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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二十八宿的起源有印度说，有中国说，但一直难以取得共识。难道与中国二十八宿对应的“左青龙、右白虎”的四象之说，只不过是汉儒的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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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6漆衣箱上的天文星象图，是考古发掘中所见年代最早的将北斗、青龙、白虎与二十八宿配合的实物，也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关于二十八宿全部名称最早的文字记载。箱盖绘有龙和虎的图像，箱身的一面则绘有鸟的图像，3幅图像正好构成三方，可以看作东宫龙、西宫虎、南宫鸟，这一图像证明了“四象”并非汉代儒家的附会。曾侯乙下葬的年代是公元前433年左右，这表明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初，中国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但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它的源头必然要远远早于此。无独有偶，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春秋时期虢国的铜镜背面图案，与曾侯乙墓天文星象图的图案极为相似，这证明在公元前5世纪初或更早，中国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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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侯乙墓天文星象图出土后的10年，即1987年盛夏，豫北平原的濮阳市发现了一组远古时代的墓葬遗址。考古学家在一座编号为M45的古墓里，发现在墓主人骨架周围的不同方位，用蚌壳排列成不同的图形，东方是龙，西方是虎，脚下用蚌壳排列成一个三角形，旁边还有两根人腿骨。在M45墓室以外的同一层位上的其他墓室，也发现了两处用蚌壳排列的龙、虎等动物图形。综合上述发现，联系古天文学知识，考古学家断定这是北斗星象图。《周髀算经》曰：“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髀者，表也。”据此可知，髀作为早期测量日影的工具，其本义就是人骨。M45墓中用腿骨和蚌壳堆成的三角形象征北斗，形象完美地体现了“立表测影”的含义，通过蚌壳摆放勺，然后又用人骨摆放勺杓，显示了古人测量日影与观测北斗的综合关系，体现了古人利用太阳和北斗判定时间的智慧。蚌塑龙、虎与北斗摆放在一起，也就直接决定了龙虎图像的星象意义，意味着中国的早期星象学在6000年前已形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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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天文星象图的出土，使得当时已经定稿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相关内容不得不重新修改，这一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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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170545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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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兵器：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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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的北室是兵器库及车马室，出土兵器数量之多，品种之繁，也反映了墓主人的不凡身份。兵器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殳。对于殳，历代典籍多有记载，可惜都比较简略。历经千载岁月，沧海桑田，后世竟然未有先秦“殳”的实物或图形传世，使得后人难以知道它的真面目。那么，“殳”到底是一种什么兵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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殳，有的史书上也称作“杵”或“杖”，是先秦时代一种木或竹制成的长柄兵器，不但可用于防身自卫，还可用于装备军队战车。一般认为殳是由原始社会中狩猎用的竹木棍棒发展而成。《尚书·武成》中有“血流漂杵”，“杵”就是商代士兵所使用的殳，那时的殳一般是用一根坚实的木棒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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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把殳列入“车之五兵”之一，是用于实战的兵器。《诗经·卫风·伯兮》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周礼》曰：“殳以积竹、八觚，长丈二尺，建于兵车。”又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从其记载可知殳的形制及其用途，五戎即五种兵器：戈、殳、戟、酋矛、夷矛，殳为其一。《考工记》也记载了“车之五兵”是戈、殳、戟、酋矛、夷矛，分别插在战车上的固定位置，供士兵在作战时使用，这样可以长短兼备，远近结合。关于殳的形制与尺寸，据《考工记》记载“殳长寻有四尺”，东汉人郑玄注曰“八尺曰寻”，由此可见殳的长度为一丈二尺，即约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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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殳的使用更加广泛。据史书记载，城濮之战时，晋军临战前“遂伐其木，以益其兵”。而且随着车战的流行，殳也在改进，出现了青铜和铁制的殳，殳柄为竹木混合制成，呈八棱柱形或圆柱形，柄端安有青铜或铁制殳头，在柄尾安装有起保护作用、使柄尾经久耐用而不开裂的细长铜或铁帽，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六韬·军用篇》有“方首铁”的记载，“方首铁”就是方形铁头的殳。《吕氏春秋·贵卒篇》也有关于中山国的力士穿着铁甲、手持铁杖作战的记载，这里的铁杖，应该就是殳的变体。春秋战国时期是殳作为典型兵器的辉煌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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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或诸侯出巡时，前导勇士也执殳开道，即所谓“旅贲以先驱”。可见殳不仅是用于实战的兵器，也用于天子诸侯的仪仗。而从其发展演变看，殳作为实战兵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越来越演化为仪仗之器。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军所向披靡，拥有数量庞大、质量精良的兵器。然而此时作为车战“五兵”之一的殳，其功用却悄然退化。从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的殳来看，全都是以青铜圆筒套的无锋刃的仪仗器。汉承秦制，在汉代的仪仗中，殳被称作“金吾”，铜制套头，两头镀金，御史大夫、司隶校尉等常常“执金吾”夹侍拱卫皇帝。汉代以后，随着车战淡出历史舞台，殳也悄然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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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兵器的殳有没有刃呢？《毛诗传笺》曰：“殳长丈二而无刃是也。”《说文解字》曰：“殳，以杖殊人也。”段玉裁对其做注曰：“杖者，殳用积竹而无刃。”《考工记·庐人》唐贾公彦疏曰：“殳，长丈二尺，无刃，可以击订人。”这些记载给后人一种错觉，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认为殳是没有刃的棍棒，其实这种判断是完全错误的。早在春秋晚期，南方的楚、随、吴、蔡等国就使用一种带锋刃的殳，即在积竹木柄（由竹木混合制成的柄）的一端装一个呈三棱矛状的铜殳头，在另一端装一个有尖刺的铜箍，这样既可以刺杀，也可以砸击，威力颇大。这样形制的殳，在曾侯乙墓中也有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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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出土了多件带铭文的实战与礼仪用的殳，锐殳7件，晋殳14件。其中3件锐殳刃部较长，顶端有锋，呈三棱矛状，并在锋后装有带尖刺的铜箍，一侧刃上铸篆书“曾侯越之用殳”，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出土自铭为“殳”的兵器，真正彻底解开了殳的形制之谜。晋殳两端无刃，仅有铜套。两种兵器的杆均为积竹木，以八棱形木杆为芯，每个棱面贴宽约1厘米左右的竹片，外面密缠丝线、革带、藤皮，表面髹以红漆或黑漆。杆通长329厘米～340厘米，粗2.8厘米～3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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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中除殳外，还有戟、戈、矛、弓、盾、甲胄、箭簇等，几乎囊括了战国初期时所有的兵器种类。从数量上看，仅箭簇就有4500多件，被成捆地堆放着。2400多年前的曾侯乙，拥有如此多的兵器，可见他的封国应该有相当的实力，其本人也颇热衷军事。从这些出土的兵器上，尽可以想象英姿勃发的曾侯乙率领军队，驰骋疆场，金戈铁马，威武雄壮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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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170545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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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叹的地下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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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出土的15404件文物中，除了乐器组合、兵器和天文星象图外，还有众多精美绝伦的青铜器、金器、玉器、漆器、丝麻织品等宝物可圈可点，更为这个响彻千古的音乐国度格外增添几许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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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物品中，又以青铜器为最多，共计6239件，有专家估计，连同编钟在内的所有青铜器，总重达10吨之巨，消耗铜、金、锡、铅等金属当在12吨以上。这些青铜器物造型复杂，纹饰精美，举世罕见。经鉴定，使用了浑铸、分铸、锡焊、铜焊、镶嵌、铆接、熔模等青铜器制作工艺，说明战国时期南方楚地的青铜冶炼技术同样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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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4件、大尊缶1对、联座壶1对、冰鉴1对、尊盘1套2件及盥缶4件等，囊括了炊煮器、盛食器、饮酒器、贮酒器、冰酒器等，一应俱全，且皆为成套配对，组合形式基本沿袭春秋时期的传统：鼎成序、簋成套、鬲成组、豆成对，盘、匹配。这些青铜礼器规格极高，出土时摆放位置明确，为学者研究先秦时期的用鼎制度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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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代，对礼器的使用是有严格规定的，其中又以鼎的使用为核心内容。天子用鼎数最多，为九鼎，诸侯七鼎，大夫、士人又逐层递减。曾侯乙墓中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明显僭越了诸侯能享有的鼎数，已近于天子之制。这表明在曾侯乙生活的时代，自商周以来的礼乐制度已经遭到破坏，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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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器之中，有一套青铜尊、盘，尊和盘均铸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引人注目。尊在古代是盛酒器，盘一般用作盛水器，二者合为一器，可用于祭祀，也可用于宴饮。该器物出土时，尊置于盘内，浑然一体。尊上雕饰着玲珑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纹，好像朵朵云彩重叠在一起，尊颈与腹之间还饰有4条圆雕豹形伏兽，躯体遍布透雕蟠螭纹，豹形伏兽沿尊颈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长舌垂卷如钩。盘直壁平底，下有4只龙形蹄足，与尊口风格相同，四耳下各有2条扁形镂空夔龙，龙首下垂。曲形的龙与兽突破了满饰蟠螭纹常有的滞塞、僵硬感。整套器物纹饰繁缛，穷极富丽，其青铜铸造技术之精巧达到先秦青铜器的巅峰。器上镂空装饰，透视有若干层次，纹饰纷繁复杂，系用失蜡法铸造，即先用蜡做模，模外做范，加热烘烤使蜡模融化流失，则整个铸件模型变成一个空壳，再将青铜熔液浇灌至空壳内，就可铸成所需的器物。这证实了在2400年前，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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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丝麻织品，由于年代久远而且长期浸水，都已经腐烂，但仍为研究战国早期的纺织工艺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通过检测丝纤维，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注意蚕茧的选用，缫丝质量较之早期也有提高。墓中还首次发现了丝麻交织的纱袋，经线或丝或麻，纬线则全部用丝，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丝麻混织品。在出土的丝麻织品中，包括纱、绢、锦、绣等多种织物，其中首次发现了一种用夹纬使经线现出暗花的单层几何织锦，对我们了解商锦、周锦再到汉锦的发展过程和织造工艺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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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的考古发掘中，难得见到先秦金器的出土，但是在曾侯乙墓的主棺下面，一次就出土了5件金器，且丝毫未受侵蚀，出土时熠熠生辉。经专家鉴定，这5件金器分别是1件盏及1件置于盏中的漏勺，1件杯，2件器盖。其中金盏重2156克，是目前出土的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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