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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套编钟数量之多，做工之精细，气魄之宏伟，令人惊叹不已，堪称战国时期青铜乐器的巅峰之作。从音效上看，编钟所用青铜是以高纯度的铜、锡、铅按一定比例冶炼而成，钟壁厚度、钟的形制的设计，都达到了完美极至、无可挑剔的地步，如此才保证了编钟绝佳的音响效果。全套钟以人、兽、龙、花和几何纹为装饰，采用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诸色映衬青铜本色，庄重肃穆，精美壮观。有学者对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曾侯乙墓编钟是科学技术史上一项最早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完备的技术体系和丰富的工程技术语言，具有世界一流的铸造技术。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科技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真实写照，而且为科技未来的发展作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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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枚钟中，有1枚为楚王所赠，称“楚王熊章钟”。钟通高92.5厘米，重134.8千克，腔体呈扁椭圆形，与其他64枚钟最明显的不同点，在于钟口平整。钟体顶部为蟠龙式复式钮，由上下2对蟠龙对称组成，上面1对蟠龙形状较小，引颈对衔，下面1对蟠龙形体较大，回首卷尾，形象惟妙惟肖，生动传神。钲部两侧以浅浮雕龙纹为衬，每一部分铸有5个圆泡形饰，圆泡凸面上亦浮雕龙纹。钲间铸有31字铭文：“隹（惟）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大意为楚惠王五十六年（前433），楚惠王在西阳接到了曾侯乙去世的消息后，在西阳遥祭他，并为他铸造了这件钟，以供其永享。这段铭文不仅说明曾国和楚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且为曾侯乙墓的断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据此，曾侯乙死亡的最可能时间为公元前433年。而对曾侯乙尸骸进行碳－14测定后，也表明其死于公元前433年～公元前400年，死时约42岁～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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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感到奇怪，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支十年”，如此强楚为什么会给小小的曾侯送那么厚重的礼品呢？据《史记》和《楚世家》记载，楚昭王十年（前506），吴王阖闾和其胞弟夫概率兵攻打楚国，大获全胜，最后攻破楚国的都城郢。破城之时，楚昭王逃走，奔至云梦泽时，被吴军射伤。楚昭王逃到郧国，郧国国君的弟弟认为楚昭王不仁不义，要杀他。于是楚昭王又急忙逃到随国，吴王阖闾随后率兵而至。随侯紧闭城门，调兵遣将，严阵以待。吴王阖闾在城下对随侯说，周天子的子孙，分封在江汉流域的都被楚国灭掉了，随国迟早也会被楚国灭掉的，你还是早点把楚王交出来，让我杀掉他。随侯坚决不肯，说：“随国与楚国世代友好，你不要再说了，楚昭王不在随国，他已经逃走了。”吴王没法，只好带兵离开了随国。楚昭王由此逃过一劫，心中充满了对随侯的无尽感激。随后楚国援军赶到，大败吴军，夫概见大势已去，撤兵归国，自立为王。吴王阖闾得知这一消息后，慌忙带兵离开郢都回到吴国。楚昭王回国复位，下令楚、随世代钟友好，不相攻伐。有专家判定，随国其实就是曾国，随侯就是曾侯乙的先辈。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熊章，为了报答曾侯乙先人的救父之恩，特意将这枚精美的钟送给曾侯乙，以示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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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礼》的记载来看，周天子为巩固统治，制定了严格而繁琐的礼仪制度，以约束诸侯权力。其中编钟作为皇家乐器的核心，象征着权力和威仪，对于诸侯使用钟的数量，有着严格的规定，绝对不能僭越。按礼制，曾侯乙墓中的编钟数是只有周王才能享有的，但曾侯乙生活在战国时代，天下间诸侯割据混战，礼崩乐坏。即使这样，能够拥有如此数量和规模的编钟，也足以说明曾国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般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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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钟是一种打击乐器，有固定音高。但是有一种钟，其钟体构成犹如两片合扣在一起的瓦，敲击它的鼓部正面和侧面，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音，这种现象叫“一钟双音”，这样的钟叫“双音钟”，极为罕见。曾侯乙墓出土的每个编钟能都发出两个乐音，一个在鼓部正中，称正鼓音；一个在鼓的两侧，称侧鼓音，两音之间成三度和谐。整套编钟，总音域有五个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全，比现代钢琴少最低和最高两个音阶。可以奏出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音乐，可以演奏旋律，也可以演奏和声，音域宽广、洪亮，音色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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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这件顶级文物，也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欣赏到曾侯乙墓编钟的风采，音乐家和考古学家通力合作，经过复杂的实验摸索，花费整整4年时间，终于成功地制做出了编钟的复制品。此后经过多次演奏，积累了一批优秀的曲目，并在国内外的演出中获得好评。如在1992年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演出、1997年香港回归庆典上的演出、1999年美国国家美术馆的演出，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位音乐家说：“当我们第一次敲响编钟的时候，它那种非常透明，透明得像水滴一样的音色，还有它那绵长的余音，一下把大家都镇住了，真是太美妙了。”如此精美的乐器，如此精湛的技艺，不仅反映了战国时期青铜制造之精致工巧，也反映古代音律之发达完美。美国的音乐界权威、纽约市立大学教授麦克莱因和世界第一小提琴手梅纽因，均将这套编钟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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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曾侯乙墓还出土了一套编磬，其磬架之精美、磬块之众多、编悬之明确、配件之完备，在考古发现的乐器中独一无二。青铜镏金的磬架高1.09米、宽.15米。2根铜立柱被铸造成集龙首、鹤颈、鸟身、鳖足为一体的怪兽，咬合着呈上、下分布的2根铜杆，杆底等距焊铸着铜环，用以悬挂磬钩，共有铜挂钩32副，2片石磬次第悬挂其上，相映成趣。此外还有木质的磬锤2件、木磬匣3件。据专家研究，全套编磬原有41块石磬，每片石磬发一音，为十二半音音列，音域跨三个八度，音色清脆明亮。磬块上刻有文字，有六七百字之多，内容与编钟的铭文基本相同，用以标示石磬的编号、标音及乐律理论。磬块质料主要是石灰岩，也有青石、玉石。石磬音色清澈优美，比当今木琴更富有余韵，比钟声更富有穿透力，它不仅展示了三个八度的音乐风貌，其丰富的半音尤其显示了旋宫转调的功能。当编磬与编钟合奏之时，真可谓金石齐鸣，悦耳动听，让今天的人们充分领略中国古代金石之乐的优雅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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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墓出土的古乐器中还有4件鼓乐器，建鼓、悬鼓、手鼓、扁鼓各1件。建鼓是由1根长圆木柱贯穿鼓腔并固定于青铜底座上的一种大鼓，分鼓腔和鼓座两部分。鼓座造型奇特而精美，呈圆锥形。由一铜圈及其内11根弯曲不等的铜条纵横交错而成网状结构，中部凸起，正中与承插鼓的圆管相连，圆管上部簇拥着大大小小的10条龙，昂首摆尾，形态多变，构成繁复而生动的立体图像。这是迄今见到的最早的同类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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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箫、篪、琴（十弦琴、五弦琴）都是首次发现的几种早已失传的乐器。世界上不少民族都有排箫这种乐器，曾侯乙墓的2件排箫均是由13根竹质箫管编排而成，长短有序的箫管使得其形状象鸟展开的单翼。专家对这2件古排箫进行了测试，其中1件有七八个箫管能够吹奏出乐音，音阶结构已超出五声。篪是一种竹质横吹管乐器，源自民间，后世逐渐失传。篪在周代常与埙一起演奏，战国时作为大型宫廷乐器之一，每当有神祀与宴飨活动时，宫廷乐工们将编钟、编磬、建鼓、排箫、笙、瑟等乐器一齐奏响。古文献中对篪的记载有出入，如《广雅》说篪8孔，《周礼·郑玄注》云篪7孔，陈在《乐书》中说篪为6孔，如此混乱的记载，使今人难以准确详细地判定其形状。曾侯乙墓出土的2件篪解决了这一困惑。2件篪分别长29.3厘米和30.2厘米，都是用1节竹管制成，两端管口封闭，管身开有1个吹孔、1个出音孔和5个指孔。管身通体髹以黑漆，以朱、黄色绕管身描绘出彩线花纹。根据曾侯乙墓篪，专家们成功地做了1件复制品，用复制品篪演奏，可吹奏出超出1个完整的五声音阶，加1个变化音，音色别有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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笙是自古至今沿用着的一种管乐器，《诗经·小雅·鹿鸣》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可见笙与瑟是经常配合使用的乐器。曾侯乙墓出土的笙，可以分为十二簧、十四簧、十八簧3种，均用匏斗、芦竹笙管、芦竹簧片制成。笙簧因音频高低而大小不一，框与舌间的缝隙细如发丝，做工十分精细。经专家试奏，其声音婉转低回，古朴典雅，细腻迷人。战国至秦汉之际，盛行“竽瑟之乐”，曾侯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曾侯乙墓出土的瑟，其弦已腐朽，但瑟身依然保存完好，长167.3厘米，首宽42.2厘米，尾宽38.5厘米。瑟首端有1个长岳山，尾端有3个短岳山，张弦25根，另有木质瑟柱置于弦下。从其仿制品的演奏中，可品味其原有的浓郁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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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批古乐器的音响与铭文里，我们不难得知，其实早在2400年前，中国古代音乐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曾侯乙墓古乐器的出土，彻底推翻了“中国的七声音阶从欧洲传来”的论调，并使失传了2400年的华夏古声——“楚声韶乐”重现世间。而且，我们从中可以想象出墓主人曾侯乙生前是多么痴迷音乐，他不仅将这批举世无双的乐器放入墓中陪葬，更令那些平日为他演奏歌舞的乐队殉葬，来成全他在另一个世界持续享受这一爱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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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170545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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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天文学史的星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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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人们沉浸于编钟带来的惊喜之中时，细心的天文学家又从墓中出土的髹漆衣箱上发现了新的秘密。墓中共出土5只髹漆衣箱，样式相同，大小相近，箱身和箱盖分别用整块木料雕凿而成，其中一件编号为E·66的衣箱箱盖呈弧形高高隆起，盖上竟然绘有一幅彩色的天文星象图，画面中央以篆书书写一个“斗”字，古朴苍劲，四周按顺时针写着二十八宿名称，二十八宿东侧绘有一龙，西侧绘有一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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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尚书》的记载可见，早在三皇五帝时代，古人仰观天象，辨识星座，建立年岁，划分了春、夏、秋、冬四季，中国古天文学俨然已基本成型。但三皇五帝毕竟是传说时代的人物，古天文学成就缺乏考古实物的证明。曾侯乙墓这只编号为·66的髹漆衣箱，为先进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史找到了一件实物证据。这件衣箱箱盖的圆拱形造型及天文星象图，到底与古代天文学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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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盖拱起，印证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盖天说”。在一些神话传说中，天被描述为圆形，像一口倒扣的大锅覆盖于大地之上，而大地则如一方方正正的棋盘。《周髀算经》进一步描述说“天象盖笠，地法覆盘，天地各中外高下”，形成“新盖天说”。从这件衣箱看，矩形的箱身犹如方正的大地，圆拱型的盖如浩瀚的苍穹，而在箱盖顶部描绘的图像，不就是古人观测天象的记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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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斗”字与环绕其周围的二十八宿名称，有专家指出，画中的“斗”字代表着北斗星，将其画在中央，表明地位突出，正反映了古人对北斗星的崇拜。二十八宿东侧绘有一龙，西侧绘有一虎，这与传统天文学中的东方苍龙、西方白虎正好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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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天文学中，北斗星与北极星常常是一起被提及的。用西方天文学术语来解释，北斗星就是大熊星座的主星，是北斗七星，而不是指某一颗星；北极星就是小熊星座中的最末一颗星。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是夜晚北方天空中最容易辨认的2个星座，大熊星座形如水勺，小熊星座与大熊星座排列相似，但亮度要低一些。由于北极星位于北极附近，几乎在地球的自转轴上，位于北半球上的中国人是可以常年在北方天空中看到它的。所以在古人眼中看来，北极星居于天之中，如同一个神圣的君主，群星以北极星为中心拱卫于其周围，因此北极星又有“帝星”之称。早在三皇五帝时代，人们就已发现与北极星密切相关的北斗七星也终年运行于苍穹之中，一年四季都能看到，同时，斗转星移明显而有规律，一切节令无不与之有关。所以，古人不仅把北斗七星作为时间的指示星，而且把它想象成天皇大帝在天穹中央乘车巡游，俯察人间。司马迁《史记·天官书》中更有明确记载：“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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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进而以北极星和北斗星为基准，把整个苍穹划为东、西、南、北、中五宫，北斗七星在中天宫，东、西、南、北四个天宫分布着二十八宿，即二十八个星座。二十八宿在东、南、西、北四宫中各有七星。为了便于识别和记忆，古人将它们分别想象为一种动物，如汉代著名科学家张衡说：“苍龙连结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即东宫像苍龙，南宫像朱雀，西宫像白虎，北宫像玄武，这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四象”。东方苍龙七宿是角、亢、氐、房、心、尾、萁；北方玄武七宿是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是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是井、鬼、柳、星、张、翼、轸。这是古人观测行星、记录特殊天象的背景，也是绘制星图、制定历法的基础，是中国古天文学体系的主体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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