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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层面来考察，白族彩礼仍是加强人际关系的媒介。男方通过送彩礼，取得女方亲属和社区的认可，并在男方居住社区和女方居住社区之间建立起比较广泛的联系，使男女双方缔结的婚姻关系能够获得亲友和社会的普遍承认。彩礼在数量和种类上的差异往往是分辨贫富社会分层的显著标志。同时彩礼与一般的赠予不同，并非男方主观意愿、无条件的行为，而是以女性愿与其结婚为代价，人与物的这种交换关系在观念上始终没有改变。因此，彩礼本身对女性带来的性别歧视、地位贬值及人格损失问题并未从深层领域改变，只不过被自由恋爱等因素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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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婚习俗的保留，随着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趋势，人口流动性增加，订婚后不确定性也在攀升。而一旦发生悔婚，信守婚约一方不仅婚姻期待落空，受到的精神损害也得不到补偿，而且会影响后来的婚姻生活。违约一方不仅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且随着乡村社会的碎片化、阶层分化明显，所受到的道德谴责也日趋弱化，无过错方也无法请求财产和非财产上的赔偿。在此过程中，往往女方的利益会受到严重损害（如附录个案5）。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悔婚纠纷，由于缺少法律事前的指引和事后的调整，更易引发矛盾甚至产生恶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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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传统的家产传男不传女的习俗依然保留，嫁妆就是娘家人一次性的财产给付。现代白族婚俗中，嫁妆的不断升级，是娘家人以自己的努力尽量缩小“子”与“女”的社会性别待遇差异，但传统的性别差别观念依然存在。民间习俗的期望增长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确认。毕竟男性继承的不动产在婚后仍有增值的可能，而嫁妆几乎不可能增值、折旧却很快。因此，即使双方父母对新家庭的“投资”数（嫁妆与聘礼）相当，男女双方的婚前财产仍无法相提并论。如果离婚，女方的婚前个人财产已基本消耗完，而男方的婚前财产——住房则可能完好无损甚至升值，也就意味着离婚将使女性丧失其基本的安身之所。这种状况使今天的白族农村女性无法为了尊严而离婚，“婚姻的不可离异性，部分的是一夫一妻制所赖以产生的经济状况的结果”，只有当迫使妇女容忍男子“不忠实行为的经济考虑——例如对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对自己子女的未来的担心”消失，才能达到妇女的平等地位。[12]同时女方通过嫁妆的物质性增长，以努力表达与男方的平等需求、摆脱对人的依赖关系时，又无形中增加了对物质评价的依赖。这种对物的依赖表明女性独立性意识还是相对的，是白族传统婚姻习俗一种变相的延续与流变。这也是由当下白族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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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别差异隐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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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既是一种关系，也是一种制度文化。社会性别是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男女两性在社会地位、角色期望、精神追求、行为方式等方面的社会差异。它是社会对男女两性不同定位、期望和规范的综合体现。社会性别在建构的过程中，通过民间婚俗将社会性别意识根植于现实生活，通过乡规民约、社会和家庭教育对人的社会性别进行规范，为民族的共同目的和价值观念提供基础。白族婚俗随着白族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也在发生历史性的改变，在这种改变中，社会性别的关系也在不断地被建构和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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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择偶标准的女性示弱到婚姻生活的要求平等，不难看出白族女性自身的价值冲突。随着婚姻目的从生育逐渐向幸福追求的转化，女性自我价值实现与生儿育女的现实冲突也日益明显，这些价值冲突也会影响两性的和谐，使婚姻家庭的稳定性下降。平等、和谐发展成为新的婚姻稳定的目标追求，考量着双方的智慧与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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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从农村到城市的妇女群体显著扩大。城乡之间的流动经历，给农村妇女带来的不仅是生存地点和生存方式的变化、收入的增加，还使她们开阔眼界，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获得了通过自身努力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和资源。城市文化也在不断冲击白族传统文化，同时家务劳动的社会性别分工界线，又制约着白族农村女性的发展。女性的生育使命，使女性需要享有特殊的权利和保护。社会承认妇女在生育养育等方面的特殊需求，就是对妇女权力、独特劳动（人的生产）、独特贡献与价值的承认。自强自立，不是妇女个人的主观意志可以达到的，如果社会不提供公平的条件和机会，自强自立只会使白族农村妇女承担更大的负载。需要主流社会的介入，提供更多的保护与制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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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白族青年择偶标准的普遍扩展，从生存性需要的满足发展到对于情感、交往和发展性需求的满足，找对象难成为边远山区白族青年面临的共同问题。尤其是男青年，因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社会资源也不断进入城市，包括有一定条件的山区女性进城打工，就不愿再回到山区生活。据学者调查，从1991年到2001年期间，大理州剑川县老君山镇启文村的大龄未婚青年呈逐渐增加趋势，不仅带来性道德失范的问题，骗婚、买卖婚等社会犯罪现象增加，而且也带来了未来农村养老的更大挑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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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婚俗文化变迁与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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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呵护自然的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不断传承，使大理魅力倍增，而对自然的不敬也会影响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地方政府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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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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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居住在苍山脚下、洱海之畔的大理白族有爱护环境、清洁卫生的家教传统和习惯，这种注重环境的习惯教育在婚礼的仪式中也得到了体现。无论是新娘晨起的清扫院落，还是宴请打包的传统习俗，在点滴的行为习惯之中培养民众良好的环境意识。今天仍在延续的荤菜定量、打包的习俗，依然在传递合理膳食、肉食有节的理念。这既是人体健康的宝典，也是爱护自然、少屠宰牲畜，以减少碳排放的自觉行动。虽然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日常生活中享受肉食的数量已经增长，这种源于民族历史的积淀而作用于实际生活的传统文化现象，仍是民众建立在崇信基础之上的集体无意识，是自发自觉自愿的自我教化。正因为有这种生态文化积淀，大理是全省乃至全国发起拒绝“白色污染”、倡导民众杜绝使用塑料袋，并坚持较好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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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文化娱乐是白族人热爱生活、精神生态良好的重要体现，对陶冶和谐性情、养心怡志有重要作用，显现了白族人对精神世界的和谐追求。每年的剑川石宝山歌会，都吸引着来自剑川、云龙、兰坪、鹤庆、丽江等县的白族青年数万人参加，歌者即兴而唱，听者如痴如醉，通宵达旦，歌舞不息。每年农历四月十五日的“蝴蝶会”也是物资交流、探亲访友、谈情说爱的民间盛会。白族村落古老的戏台仍是白族村民娱乐休闲的重要场所和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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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态与经济增长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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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小城镇的迅速发展，白族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日趋城市化，资源消耗量的增加，环境的负荷不断加重，大理州以洱海为主的湖泊水质污染恶化趋势明显。洱海总氮、总磷（富营养化指标）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O.10毫克/升（氮），0.011毫克/升（磷），2000年上升至0.32毫克/升（氮），0.027毫克/升（磷）。[14]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已使水质恶化的趋势得到遏制，但仍然面临根本改善水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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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白族情歌逐渐从青年人生活中淡出，白族情歌生态情感的激发功能、婚礼中民族生态文化熏陶形式的衰微，白族婚俗生态教育效果有所减弱。当白族古老习俗中保留的、对自然原始的敬畏被一些所谓的文明人抛弃，当人类借助科技力量改造自然的力量增强，出现了对自然、历史文化的野蛮开发，实质是无情践踏了当地白族人民的民生权益。在实际生活中，一些人为了一己私利，进行无节制、超容量的自然资源、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使人民生活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遭遇前所未有的破坏。一是旅游的过度开发，外来游客的进入使当地商业氛围过重，对大理古城文化带来冲击；二是随着民族地区工业、旅游业、房地产业的兴起，出现了一些破坏性、掠夺性的开发、利用。“大跃进”时期的苍山林木砍伐成为历史，洱海公园情人湖变豪宅事件，让团山公园情人湖成为几代人破碎的回忆，就是这种破坏的例证。生态危机本质上反映了生态文化的缺失，是简单抛弃传统思想文化无知行径的恶果。人类与生态环境、历史文化遗产的关系，直接显现了人的文明程度和价值尺度，离开了维护人民权益和福祉的价值取向，就谈不上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考量着每一届政府的价值观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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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部分内容在作者《大理坝区白族婚礼的当代变迁及影响》，发表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本书有所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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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丁慰南：《民俗文化的社会功能与社会现代化新潮流》，《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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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曲金良：《论民俗改革》，《民俗研究》1995年第3期，第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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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尚云：《民族发展的整体系统观》，《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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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卓越主编： 《文化的血脉——传统文化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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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白族文化研究动态》2004汇编，第1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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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军、董艳主编：《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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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导论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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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董晓萍：《说话的文化——民俗传统与现代生活》，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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