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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道诚在古董市场上将宝物一亮，立即吸引了众多买家的目光，人们纷纷出价购买，很快，燕道诚就将所带的宝物全部出手，发了一笔大财。不久，燕家掏沟挖宝的事在当地逐渐传开了。当时在广汉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宜笃也听说了此事，这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他亲自到燕家购买了几件玉器，欣赏把玩之余，断定出玉器之处必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古文化遗址。于是开始四处奔走，搜罗从燕氏父子手上出手的玉石器，并将其中大部分交给了华西大学博物馆。经过美籍教授戴谦和初步鉴定，这些玉器为商周时代器物，这一时期的器物由于年代久远，皆是珍贵无比，价值连城。一时间成都古董市场上掀起了一股广汉玉器热，许多人前往月亮湾探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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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陶宗凯旅长也带上几名警卫员前往月亮湾探宝，但是他们对于考古发掘完全是个门外汉，结果一无所获。葛维汉教授知悉此事后，马上请示时任广汉县县长的罗雨苍，要求保护遗址，并联名向当时的四川省教育厅申请进行考古发掘。罗雨苍立即下令保护遗址，严禁任何人私自挖掘，并与陶旅长会面，要求军队出面，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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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经四川省教育厅颁发执照，广汉县政府批准，由葛维汉、林名均、戴谦和等人组成的考古发掘队到达月亮湾。为了防止土匪骚扰，陶旅长派出80名士兵亲临现场，荷枪实弹，日夜守护。考古队进一步清理了玉石器坑，并在燕家院子东、西两侧掘开探沟进行发掘，发现了一个形制规整的土坑。经过2个月的发掘，共出土文物600多件，有陶器、石器、玉珠、玉杵、玉璧、玉圭等，这些文物后交由华西大学博物馆收藏。此次考古发掘的成果被整理成文，发表于1936年的《华西边疆月刊》，文中将这批出土的文物命名为“广汉文化”。正是由于这次发掘，引发了其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三星堆遗址考古热，四川省内的文博考古单位和大学院校，先后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多次调查和发掘，并开展了多学科参与的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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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等调查三星堆、月亮湾，首次发现三星堆存有大片古城遗址。196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在冯汉骥教授带领下，对月亮湾一带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冯先生当时曾预言，三星堆很可能是古蜀人的遗址，说不定就是古蜀人的“都城”。对三星堆的初步考古发掘，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根据已有成果，考古学家推测三星堆、月亮湾是商周时期古蜀国都邑所在，但是并未找到代表商周文明的青铜器皿，更没有找到相应的文字记载。而三星堆也渐渐成为当地砖厂取土作业的场所，偌大的土堆渐渐被夷为平地。其实，谁也没有想到，神秘之门就快要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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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170545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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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世界的两座大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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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对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又一次开始了，此次参与人员之多、规模之大，皆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这一次的大型考古发掘源于一次意外。1986年7月18日，当地砖厂取土的工地上传来消息，工人在那里挖出了一块玉石器。省文管会接到报告后立即派考古队前往调查，发现那是一块长约40厘米的玉璋，已经被挖碎。考古队立即封锁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从7月18日至8月14目，共开掘25平米的探方6个。当时正值盛夏，川西平原进入炎热多雨季节，刚刚还是烈日炙烤着大地，一会儿就可能乌云密布，大雨倾盆。为了争取时间，同时也为了避免文物出土时受到烈日暴晒或雨淋，考古人员在探方上搭起棚子，三班轮流作业，夜以继日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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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是一个在中国考古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凌晨2点30分，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根黄金手杖，手杖的芯为木质，以黄金卷包，上有奇特图案，分别是2只背对的鱼、2只背对的鸟、2颗对称的头戴五齿高冠的人头，这样的手杖在中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发现，决非等闲之物。在场的考古人员立即意识到这里将有非比寻常的重大发现，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决定暂停发掘，严密封锁消息，同时向上级申请派军警保卫现场。第二天早上5点，广汉市政府派出的大批武警到达现场，考古人员这才松了口气，宣布发掘到“王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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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震憾的发现还在后面。很快，一座文物宝库被打开了，考古人员在出土金杖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大坑。坑为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口长约4.5米，宽约3.5米；坑底平整，长4.1米，宽2.8米，深逾1.6米。坑内出土了金、铜、玉、石、骨、陶、象牙等质料的文物420件，其中青铜器178件，金器4件，玉器129件，另外还有海贝和大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玉戈、玉璋等形制较大的玉石器，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南坑壁的东端；玉凿、玉锛、石斧、玉斧等形制较小的玉石器，主要分布在坑的西角；坑中部散见少量玉石器；铜“瑗”分布在整个坑内；铜人头像、铜人面像、铜田、铜尊等大型铜器，主要分布在坑的西南部；象牙主要分布在坑中部一带；金杖出于坑的中部偏西。根据器物的叠压情况，专家推测这些器物绝不是被随意摆放，而是按一定次序放置的：首先投放玉石器，然后投放金杖、铜人头像，铜人面像、铜田、铜尊等大型铜器，再倒入烧骨渣，最后放置陶盏、陶器座、铜戈等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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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渣在坑内由南向北呈斜坡状堆积，最厚处竟达60厘米～80厘米。骨渣大多数泛白，一部分呈蓝黑色，里面杂有竹木灰烬，但坑内不见烟熏痕迹。为什么坑内会有这么多的骨渣呢？这些骨渣作何用途？经过观察，考古人员发现这些骨渣在入坑前就已焚烧砸碎，并推断这些骨渣正是将用于祭祀的牺牲“燔燎”后的残余物质，燔燎指的是将牺牲焚烧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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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内出土的铜人头像，颈部呈倒三角形，内装海贝，或插象牙，也均被火烧过。有人认为这些器物象征着被古蜀人祭祀的神灵，不过也有专家提出异议，认为据史载和考古发现，商代祭祀有“人祭”和“杀牲祭”两种，以“俑”代替人牲作为祭品则始于殷墟妇好墓中随葬的玉人、石人。祭祀坑内的铜人头像应该是象征被杀的“人牲”，而非象征被祭祀的对象。从殷墟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很多有关“燎祭”的卜辞，祭祀名目繁多，对象广泛，祭品有牛、羊、豕等。而三星堆祭祀坑内有经火燔燎敲碎的骨渣，金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象牙、贝等也皆有火烧过的痕迹。种种迹象表明，坑内的遗物正是古蜀人在举行一次规模浩大、祭典隆重的“燎祭”活动后瘗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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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绝大部分学者都同意该坑距今约3400年，正是古蜀人进行祭祀活动后留下的遗物，因而命名为一号祭祀坑。这是在巴蜀文化中首次发现的祭祀坑，坑内所出文物对了解古蜀人祭祀礼仪、宗教意识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其中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等文物，在中国冶金史和雕塑史上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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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砖厂内又传来了发现文物的消息。8月14日下午6点，在距一号坑约30米远的地方，砖厂工人取土时又发现了一个大坑。考古工作人员闻讯赶至，向坑中一望，发现一个青铜面具已经显露出来，他们立即掩盖回填，保护好现场。请示上级并得到批准后，从8月20日开始到9月17日，又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考古人员将这个新发现的坑命名为二号坑，这个大坑的发掘，更令人兴奋和震惊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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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为长方形竖穴，坑口距地表深0.55米～0.65米，长5.3米，宽2.2米～2.3米。坑口至坑底深l.4米～1.68米，坑底长5米，宽2米～2.1米。坑底西南高，东北低，坑内填黄色五花土，填土都经夯打。根据出土时的堆积迭压情况，坑内的遗物可分为上、中、下三层。下层堆积有大量草木灰烬、炭屑、小型青铜器件、青铜兽面、青铜树枝、玉石器及大量的海贝等；中层堆积主要是大件青铜器，如大型立人像、车形器、大型人面像、人头像、树干、树座、尊、彝等。上层堆积物主要为60余枚象牙。如此清晰的分层情况表明遗物的投放显然有一定先后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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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号坑相比，该坑距今约3100年左右，时间要晚于一号坑。出土遗物不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比一号坑丰富得多，清理出遗物1300余件，其中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6件，还有象牙器等，另有海贝4600余枚。其中大型青铜立人像、大型青铜人面具、青铜神树等是一号坑所没有的。这批文物的出土，进一步反映了古代蜀族的祭祀规摸和祭祀内容，同时也展示了古代蜀族的青铜文化水平和青铜艺术特点，为研究祭祀坑的时代以及古代蜀文化的政治、经济、艺术、冶金、宗教、礼仪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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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坑内大部分遗物都遭到了损坏，或已残缺，或做了特殊的处理。如青铜立人像由腰部折为两段，上半身位于坑的中部，下半身位于坑的西北部，被一青铜树座所压。尊、罍、彝等青铜容器主要位于坑的东南和东北两角，大部分容器外表都被涂成朱色，器内装有海贝、玉石器。青铜兽面被置于坑西北角，伴有大量的海贝。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主要分布于坑的四周，有的头像内还装有不少的海贝。头像和面像部分损毁并经过火烧，尤其是人面像，大部分被打坏或烧坏。象牙及骨器之类也明显有被烧焦的痕迹，有的玉石器被烧裂。有专家推测，大多数遗物是在入坑前人们举行某种仪式时有意损坏的，小部分是夯土时打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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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7月至9月间，两个大型祭祀坑的相继发现，4000余件精品文物的横空出世，轰动了世界。甚至有报道称，三星堆的发现比秦始皇陵兵马俑更加非同凡响。的确，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把我们带进了神秘迷人的古蜀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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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学者都已经认定三星堆遗址正是古蜀国的一座都城。1988年，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调查和发掘，结果发现了东、西、南三面城墙。城墙断面为梯形，墙基宽40多米，顶部宽20余米，内外两面呈斜坡形状。这三面城墙并没有连结为一体，没有城墙的一面正临一条河——鸭子河。但鸭子河河面不宽，水流亦不急，根本起不到防御作用。于是一个疑问又产生了，这样的城墙作何用途？有人坚持这是用于防御的城墙，有人提出这是防洪堤坝，但有人驳斥说为什么鸭子河一边没有堤坝呢？何况根据考古结果来看，此处并未有河流改道的痕迹。还有人认为这是宗教建筑，但这种观点缺乏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关于这座都城，还有很多空白，有待考古工作者拿出更多的文物来证明，才能使人们真正地了解这座古城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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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对于古老而又神秘的蜀地发出的感叹，这段自古以来就虚幻莫测的神秘传说，却因为三星堆的发现而蓦然间真实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将蜀地的历史由从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上溯到千余年前的商周时期，并将蚕丛、鱼凫王国与三星堆文明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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