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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胡称帝两年后,东部邻国的闽越王郢向南越国发动战争。赵胡自感威望不高,民心不稳,于是向汉武帝上书求助。汉武帝感到南越国作为臣属的忠心,非常高兴,派遣王恢、韩安国两将军前去讨伐闽越。讨伐还未开始,闽越王的弟弟余善发动叛变杀死了闽越王郢,投降了汉朝。随后,赵胡派儿子赵婴齐跟随大臣严助回汉朝廷当宿卫。但在此后12年中,赵胡借口称病,从未朝见过汉武帝。南越历经赵胡、赵婴齐的统治之后,国力并未增长,反而衰退。公元前115年赵兴继位,其母氏希望归顺汉朝,以此获得庇护,因此多次劝说赵兴和群臣。赵兴通过使者上书给汉武帝,请求像诸侯一样,3年去长安朝见汉武帝一次,并且主动撤除和汉朝交界的边境要塞,此举得到汉武帝首肯。当时南越国丞相吕嘉从赵胡、赵婴齐一直到赵兴,一共辅助过3位国王,深得人心,势力极大,他一直反对归属汉朝,国君及皇太后的作为使吕嘉决定谋反。汉武帝得知消息后,于公元前112年派遣韩千秋率兵2000人前往南越协助国王稳定大局。但吕嘉等人发动叛乱并攻入王宫,杀害了国君赵兴、太后氏和汉朝使者,立前任国君赵婴齐之子赵建德为新的南越王,然后施计将韩千秋的军队全部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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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故使汉武帝迅速下达了出兵南越的诏书。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派兵0万,兵分五路:第一路由伏波将军路博德带领,率兵经桂阳直下湟水;第二路由楼船将军杨仆带领,经豫章郡直下横浦;第三路和第四路由戈船将军和下厉将军带领,率兵经零陵下漓水直抵苍梧;第五路直下牂柯江。1年后,即公元前111年冬,楼船将军杨仆攻破番禺城北的石门,挫败南越国先头部队,随后与路博德部会师,进攻番禺,生擒赵建德和吕嘉。随后汉武帝将原来的南越国属地设置了9郡,直接纳入中央集权管理。这样,由赵佗创立的南越国经93年之后,在赵建德手中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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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葬女人的身份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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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越王墓中,共发现有殉葬尸体15具,都是墓主人的宠妃和身边近待,死状惨烈,有不少人是被重物击打后脑致死,这一情形表明了南越国保留着残忍的殉葬制度。与此类似的情形在一些墓葬文物上也有所表现,南越国的越族人在战争中俘获对方后,将俘虏首级割下,系在腰上以示荣耀。根据墓葬发掘整理资料显示,整个墓中从墓道守门到耳室乐师,再到后室的4位夫人,殉葬人数和殉葬人角色均较为繁多,这在同时期汉墓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引发了人们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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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殉葬,就是用人陪葬及杀人祭祀死者,这一残酷的制度起源于原始社会人类的愚昧无知和神灵崇拜。中国历史上殉葬制度出现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到了殷商奴隶制度建立之后,成为一种墓葬制度并开始流行,商代早、中期分布较为普遍,这一时期殉葬人数较少,盘庚迁都至殷以后殉葬人数量达到顶峰,到了武丁称帝之后又开始呈现减少趋势。到了周代,虽然殉葬制度仍然持续,但用人数进一步减少,春秋末期以后,社会各个阶层开始反对这一做法。西汉中期以后,从社会制度角度来说,人殉人祭已被废除,并不作为国家规定的习俗内容,墓中殉葬者多出于“自愿”,以表示对墓葬主人的绝对忠诚,至于事实上是否真的是殉葬人自愿行为,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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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越王墓中,考古工作者通过骸骨鉴定,认定这些殉葬者都是死后入埋,而且都携带了精美的随葬器物,由此可以判定这些人均非奴隶或低贱侍者,而是有相当地位的人。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6具殉葬者尸体面部以铜镜覆盖,这一现象在中国考古界尚属首例,但是具体原因尚未有定论,有学者认为这是出于某种宗教习俗,也有人认为这是南越人特有的墓葬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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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摆放墓主人棺椁的墓葬主厅西侧配室,发现有7个殉葬人遗迹,其中5人位于配室南半部分,2人位于配室北半部分,其人均无棺具,安放于木板之上。根据骨骼鉴定,7人均为女性,其中年龄最大的为40岁,其余的年龄在20岁~35岁之间。由于缺乏实物证明,她们的具体身份无从考证,成为人们心中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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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位于主墓室南部的入口处发现了一具奇特的殉人骸骨,年代久远,已经腐朽,只留下残缺不全的椎骨、肋骨和几颗牙齿。但就是在这些残缺不全的骸骨之上,考古队员发现了铜镜、带钩等珍贵器物,在近旁还发现了一枚龟钮鎏金方形铜印,边长2.4厘米,高1.7厘米,阴刻篆书“左夫人印”四字,龟钮腹下镂空,作为穿系绶带之用。专家推测这是殉葬的左夫人的遗物。根据遗骸周围痕迹,初步判断她入殓时使用漆木棺材,内部涂有红漆,外部为黑漆作底上施彩绘,明显可见其地位等级较高。在左夫人印出土之后,又发现2枚夫人印,其中一枚上篆刻“泰夫人印”,另一枚因为字迹残损,只能辨别出“夫人印”三字,首字只剩一个“口”部,因此有人推断这可能是“部夫人印”,意即小夫人。但是学者许国彬认为此字应为“否”字,因为中国古代均信奉阴阳,“泰”为八卦延伸六十四卦象之一,乾上坤下,表示安定,意寓“天地高而万物通”,与之相对的卦象为“否”,坤上乾下,泰与否是一种对立调和,表示事物发展的平衡,因此有“否极泰来”之说。由此来看,与“泰夫人”对应的为“否夫人”,也就合情合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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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存在左夫人印,那么根据封建礼制,应当还存在一个右夫人。果然,在东侧配室中的一堆金玉组饰之上,人们发现了一枚精美的龟钮金印,其上的篆文赫然写着“右夫人玺”4个字。在这枚金玺附近,又接连找到1枚象牙质阴刻篆文“赵蓝”两字的印章和3枚字迹模糊的其他玉印。这些“夫人”印章的出现,引发了学者的争论,有人认为,根据“右贵左卑”的观念,以及右夫人印玺为黄金所制,再加上古代汉语中“泰”通“大”,由此可以排列出几位夫人的尊卑顺序依次应为:右夫人,左夫人,泰夫人,部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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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考古学家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汉制皇室习俗之中,“正配”称作“皇后”,“妾皆称夫人”,另外在所有殉葬发现之中,帝王的正配妻室除了合葬之外,均无殉葬的先例,而南越王墓之中这位右夫人除了携带的印玺为金质较为特殊外,并无特殊棺椁制式。据此,这部分学者们认为仅仅凭借一枚金玺,并不能对这位女人的身份进行过多判断,而只能认为是南越国的一种特殊风俗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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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云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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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王墓作为岭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历史文化孕育地,成为整个地区历史研究的资源宝库。学者们对各种具有极高文献价值的出土文物进行了仔细研究,使南越国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渐渐有了清晰的脉络。人们普遍认为,南越国共存在93年,历经5代君主,作为岭南地区的第一个封建制集权国家,它的建立保证了秦末乱世之时岭南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将中原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生产技术传至岭南地区,使当地政治、经济现状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南越国的民族政策沿袭秦朝南海郡尉任嚣的政策,赵佗称帝之初便推行“和辑百越”方针,促进了区域文化与民族融合。南越王墓出土的兵器,主要分为青铜兵器和铁兵器,其中青铜兵器又占了绝大多数,由此学者认为当时南越国的兵卒主要配备青铜武器,而将官则使用铁制武器,表明当时南越的冶铁业并不发达。然而在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农具中,主要有铁制的锄、镢、锸、镰、斧、锛、手铲、锉、锥、刮刀、锤、凿等,这些铁制农具提升了岭南的农业生产水平,表明了南越国对农业的重视。另外,南越国中除了从中原迁移过来的数十万汉人使用古汉语外,土著居民大部分使用古越语,如今中国广东、广西两地的粤语保留了很多古越语的成分。由于南越国首位国君赵佗和大部分官员均来自中原,因此南越国的官方文字为汉字,这一点在南越王墓出土的印章、青铜器等物品上都有显示,与本地的南越、西瓯、骆越等土著居民只停留在刻符记事上相比,南越国的文化明显要进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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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王墓的发掘解开了诸多千古难题,也让学者们产生了诸多疑惑。其一,南越国开国国君赵佗墓葬位置的相关传说;其二,赵蓝印之谜;其三,象岗墓主人名讳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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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越国短短93年的历史当中,开国国君赵佗在位67年。如今在象岗发掘的是第二代国君之墓,他在位时间为10余年。第三代国君赵婴齐之墓已经在三国时期被吴国孙权派兵搜寻挖掘。至于第四代国君赵兴和第五代国君赵建德,一共在位时间也不过3年,因此他们并没有时间去为自己准备豪华的墓葬。如今象岗发掘的第二代国君之墓已经如此庞大,随葬品众多精美,那么开国之君赵佗之墓一定规格更高,随葬品更加丰富,艺术和文物考古价值更加巨大。但是遗憾的是,关于赵佗墓的位置依然是个未解之谜。人们根据各种史料的相关记载,推测了可能存在赵佗墓的几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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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经注》中所引文献记载,南越国国君赵佗生前创造了宏大的基业,死后拥有非常隐秘的墓葬,他的墓以山为坟,墓穴地宫庞大,堆积着各种罕见的珍奇宝贝,虽然他僭号称帝,极为奢侈,但对于死后之事非常慎重,没有人知道墓葬的具体位置。这段话虽然没有直接说出赵佗墓葬的具体所在,但是说明了赵佗之墓确实是以山为陵而建的。无独有偶,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在县内西南方向有一座禺山,赵佗之墓就葬在此处,由此人们推断赵佗之墓便在禺山。但是禺山位于今广州市的何处,没有人能够说清。有人考证了广州市内地名,发现了一处玄机,市内有一块几百米长的高地,叫做高坡,而古诗曾经有过“欲问禺山何处是,路旁童子说高坡”的句子。另外清代时此处还曾建过一座禺山书院,因此这里应当是禺山无疑。考古人员早在20世纪50年代时,就在这里发现了一座秦汉时期的工场遗址,根据土层采样判断这一高地并不是先天形成的禺山,而是历代杂物堆积而成的。另外史料也有记录,早在五代时期,南汉国君曾经凿平番禺二山建造宫殿,因此即使存在禺山,也不可能有任何线索能够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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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番禺当地县志记载,赵佗死之前曾经建造墓地多处,死后他的送丧葬车从番禺城四门出发,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墓地所在。在葛蒲涧附近,曾经有人说“山掩何年墓,川流几代人。远同金骠裹,近似石麒麟”,由此可见,赵佗之墓可能就在附近。如今葛蒲涧南侧有荒坟几千座,有人推测这些可能就是赵佗的疑冢。而葛蒲涧位于广州市白云山,这样一来赵佗之墓的位置便增加了一处可能。后来考古队曾经针对这一说法在白云山地区展开调查,但是除了发现几处明清墓葬外,并未找到西汉时期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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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传说最多的地点当属越秀山了。此山是广州白云山余脉,东西长约1500米,是市区主要山峰。根据越秀山志记载,越秀山下临万井,中锋正脉对应越王宫殿。因为这座山的主峰高度仅有75米左右,周围又分布着蟠龙岗、鲤鱼岗等更加矮小的山坡,地理环境优越,前临珠江,可将番禺城一览无余,风景秀丽,一直是广州的名胜。根据史料记载,当年汉文帝的使者陆贾前来说服赵佗,赵佗便携其前往此处游览,并在山上大摆宴席,山上还留下了越王台。另外在象岗发现的南越王墓所在之地,便是越秀山的分支。由于南越国墓葬一直具有合族而葬的特点,因此从象岗墓葬独占一岗的情况来看,赵佗之墓很可能也是独占一处,而且非常可能就在越秀山主峰之下。还有人参考了汉代陵墓特点,汉惠帝的安陵位于汉高祖长陵右侧,参照的范本是《礼记》,而南越国在各种制度上均沿袭汉制,因此可以判定,象岗墓葬应该在赵佗墓葬的右侧,那么赵佗之墓应该在越秀山主峰越井岗之下。然而此地现在是中山纪念碑所在地,其下是否存在墓冢,谁也无从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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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赵蓝印,学术界也一直存有争论。此印上刻“赵蓝”二字,象牙质,是在右夫人龟钮金玺旁边发现的,按以往的发掘经验判断,赵蓝印便应是右夫人所携带的名鉴之一,因此右夫人的姓名便是赵蓝无疑。然而,为何堂堂南越国国君的右夫人,使用的名鉴居然是区区象牙呢?这又明显与历史传统不符。原来,由于南越国宫制均沿袭汉朝制式,而汉朝规定皇帝、诸侯、王公的印鉴材质使用白玉,俸禄为2000石至400石的官员贵族的印鉴材质为黑色犀牛角,200石以下的普通官吏或学士才使用象牙作为印鉴材料。如果说右夫人真的名叫赵蓝,那就只有一种解释,在她升为右夫人之前,肯定是以普通宫女身份存在的。否则的话,只能认定右夫人根本不叫赵蓝,赵蓝是其贴身侍女之类的人。另外,作为南越王的右夫人,竟然和王室家族同姓,由于名讳缘故,这在传统皇族中是非常罕见的。对此有人认为,这可能确实是同姓通婚的实例,虽然这样的例子较少,但还是存在的。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吴、鲁、蔡均为姬姓,但当时的鲁昭公就照样娶吴女为妻,并改称其吴孟子。另外汉代王莽曾娶过宜春侯的曾孙女王氏。但也有人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南越国独有的风俗,即妻子无论原姓氏如何,均要从丈夫之姓。《史记》记载,南越国统治者实行民族融合政策,鼓励汉越通婚,因此右夫人赵蓝乃是取其夫姓,也就不足为怪了。虽然有以上种种说法,但反对观点也有很多,至今仍然没有定论。对于象岗南越王墓主人名讳,则是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因为虽然墓葬所有文物都已逐一清理研究,而且其中的“文帝行玺”确实证实了该墓为南越国第二代皇帝之墓,但是墓主身边表明自己姓名的“赵”印章却让历史学家大伤脑筋。因为一直以来,所有的历史文献资料都清楚显示,南越国第二代皇帝名叫赵胡,至于这个“赵”却从未有过哪怕蛛丝马迹的记载。通常来说,大家宁可承认墓主人名叫赵,与史书记载的赵胡是同一个人。但事实上,到底“赵”和“赵胡”是否是同一个人,还是像某些学者所说他们是兄弟两人,或者说是从司马迁撰写《史记》便留下的笔误从而以讹传讹,再或是其他的原因,只能由历史来解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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