎染产业在商业上的成功，不能否认其影响力的扩大，但是并不意味着白族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对白族文化的消费还停留在表面的形式，在繁荣的商业化背景下，白族传统文化逐渐游离于民族社会生活之外，带有与民族实际生活脱离的倾向，白族文化的传承变得更为复杂和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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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白族社会经历前所未有的、从封闭走向全方位开放，不同类型文化在空间流动、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文化之间的空间距离缩短，文化传播的影响明显增强。白族延续千百年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行为习惯逐渐被多元异质文化打破，并产生叠加效应，为白族传统婚俗文化与商业化、多样个性的整合积蓄力量，这是当代白族对传统婚俗文化重新理解、选择、建构的过程，也是白族传统婚俗文化变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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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大理白族传统婚姻习俗的嬗变，归根到底是因为婚姻当事人这一婚俗主体的时空变化：随着白族社会变革、进步和发展，随着婚姻当事人生存空间、生活空间、发展空间的拓展和转换，视野和见识随着现代科技的力量不断延伸，白族婚俗随着婚姻当事人的认知水平的提升而更新。因为婚俗是一种对婚姻意义的表达，这种表达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人们会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诠释。大理白族婚俗在传统中衍生、在继承中发展，变化是一种历史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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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龙先琼：《关于民族发展问题的几点理论思考》，《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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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民俗理论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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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理白族自治州概况》，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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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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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炳镐：《论民族发展的诸条件、环境》，《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年第4期，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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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谭琳：《先进性别文化的构建》，《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25—3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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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承敏：《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年第1期，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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