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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婚俗文化变迁对民族文化发展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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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在改变原有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在逐渐改变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审美偏好、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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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婚俗现代生活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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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白族发展史，在民族文化交流中，白族文化植根于本土并不断吸收人类文明精华，弥补不足，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个性，这既是白族历经艰难、生生不息之本，也是实现民族快捷发展之路。白族婚俗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中颇具典型性、代表性的部分，不断吸收社会主义社会主导价值观，去除一些不合时宜的婚仪，增加现代婚礼的仪式，从而不断更新婚姻价值观。社会主导的法律婚姻要求作为一项重要程序契入白族民间生活，婚姻登记成为新民俗；男女平等的要求由于有主流社会的舆论支撑，使白族女性及家庭受尊重的要求在婚俗中得到不断张扬；20世纪50年代以后白族旅游结婚、新事新办的现象屡见不鲜，虽然不同时期旅游结婚的旅程远近不同、新事新办的形式及自愿程度有所差异，但总体上晚婚优育成为新时尚，婚事去繁就简的观念对白族婚礼的变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伴随现代商业社会的到来，中西交汇的时尚文化逐渐通过白族青年吸纳到白族传统婚礼中，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虽然新人身着西式礼服、乘坐小轿车却依然遵循传统婚仪；虽然家居布置的流行元素不断增多，但传统的安床、压床仪式依旧进行；虽然白族建筑已吸收现代居室设计理念，但新房的位置依然延续“自己民族的伦理逻辑加以安排”[5]。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指出的，文化变迁中各部分的变迁并非同速的。一般物质文化先于非物质文化发生变迁。非物质文化的变迁中，制度首先变迁，或变迁速度较快；其次是风俗、民德变迁；最后才是价值观念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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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青年男女进入结婚年龄时，他们的择偶行为就要符合民族的婚俗习惯。如历史上白族就有“同姓不婚”或“同宗不婚”的禁忌。在婚姻缔结过程中，适龄青年通过对象的选择、确定，逐渐了解和认识本民族婚姻制度中的各种婚俗禁忌并择善避害地加以遵循，以保证婚姻行为符合本民族的传统礼俗，以免受惩罚。这就使民族的生存发展智慧得以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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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白族婚俗在现代的变迁中存在物质层面、经济层面的趋同，在一定时期、人生发展的一定阶段，会遮蔽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它一方面表明，白族群众对包括新知识、新技能、新观念等新事物的渴望，也表明民族地区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共享着现代科技、丰富物质的文明成果，极大地开阔了民族群众的视野。这既是民族地区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的表现，也为民族地区进一步追赶、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手段和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流行的时尚逐渐成为白族地区青年模仿和追求的模本，从新人的发式、服装到新居的陈设品逐渐改变，白族婚俗的一些形式和内容逐渐被视为“老土”、“落伍”。民族文化交往既促进了审美文化的发展和普及，同时也逐渐消解着民族性审美文化；本主崇拜的民族信仰对年轻人的行为和价值影响也在减弱，婚礼中传统的民族娱乐方式虽然仍在延续，但青年人更热衷于过悠闲中带有一定刺激的活动，逐渐疏远了优美的智趣活动。“损失的不仅是文化，更重要的是观念的损失。文化是靠积淀而厚重，历史是靠时间而悠远”[6]，这既可能促进民族文化的危机感从而加快民族文化的创新，也可能失掉民族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因为独特的民俗文化是巩固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民族认同的重要元素，只有通过有形的外在民俗文化的存续，才能强化民族认同感，树立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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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城市化的浪潮下，白族的青年人通过各种途径，不断融入社会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在现代产业中就业和发展，以分享现代文明成果，随着社会的进步得到同步的发展。这是时代的要求、民族发展的召唤。当现代技术手段吸引力加强时，附着在物质技术上的价值观念也会随之发生影响，使民族地区的青年更倾心于西方文化、西方文明。这种情况的出现不能因噎废食，民族文化需要不断吸收和引进其他文明来得到充实、提升，应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展现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来有效影响青年一代。兴趣是影响人选择、接纳和融合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7]所以要根本改变的是我们的舆论媒体、教育者如何创新文化传承体系，如何在传统民族婚俗这个重要的文化传承场中充分展示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在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过程中，需要对世代传承的婚俗文化进行梳理和调适，进一步增强白族传统婚俗文化中的进取性和现代社会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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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婚俗礼治的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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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婚俗将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生活化、仪式化，通过对婚姻当事人的近乎刁难和戏弄，挑战和考验新人的忍耐极限，以培养个体解决家庭、社会各种复杂矛盾关系需要的和谐素质和人格，且内隐着家庭礼仪、社会礼仪文化的教育，使新人在即将开始的婚姻家庭生活中不断矫治、整理和打造人性，按照民族已延续千年的生活经验、准则和价值观，承接家庭内外应有的秩序，体现社会主导的人伦关系、伦理价值。因此，传统白族社会的治理方式主要是通过教化、礼治维持秩序，而婚礼又往往被看作礼治社会的缘起，草根社会就是通过一遍遍繁文缛节的礼仪对民间社会进行管理和控制，以低投入、低成本得到相对较高的制度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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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礼仪本身某种程度的繁文缛节是难免的，必要的程序一旦简化，就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而城市化进程中仪式的精简，使参与仪式的双方因缺少互动中必要的依托，而对仪式及其文化意义缺少愉悦接受的心境。这种变化使白族婚俗对民族成员进行文化整合时遇到一定的困难，加上缺乏对传统仪式的创造性转化，白族原有的伦理道德约束出现一定程度的松弛，一些不利于民族发展的情况就出现了：婚嫁中的相互攀比使消费的目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实际生存需要的满足，而是为了被现代文明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即使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无法达到实际的高消费水平，也要极力追求或模仿高消费群体的生活方式；白族父母为子女倾其所有办婚事，父母节衣缩食、整日辛苦操劳，而有些子女孝心减退，成家后心安理得地坐享其成、游手好闲、不思进取；夫妻之间互敬互谅、互爱互助的和谐关系是家庭和谐的核心，一些夫妻之间由于沟通不足、宽容无度、摩擦不断。有的甚至情感轴心偏离，视婚姻如儿戏，动则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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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场地从民居院落转移到酒店，并非简单的场地位移，影响较大。一是婚礼中，富有民族特色的白族民居文化的美育欣赏与熏陶影响力减弱，没有了家、院特有的“味道”。同时婚宴上客人感受不到主人“家”的气息与品位，体会不到白族家庭文化传递过程中的温馨，也失去了在村落中举行婚宴独有的情感联络载体。二是仪式的商业化运作，使民间自我组织的纽带加速松弛。如前所述，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团结互助使民族成员同舟共济、克服各种困难而生存繁衍。随着经济条件的宽裕，由酒店承办婚礼，在主办者轻松享受商业化带来的极大便利的同时，民族群众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表现的机会和舞台受到挤压，乡村社会浓烈的人情关系逐渐冷淡，利益关联的纽带逐渐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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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闹婚中出现的恶搞行为，如果通过婚礼这个平台得到默许，既使亲友尴尬，也破坏了和谐的人际关系，也会败坏社会风气，并在一定程度上埋下恶性事件发生的隐患。受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共同的物质旨趣，倾向于低级的、腐化堕落的事物，有碍于社会进步和个人身心健康。而对精神意识倾向指向于高级的、高尚的兴趣，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尽管当地已经采取劝说方式进行引导，使公共场所庸俗闹婚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但这个问题的出现，说明当白族人民开始步入小康、闹洞房已不再是性启蒙教育的唯一途径时，道德文化传承仍需下大力气常抓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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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传统伦理道德约束力松弛、法律意识尚未完全确立时，利益最大化的市场法则和不断扩展的大众传媒动摇了白族社会的乡土秩序，很容易出现信仰迷失、道德滑坡、社会风气下滑，最终导致社会关系发生紊乱。一个民族，如果不再尊重和践行诚实可信、正直公平的美德，穷奢极欲地将荣辱、秩序、美德和孝顺当成过时的东西加以摒弃的话，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挽救的价值。因此，当建立在传统农业文明时代的传统伦理遭遇现代文明的冲突时，需要对民族传统文化模式进行结构改造和功能更新，使之能够对民族行为规范进行有效整合，从而推动民族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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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族文化传承的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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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传承是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每个民族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以其文化的独特性而存在。56个民族56朵花，构成中华文化大花园争奇斗艳、相得益彰、满园春色的生命力和吸引力。独特、不可复制的多元民族文化，既有利于适应有限的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也可塑造具有不同民族个性的青年品格和素养，也是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宝贵资源和深厚土壤，是民族文化产品具有独特魅力和市场竞争力、经济开发价值的原因之所在。然而今天青年一代对民族婚俗的认知和服从程度不尽相同，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去了解其根由和含义，“传”与“承”之间缺少应有的对接、契合，出现了一定的断档。正是由于对生活中、身边的民族文化的传承漠然，不能使民族民间生活中的象征符号融入文化产品中。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已缺少本民族原生态文化元素的支撑，缺乏独特的个性和创意，难以打动人心，缺乏感召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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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不是被动消极的存在，在历史的沧桑演变中，传统依然顽强地通过生活积淀发生影响。年轻人在被动地听从、服从传统白族婚俗的礼仪和安排过程中，一次次经历这种带有民族特点的人生仪式，本身就是一次次民俗的展演、学习、获得、延续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白族婚俗的意义之所在。因为“仪式作为象征性的行为与活动，不仅是表达性的，而且是建构性的；它不仅可以展示观念的心智的内在逻辑，也可以是展现和建构权威的权力技术”。[8]毕竟习俗往往是“相沿成习，相然成风”的。白族婚礼仪式的举行，通过被赋予稳定民俗含义、有特定象征性的行为和群体所认同的文化符号，不断地向人们传达民族的性格、情感、价值观、理想，达到心灵的沟通，既能让白族青年感受到本民族对未来生活期待的积极人生态度，又能唤起民族群体的历史记忆和情绪感受，从而鼓舞自身文化的生存，产生民族的凝聚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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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仍然被白族民众实践着的民间婚俗中，表达着白族作为一个群体的独特性。当笔者问及白族婚俗“与汉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时，当地的民族学者都会罗列种种，而白族群众回答大多都是“都一样呗，能有啥不同？”也有一些人回答“说不上什么”、“好像没有嘛”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白族民众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近似熟视无睹的“集体无意识”，或许这就是民族风俗“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特性使然，也或许是城市化取向使历来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白族民众忽略了自身一些传统民族文化的独特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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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婚俗文化变迁与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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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在带给民族地区人们物质享受和便利、平等自由观念的同时，也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简单性，个体分化、利益冲突日益明显，使乡村在传统的宁静、和谐中悄悄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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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口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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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律渗透到婚姻生活，一是使婚姻双方的利益有了切实的法律保障，尤其是为妇女权益保护提供了安全阀；二是通过国家强制力使白族婚龄逐渐后移，对于反对早婚、提倡晚婚优育、有效控制人口有积极的作用。随着国家法定婚龄要求的提高，客观上延缓了大理白族结婚的年龄，大大推迟了人口出生时间，减少了人口增长的总量，如2008年末大理州户籍总人口为347.4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79万人；人口出生率为9.9‰，死亡率为5.71‰，自然增长率为4.19‰，[10]从而实现人口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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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白族婚嫁成本上升，养儿子就意味着必须有房、有车，这种沉重的经济负担使一些白族家庭生了一个男孩就不敢再生二胎，愿意要女孩。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由于实际利益的改变而发生前所未有的动摇，变成了“重男亲女”，有利于两性出生比例逐渐趋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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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婚圈出现缩小的趋势，亲上加亲，不仅加重了人际关系中的矛盾，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妇女的生育观念和人口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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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人口流动性的日益增强，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交往频率逐渐攀升，性自由观念导致性安全问题的出现，传染性疾病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直接影响人口安全。然而，订婚作为一种建立身份关系的民间合约，不仅涉及当事人的财产利益，也涉及当事人的人身利益。订婚后的男女近似夫妻，但因没有法律支持，只能靠道德、感情维系，双方关系的支撑比较脆弱、风险较大。而恋爱关系一旦难以维系，发生婚前性关系因缺乏法律认可，难以追究双方的道德承诺与现实责任。性别上的生理差异往往使女性比较被动，需独自面对未来婚姻的道德谴责，难以要求未来对象的忠诚。不仅婚姻稳定的风险系数增大，而且使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降低，对男性的依从度增加（见附录三个案5）。在非婚同居的社会事实之中存在着关系的维护机制的脆弱性，在减少了相互责任和束缚的同时，关系的稳定性也随之降低，然而大多数人是渴望拥有稳定而有安全感的伴侣的。这在青少年群体中尤为危险，从健康的角度看，如艾滋病等疾病的蔓延，不能不说和性观念的解放及其实践有着莫大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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