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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礼》的记载来看，周天子为巩固统治，制定了严格而繁琐的礼仪制度，以约束诸侯权力。其中编钟作为皇家乐器的核心，象征着权力和威仪，对于诸侯使用钟的数量，有着严格的规定，绝对不能僭越。按礼制，曾侯乙墓中的编钟数是只有周王才能享有的，但曾侯乙生活在战国时代，天下间诸侯割据混战，礼崩乐坏。即使这样，能够拥有如此数量和规模的编钟，也足以说明曾国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般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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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钟是一种打击乐器，有固定音高。但是有一种钟，其钟体构成犹如两片合扣在一起的瓦，敲击它的鼓部正面和侧面，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音，这种现象叫“一钟双音”，这样的钟叫“双音钟”，极为罕见。曾侯乙墓出土的每个编钟能都发出两个乐音，一个在鼓部正中，称正鼓音；一个在鼓的两侧，称侧鼓音，两音之间成三度和谐。整套编钟，总音域有五个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全，比现代钢琴少最低和最高两个音阶。可以奏出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音乐，可以演奏旋律，也可以演奏和声，音域宽广、洪亮，音色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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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这件顶级文物，也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欣赏到曾侯乙墓编钟的风采，音乐家和考古学家通力合作，经过复杂的实验摸索，花费整整4年时间，终于成功地制做出了编钟的复制品。此后经过多次演奏，积累了一批优秀的曲目，并在国内外的演出中获得好评。如在1992年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演出、1997年香港回归庆典上的演出、1999年美国国家美术馆的演出，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位音乐家说：“当我们第一次敲响编钟的时候，它那种非常透明，透明得像水滴一样的音色，还有它那绵长的余音，一下把大家都镇住了，真是太美妙了。”如此精美的乐器，如此精湛的技艺，不仅反映了战国时期青铜制造之精致工巧，也反映古代音律之发达完美。美国的音乐界权威、纽约市立大学教授麦克莱因和世界第一小提琴手梅纽因，均将这套编钟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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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曾侯乙墓还出土了一套编磬，其磬架之精美、磬块之众多、编悬之明确、配件之完备，在考古发现的乐器中独一无二。青铜镏金的磬架高1.09米、宽.15米。2根铜立柱被铸造成集龙首、鹤颈、鸟身、鳖足为一体的怪兽，咬合着呈上、下分布的2根铜杆，杆底等距焊铸着铜环，用以悬挂磬钩，共有铜挂钩32副，2片石磬次第悬挂其上，相映成趣。此外还有木质的磬锤2件、木磬匣3件。据专家研究，全套编磬原有41块石磬，每片石磬发一音，为十二半音音列，音域跨三个八度，音色清脆明亮。磬块上刻有文字，有六七百字之多，内容与编钟的铭文基本相同，用以标示石磬的编号、标音及乐律理论。磬块质料主要是石灰岩，也有青石、玉石。石磬音色清澈优美，比当今木琴更富有余韵，比钟声更富有穿透力，它不仅展示了三个八度的音乐风貌，其丰富的半音尤其显示了旋宫转调的功能。当编磬与编钟合奏之时，真可谓金石齐鸣，悦耳动听，让今天的人们充分领略中国古代金石之乐的优雅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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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墓出土的古乐器中还有4件鼓乐器，建鼓、悬鼓、手鼓、扁鼓各1件。建鼓是由1根长圆木柱贯穿鼓腔并固定于青铜底座上的一种大鼓，分鼓腔和鼓座两部分。鼓座造型奇特而精美，呈圆锥形。由一铜圈及其内11根弯曲不等的铜条纵横交错而成网状结构，中部凸起，正中与承插鼓的圆管相连，圆管上部簇拥着大大小小的10条龙，昂首摆尾，形态多变，构成繁复而生动的立体图像。这是迄今见到的最早的同类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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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箫、篪、琴（十弦琴、五弦琴）都是首次发现的几种早已失传的乐器。世界上不少民族都有排箫这种乐器，曾侯乙墓的2件排箫均是由13根竹质箫管编排而成，长短有序的箫管使得其形状象鸟展开的单翼。专家对这2件古排箫进行了测试，其中1件有七八个箫管能够吹奏出乐音，音阶结构已超出五声。篪是一种竹质横吹管乐器，源自民间，后世逐渐失传。篪在周代常与埙一起演奏，战国时作为大型宫廷乐器之一，每当有神祀与宴飨活动时，宫廷乐工们将编钟、编磬、建鼓、排箫、笙、瑟等乐器一齐奏响。古文献中对篪的记载有出入，如《广雅》说篪8孔，《周礼·郑玄注》云篪7孔，陈在《乐书》中说篪为6孔，如此混乱的记载，使今人难以准确详细地判定其形状。曾侯乙墓出土的2件篪解决了这一困惑。2件篪分别长29.3厘米和30.2厘米，都是用1节竹管制成，两端管口封闭，管身开有1个吹孔、1个出音孔和5个指孔。管身通体髹以黑漆，以朱、黄色绕管身描绘出彩线花纹。根据曾侯乙墓篪，专家们成功地做了1件复制品，用复制品篪演奏，可吹奏出超出1个完整的五声音阶，加1个变化音，音色别有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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笙是自古至今沿用着的一种管乐器，《诗经·小雅·鹿鸣》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可见笙与瑟是经常配合使用的乐器。曾侯乙墓出土的笙，可以分为十二簧、十四簧、十八簧3种，均用匏斗、芦竹笙管、芦竹簧片制成。笙簧因音频高低而大小不一，框与舌间的缝隙细如发丝，做工十分精细。经专家试奏，其声音婉转低回，古朴典雅，细腻迷人。战国至秦汉之际，盛行“竽瑟之乐”，曾侯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曾侯乙墓出土的瑟，其弦已腐朽，但瑟身依然保存完好，长167.3厘米，首宽42.2厘米，尾宽38.5厘米。瑟首端有1个长岳山，尾端有3个短岳山，张弦25根，另有木质瑟柱置于弦下。从其仿制品的演奏中，可品味其原有的浓郁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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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批古乐器的音响与铭文里，我们不难得知，其实早在2400年前，中国古代音乐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曾侯乙墓古乐器的出土，彻底推翻了“中国的七声音阶从欧洲传来”的论调，并使失传了2400年的华夏古声——“楚声韶乐”重现世间。而且，我们从中可以想象出墓主人曾侯乙生前是多么痴迷音乐，他不仅将这批举世无双的乐器放入墓中陪葬，更令那些平日为他演奏歌舞的乐队殉葬，来成全他在另一个世界持续享受这一爱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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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170545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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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天文学史的星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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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人们沉浸于编钟带来的惊喜之中时，细心的天文学家又从墓中出土的髹漆衣箱上发现了新的秘密。墓中共出土5只髹漆衣箱，样式相同，大小相近，箱身和箱盖分别用整块木料雕凿而成，其中一件编号为E·66的衣箱箱盖呈弧形高高隆起，盖上竟然绘有一幅彩色的天文星象图，画面中央以篆书书写一个“斗”字，古朴苍劲，四周按顺时针写着二十八宿名称，二十八宿东侧绘有一龙，西侧绘有一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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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尚书》的记载可见，早在三皇五帝时代，古人仰观天象，辨识星座，建立年岁，划分了春、夏、秋、冬四季，中国古天文学俨然已基本成型。但三皇五帝毕竟是传说时代的人物，古天文学成就缺乏考古实物的证明。曾侯乙墓这只编号为·66的髹漆衣箱，为先进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史找到了一件实物证据。这件衣箱箱盖的圆拱形造型及天文星象图，到底与古代天文学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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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盖拱起，印证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盖天说”。在一些神话传说中，天被描述为圆形，像一口倒扣的大锅覆盖于大地之上，而大地则如一方方正正的棋盘。《周髀算经》进一步描述说“天象盖笠，地法覆盘，天地各中外高下”，形成“新盖天说”。从这件衣箱看，矩形的箱身犹如方正的大地，圆拱型的盖如浩瀚的苍穹，而在箱盖顶部描绘的图像，不就是古人观测天象的记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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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斗”字与环绕其周围的二十八宿名称，有专家指出，画中的“斗”字代表着北斗星，将其画在中央，表明地位突出，正反映了古人对北斗星的崇拜。二十八宿东侧绘有一龙，西侧绘有一虎，这与传统天文学中的东方苍龙、西方白虎正好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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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天文学中，北斗星与北极星常常是一起被提及的。用西方天文学术语来解释，北斗星就是大熊星座的主星，是北斗七星，而不是指某一颗星；北极星就是小熊星座中的最末一颗星。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是夜晚北方天空中最容易辨认的2个星座，大熊星座形如水勺，小熊星座与大熊星座排列相似，但亮度要低一些。由于北极星位于北极附近，几乎在地球的自转轴上，位于北半球上的中国人是可以常年在北方天空中看到它的。所以在古人眼中看来，北极星居于天之中，如同一个神圣的君主，群星以北极星为中心拱卫于其周围，因此北极星又有“帝星”之称。早在三皇五帝时代，人们就已发现与北极星密切相关的北斗七星也终年运行于苍穹之中，一年四季都能看到，同时，斗转星移明显而有规律，一切节令无不与之有关。所以，古人不仅把北斗七星作为时间的指示星，而且把它想象成天皇大帝在天穹中央乘车巡游，俯察人间。司马迁《史记·天官书》中更有明确记载：“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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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进而以北极星和北斗星为基准，把整个苍穹划为东、西、南、北、中五宫，北斗七星在中天宫，东、西、南、北四个天宫分布着二十八宿，即二十八个星座。二十八宿在东、南、西、北四宫中各有七星。为了便于识别和记忆，古人将它们分别想象为一种动物，如汉代著名科学家张衡说：“苍龙连结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即东宫像苍龙，南宫像朱雀，西宫像白虎，北宫像玄武，这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四象”。东方苍龙七宿是角、亢、氐、房、心、尾、萁；北方玄武七宿是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是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是井、鬼、柳、星、张、翼、轸。这是古人观测行星、记录特殊天象的背景，也是绘制星图、制定历法的基础，是中国古天文学体系的主体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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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二十八宿的起源有印度说，有中国说，但一直难以取得共识。难道与中国二十八宿对应的“左青龙、右白虎”的四象之说，只不过是汉儒的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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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6漆衣箱上的天文星象图，是考古发掘中所见年代最早的将北斗、青龙、白虎与二十八宿配合的实物，也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关于二十八宿全部名称最早的文字记载。箱盖绘有龙和虎的图像，箱身的一面则绘有鸟的图像，3幅图像正好构成三方，可以看作东宫龙、西宫虎、南宫鸟，这一图像证明了“四象”并非汉代儒家的附会。曾侯乙下葬的年代是公元前433年左右，这表明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初，中国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但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它的源头必然要远远早于此。无独有偶，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春秋时期虢国的铜镜背面图案，与曾侯乙墓天文星象图的图案极为相似，这证明在公元前5世纪初或更早，中国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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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侯乙墓天文星象图出土后的10年，即1987年盛夏，豫北平原的濮阳市发现了一组远古时代的墓葬遗址。考古学家在一座编号为M45的古墓里，发现在墓主人骨架周围的不同方位，用蚌壳排列成不同的图形，东方是龙，西方是虎，脚下用蚌壳排列成一个三角形，旁边还有两根人腿骨。在M45墓室以外的同一层位上的其他墓室，也发现了两处用蚌壳排列的龙、虎等动物图形。综合上述发现，联系古天文学知识，考古学家断定这是北斗星象图。《周髀算经》曰：“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髀者，表也。”据此可知，髀作为早期测量日影的工具，其本义就是人骨。M45墓中用腿骨和蚌壳堆成的三角形象征北斗，形象完美地体现了“立表测影”的含义，通过蚌壳摆放勺，然后又用人骨摆放勺杓，显示了古人测量日影与观测北斗的综合关系，体现了古人利用太阳和北斗判定时间的智慧。蚌塑龙、虎与北斗摆放在一起，也就直接决定了龙虎图像的星象意义，意味着中国的早期星象学在6000年前已形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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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天文星象图的出土，使得当时已经定稿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相关内容不得不重新修改，这一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