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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文物看，曾侯乙生前兴趣广泛，不仅是一位军事家，而且也非常重视乐器制造与音律研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位“超级音乐发烧友”。墓的中室专门用来放置陪葬的众多乐器，有编钟、编磬、建鼓、瑟、琴、笙、排箫、篪等共125件，分打击、吹奏、弹拨三类，其升天的愿望。中有编钟、编磬各1组，琴、筝、五弦各件，瑟5件，笙1件，悬鼓1件，还有建鼓、排箫、抱鼓等罕见乐器。用于击奏乐器的工具12件，各种乐器的构件、附件1714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土时各种乐器基本位于原位，排列有序，真实地再现了战国时期乐器的组合情况，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此墓出土的各式乐器，种类之全，数量之巨，保存之好，是世界考古史和音乐史上的一大奇观，堪称天下之冠首。尤其是曾侯乙墓编钟，被誉为“国之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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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中国的考古发掘中共有40多套编钟出土，但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质最高的则非曾侯乙编钟莫属。编钟，顾名思义，就是由许多个钟编悬而成的钟组，大多数为16枚，一般分2层编排，也有3、9、13枚编排的。因朝代的不同，钟形有方、圆、椭圆之别，钟口也有凸圆、平口、凹陷之分。就其排列看，亦有两类，一类按其大小排列，整齐美观，以钟壁厚薄区别音高和音域；一类以钟形大小递变区别音律，配合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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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历史文献记载，中国以编钟为乐器始于商代，此后贵族们宴乐歌唱，必先奏钟，因此编钟亦称“歌钟”。据考古发现可知，距今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才出现了仅有3枚组合的编钟。而曾侯乙墓的编钟竟有65枚之多。整套编钟全系青铜铸成，依次排列在曲尺形铜木结构的钟架上，钟架表面雕刻有精美的图案，由6个佩剑的乐俑支撑着。编钟分上中下3层，形制各异。最下一层由12枚长乳甬钟和1枚钟组成，分成2组悬挂，其中9枚悬挂在倒趴着的虎形兽上面；中间一层33件，分3组悬挂，有短枚甬钟1组11件，无枚甬钟1组12件，长枚甬钟1组10件；最上一层19件，称“揭钟”。横向看，从左到右编钟依次增大；纵向看，由上而下依次增大。悬挂方式亦不相同，上层为插挂，以插销入钟钮；中层为钩挂，挂钩为框架钩和焊钩2种；下层环挂，挂钩分趴虎套环和双杆套环2种。连同钟架，整套编钟重约5000千克，钟中最大者通长153.4厘米，重203.6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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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件钟体上都刻有篆体铭文，钟、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甬钟刻有记事铭文，均为“曾侯乙乍时”5字，标明编钟为曾侯乙所拥有和享用。标音铭文不仅标示了该钟的悬挂位置，亦标明了敲击的部位及其发音的名称。整套编钟有律名28个，阶名66个，构成了十二半音称谓体系。通过这些铭文，可知各诸侯国所用律名并不相同，更可清楚地辨析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律名的对应关系。钟铭所载内容，绝大多数闻所未闻，简直就是一部不朽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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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墓中出土文物进行综合分析，专家认为这套编钟的击奏工具共有8件，并复原出了演奏时的场景。其中6件为“7”字形木槌，演奏时由3名乐工各执1对，分别掌奏中层的3组钟，并兼顾上层钮钟，主奏旋律。另外2件击奏工具为彩绘撞钟大棒，长215厘米，粗6.6厘米，演奏时由2名乐工分别执掌，主奏下层大钟，配以和声。演奏时，乐工们必须面对国君，且奏且歌且舞，表现出了高超的演奏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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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套编钟数量之多，做工之精细，气魄之宏伟，令人惊叹不已，堪称战国时期青铜乐器的巅峰之作。从音效上看，编钟所用青铜是以高纯度的铜、锡、铅按一定比例冶炼而成，钟壁厚度、钟的形制的设计，都达到了完美极至、无可挑剔的地步，如此才保证了编钟绝佳的音响效果。全套钟以人、兽、龙、花和几何纹为装饰，采用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诸色映衬青铜本色，庄重肃穆，精美壮观。有学者对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曾侯乙墓编钟是科学技术史上一项最早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完备的技术体系和丰富的工程技术语言，具有世界一流的铸造技术。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科技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真实写照，而且为科技未来的发展作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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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枚钟中，有1枚为楚王所赠，称“楚王熊章钟”。钟通高92.5厘米，重134.8千克，腔体呈扁椭圆形，与其他64枚钟最明显的不同点，在于钟口平整。钟体顶部为蟠龙式复式钮，由上下2对蟠龙对称组成，上面1对蟠龙形状较小，引颈对衔，下面1对蟠龙形体较大，回首卷尾，形象惟妙惟肖，生动传神。钲部两侧以浅浮雕龙纹为衬，每一部分铸有5个圆泡形饰，圆泡凸面上亦浮雕龙纹。钲间铸有31字铭文：“隹（惟）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大意为楚惠王五十六年（前433），楚惠王在西阳接到了曾侯乙去世的消息后，在西阳遥祭他，并为他铸造了这件钟，以供其永享。这段铭文不仅说明曾国和楚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且为曾侯乙墓的断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据此，曾侯乙死亡的最可能时间为公元前433年。而对曾侯乙尸骸进行碳－14测定后，也表明其死于公元前433年～公元前400年，死时约42岁～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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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感到奇怪，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支十年”，如此强楚为什么会给小小的曾侯送那么厚重的礼品呢？据《史记》和《楚世家》记载，楚昭王十年（前506），吴王阖闾和其胞弟夫概率兵攻打楚国，大获全胜，最后攻破楚国的都城郢。破城之时，楚昭王逃走，奔至云梦泽时，被吴军射伤。楚昭王逃到郧国，郧国国君的弟弟认为楚昭王不仁不义，要杀他。于是楚昭王又急忙逃到随国，吴王阖闾随后率兵而至。随侯紧闭城门，调兵遣将，严阵以待。吴王阖闾在城下对随侯说，周天子的子孙，分封在江汉流域的都被楚国灭掉了，随国迟早也会被楚国灭掉的，你还是早点把楚王交出来，让我杀掉他。随侯坚决不肯，说：“随国与楚国世代友好，你不要再说了，楚昭王不在随国，他已经逃走了。”吴王没法，只好带兵离开了随国。楚昭王由此逃过一劫，心中充满了对随侯的无尽感激。随后楚国援军赶到，大败吴军，夫概见大势已去，撤兵归国，自立为王。吴王阖闾得知这一消息后，慌忙带兵离开郢都回到吴国。楚昭王回国复位，下令楚、随世代钟友好，不相攻伐。有专家判定，随国其实就是曾国，随侯就是曾侯乙的先辈。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熊章，为了报答曾侯乙先人的救父之恩，特意将这枚精美的钟送给曾侯乙，以示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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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礼》的记载来看，周天子为巩固统治，制定了严格而繁琐的礼仪制度，以约束诸侯权力。其中编钟作为皇家乐器的核心，象征着权力和威仪，对于诸侯使用钟的数量，有着严格的规定，绝对不能僭越。按礼制，曾侯乙墓中的编钟数是只有周王才能享有的，但曾侯乙生活在战国时代，天下间诸侯割据混战，礼崩乐坏。即使这样，能够拥有如此数量和规模的编钟，也足以说明曾国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般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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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钟是一种打击乐器，有固定音高。但是有一种钟，其钟体构成犹如两片合扣在一起的瓦，敲击它的鼓部正面和侧面，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音，这种现象叫“一钟双音”，这样的钟叫“双音钟”，极为罕见。曾侯乙墓出土的每个编钟能都发出两个乐音，一个在鼓部正中，称正鼓音；一个在鼓的两侧，称侧鼓音，两音之间成三度和谐。整套编钟，总音域有五个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全，比现代钢琴少最低和最高两个音阶。可以奏出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音乐，可以演奏旋律，也可以演奏和声，音域宽广、洪亮，音色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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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这件顶级文物，也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欣赏到曾侯乙墓编钟的风采，音乐家和考古学家通力合作，经过复杂的实验摸索，花费整整4年时间，终于成功地制做出了编钟的复制品。此后经过多次演奏，积累了一批优秀的曲目，并在国内外的演出中获得好评。如在1992年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演出、1997年香港回归庆典上的演出、1999年美国国家美术馆的演出，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位音乐家说：“当我们第一次敲响编钟的时候，它那种非常透明，透明得像水滴一样的音色，还有它那绵长的余音，一下把大家都镇住了，真是太美妙了。”如此精美的乐器，如此精湛的技艺，不仅反映了战国时期青铜制造之精致工巧，也反映古代音律之发达完美。美国的音乐界权威、纽约市立大学教授麦克莱因和世界第一小提琴手梅纽因，均将这套编钟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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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曾侯乙墓还出土了一套编磬，其磬架之精美、磬块之众多、编悬之明确、配件之完备，在考古发现的乐器中独一无二。青铜镏金的磬架高1.09米、宽.15米。2根铜立柱被铸造成集龙首、鹤颈、鸟身、鳖足为一体的怪兽，咬合着呈上、下分布的2根铜杆，杆底等距焊铸着铜环，用以悬挂磬钩，共有铜挂钩32副，2片石磬次第悬挂其上，相映成趣。此外还有木质的磬锤2件、木磬匣3件。据专家研究，全套编磬原有41块石磬，每片石磬发一音，为十二半音音列，音域跨三个八度，音色清脆明亮。磬块上刻有文字，有六七百字之多，内容与编钟的铭文基本相同，用以标示石磬的编号、标音及乐律理论。磬块质料主要是石灰岩，也有青石、玉石。石磬音色清澈优美，比当今木琴更富有余韵，比钟声更富有穿透力，它不仅展示了三个八度的音乐风貌，其丰富的半音尤其显示了旋宫转调的功能。当编磬与编钟合奏之时，真可谓金石齐鸣，悦耳动听，让今天的人们充分领略中国古代金石之乐的优雅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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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墓出土的古乐器中还有4件鼓乐器，建鼓、悬鼓、手鼓、扁鼓各1件。建鼓是由1根长圆木柱贯穿鼓腔并固定于青铜底座上的一种大鼓，分鼓腔和鼓座两部分。鼓座造型奇特而精美，呈圆锥形。由一铜圈及其内11根弯曲不等的铜条纵横交错而成网状结构，中部凸起，正中与承插鼓的圆管相连，圆管上部簇拥着大大小小的10条龙，昂首摆尾，形态多变，构成繁复而生动的立体图像。这是迄今见到的最早的同类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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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箫、篪、琴（十弦琴、五弦琴）都是首次发现的几种早已失传的乐器。世界上不少民族都有排箫这种乐器，曾侯乙墓的2件排箫均是由13根竹质箫管编排而成，长短有序的箫管使得其形状象鸟展开的单翼。专家对这2件古排箫进行了测试，其中1件有七八个箫管能够吹奏出乐音，音阶结构已超出五声。篪是一种竹质横吹管乐器，源自民间，后世逐渐失传。篪在周代常与埙一起演奏，战国时作为大型宫廷乐器之一，每当有神祀与宴飨活动时，宫廷乐工们将编钟、编磬、建鼓、排箫、笙、瑟等乐器一齐奏响。古文献中对篪的记载有出入，如《广雅》说篪8孔，《周礼·郑玄注》云篪7孔，陈在《乐书》中说篪为6孔，如此混乱的记载，使今人难以准确详细地判定其形状。曾侯乙墓出土的2件篪解决了这一困惑。2件篪分别长29.3厘米和30.2厘米，都是用1节竹管制成，两端管口封闭，管身开有1个吹孔、1个出音孔和5个指孔。管身通体髹以黑漆，以朱、黄色绕管身描绘出彩线花纹。根据曾侯乙墓篪，专家们成功地做了1件复制品，用复制品篪演奏，可吹奏出超出1个完整的五声音阶，加1个变化音，音色别有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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笙是自古至今沿用着的一种管乐器，《诗经·小雅·鹿鸣》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可见笙与瑟是经常配合使用的乐器。曾侯乙墓出土的笙，可以分为十二簧、十四簧、十八簧3种，均用匏斗、芦竹笙管、芦竹簧片制成。笙簧因音频高低而大小不一，框与舌间的缝隙细如发丝，做工十分精细。经专家试奏，其声音婉转低回，古朴典雅，细腻迷人。战国至秦汉之际，盛行“竽瑟之乐”，曾侯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曾侯乙墓出土的瑟，其弦已腐朽，但瑟身依然保存完好，长167.3厘米，首宽42.2厘米，尾宽38.5厘米。瑟首端有1个长岳山，尾端有3个短岳山，张弦25根，另有木质瑟柱置于弦下。从其仿制品的演奏中，可品味其原有的浓郁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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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批古乐器的音响与铭文里，我们不难得知，其实早在2400年前，中国古代音乐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曾侯乙墓古乐器的出土，彻底推翻了“中国的七声音阶从欧洲传来”的论调，并使失传了2400年的华夏古声——“楚声韶乐”重现世间。而且，我们从中可以想象出墓主人曾侯乙生前是多么痴迷音乐，他不仅将这批举世无双的乐器放入墓中陪葬，更令那些平日为他演奏歌舞的乐队殉葬，来成全他在另一个世界持续享受这一爱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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