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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越国短短93年的历史当中，开国国君赵佗在位67年。如今在象岗发掘的是第二代国君之墓，他在位时间为10余年。第三代国君赵婴齐之墓已经在三国时期被吴国孙权派兵搜寻挖掘。至于第四代国君赵兴和第五代国君赵建德，一共在位时间也不过3年，因此他们并没有时间去为自己准备豪华的墓葬。如今象岗发掘的第二代国君之墓已经如此庞大，随葬品众多精美，那么开国之君赵佗之墓一定规格更高，随葬品更加丰富，艺术和文物考古价值更加巨大。但是遗憾的是，关于赵佗墓的位置依然是个未解之谜。人们根据各种史料的相关记载，推测了可能存在赵佗墓的几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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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经注》中所引文献记载，南越国国君赵佗生前创造了宏大的基业，死后拥有非常隐秘的墓葬，他的墓以山为坟，墓穴地宫庞大，堆积着各种罕见的珍奇宝贝，虽然他僭号称帝，极为奢侈，但对于死后之事非常慎重，没有人知道墓葬的具体位置。这段话虽然没有直接说出赵佗墓葬的具体所在，但是说明了赵佗之墓确实是以山为陵而建的。无独有偶，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在县内西南方向有一座禺山，赵佗之墓就葬在此处，由此人们推断赵佗之墓便在禺山。但是禺山位于今广州市的何处，没有人能够说清。有人考证了广州市内地名，发现了一处玄机，市内有一块几百米长的高地，叫做高坡，而古诗曾经有过“欲问禺山何处是，路旁童子说高坡”的句子。另外清代时此处还曾建过一座禺山书院，因此这里应当是禺山无疑。考古人员早在20世纪50年代时，就在这里发现了一座秦汉时期的工场遗址，根据土层采样判断这一高地并不是先天形成的禺山，而是历代杂物堆积而成的。另外史料也有记录，早在五代时期，南汉国君曾经凿平番禺二山建造宫殿，因此即使存在禺山，也不可能有任何线索能够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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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番禺当地县志记载，赵佗死之前曾经建造墓地多处，死后他的送丧葬车从番禺城四门出发，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墓地所在。在葛蒲涧附近，曾经有人说“山掩何年墓，川流几代人。远同金骠裹，近似石麒麟”，由此可见，赵佗之墓可能就在附近。如今葛蒲涧南侧有荒坟几千座，有人推测这些可能就是赵佗的疑冢。而葛蒲涧位于广州市白云山，这样一来赵佗之墓的位置便增加了一处可能。后来考古队曾经针对这一说法在白云山地区展开调查，但是除了发现几处明清墓葬外，并未找到西汉时期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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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传说最多的地点当属越秀山了。此山是广州白云山余脉，东西长约1500米，是市区主要山峰。根据越秀山志记载，越秀山下临万井，中锋正脉对应越王宫殿。因为这座山的主峰高度仅有75米左右，周围又分布着蟠龙岗、鲤鱼岗等更加矮小的山坡，地理环境优越，前临珠江，可将番禺城一览无余，风景秀丽，一直是广州的名胜。根据史料记载，当年汉文帝的使者陆贾前来说服赵佗，赵佗便携其前往此处游览，并在山上大摆宴席，山上还留下了越王台。另外在象岗发现的南越王墓所在之地，便是越秀山的分支。由于南越国墓葬一直具有合族而葬的特点，因此从象岗墓葬独占一岗的情况来看，赵佗之墓很可能也是独占一处，而且非常可能就在越秀山主峰之下。还有人参考了汉代陵墓特点，汉惠帝的安陵位于汉高祖长陵右侧，参照的范本是《礼记》，而南越国在各种制度上均沿袭汉制，因此可以判定，象岗墓葬应该在赵佗墓葬的右侧，那么赵佗之墓应该在越秀山主峰越井岗之下。然而此地现在是中山纪念碑所在地，其下是否存在墓冢，谁也无从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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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赵蓝印，学术界也一直存有争论。此印上刻“赵蓝”二字，象牙质，是在右夫人龟钮金玺旁边发现的，按以往的发掘经验判断，赵蓝印便应是右夫人所携带的名鉴之一，因此右夫人的姓名便是赵蓝无疑。然而，为何堂堂南越国国君的右夫人，使用的名鉴居然是区区象牙呢？这又明显与历史传统不符。原来，由于南越国宫制均沿袭汉朝制式，而汉朝规定皇帝、诸侯、王公的印鉴材质使用白玉，俸禄为2000石至400石的官员贵族的印鉴材质为黑色犀牛角，200石以下的普通官吏或学士才使用象牙作为印鉴材料。如果说右夫人真的名叫赵蓝，那就只有一种解释，在她升为右夫人之前，肯定是以普通宫女身份存在的。否则的话，只能认定右夫人根本不叫赵蓝，赵蓝是其贴身侍女之类的人。另外，作为南越王的右夫人，竟然和王室家族同姓，由于名讳缘故，这在传统皇族中是非常罕见的。对此有人认为，这可能确实是同姓通婚的实例，虽然这样的例子较少，但还是存在的。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吴、鲁、蔡均为姬姓，但当时的鲁昭公就照样娶吴女为妻，并改称其吴孟子。另外汉代王莽曾娶过宜春侯的曾孙女王氏。但也有人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南越国独有的风俗，即妻子无论原姓氏如何，均要从丈夫之姓。《史记》记载，南越国统治者实行民族融合政策，鼓励汉越通婚，因此右夫人赵蓝乃是取其夫姓，也就不足为怪了。虽然有以上种种说法，但反对观点也有很多，至今仍然没有定论。对于象岗南越王墓主人名讳，则是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因为虽然墓葬所有文物都已逐一清理研究，而且其中的“文帝行玺”确实证实了该墓为南越国第二代皇帝之墓，但是墓主身边表明自己姓名的“赵”印章却让历史学家大伤脑筋。因为一直以来，所有的历史文献资料都清楚显示，南越国第二代皇帝名叫赵胡，至于这个“赵”却从未有过哪怕蛛丝马迹的记载。通常来说，大家宁可承认墓主人名叫赵，与史书记载的赵胡是同一个人。但事实上，到底“赵”和“赵胡”是否是同一个人，还是像某些学者所说他们是兄弟两人，或者说是从司马迁撰写《史记》便留下的笔误从而以讹传讹，再或是其他的原因，只能由历史来解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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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沸腾的艺术海洋——敦煌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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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这个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有着东方艺术宝库之美誉。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敦煌享有如此盛誉，并非言过其实，去过敦煌莫高窟的人，都会强烈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共震，因为这里是沸腾的艺术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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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敦煌话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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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甘肃省最西边的—个县级市，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这是一块美丽、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南枕祁连雪峰，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连嶙峋逶迤的北塞山与蒙古高原的茫茫大漠，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是一个由南祁连山流来的古氐置水（今党河）泛滥冲积而成的绿洲，面积约3.12万平方千米。这里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39.9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不过由于四围群山环抱，中有党河水滋润着肥田沃土，旱涝保收，四季瓜果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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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历史悠久，从该地考古发掘出土的石刀、石斧和陶器可以判断，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即有三苗人在此繁衍生息，过着狩猎和原始农业的生活。夏、商、周时，敦煌隶属古瓜州，三苗后裔羌戎族在此游牧定居，至今敦煌地区还保留着他们留下的许多岩画。自战国至秦代，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在敦煌一带居住。后来大月氏强盛起来，不仅兼并了羌戎，而且赶走了乌孙人、塞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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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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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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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十六国至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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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甘肃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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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时间：1943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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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丝绸之路自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继出玉门关和阳关，沿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南麓，分为南北两条道路。南线从敦煌出发，经过楼兰，越过葱岭而到安息，西至大秦（古罗马）；北线由敦煌经高昌、龟兹，越葱岭，而至大宛。汉唐之际，又沿天山北麓开辟一条新路，由敦煌经哈密、巴里坤湖，越伊犁河，而至拂林国（东罗马帝国）。汉宋之际，丝绸之路是通往西方的交通要道，敦煌也由此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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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匈奴人入侵河西走廊，打垮了大月氏，迫使其西迁。匈奴由此占据整个河西走廊，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不仅控制了丝绸之路，而且经常骚扰掠夺内地，对西汉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汉武帝继位后，为打垮匈奴，一方面在军事上积极部署和出击；一方面于建元二年（前138）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乌孙夹击匈奴。元狩二年（前121）春，汉武帝派大将霍去病统率万骑进军河西，此役大获全胜，生擒匈奴王子，缴获其“祭天金人”。同年夏，霍去病率骑兵涉居延水，逼祁连山，大破匈奴，斩杀3万余人，迫使匈奴浑邪王携部众4万余人投降汉朝。汉元鼎二年（前15），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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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及先进技术不断向西传播到中亚、西亚甚至欧洲，而来自西域的物产亦传播至中原地区。丝绸之路上，各国使臣、将士、商贾、僧侣络绎不绝，而敦煌成为“咽喉锁钥”，据丝绸之路之要冲，成为中西方贸易的中心和中转站。西域胡商与中原汉族商客在此云集，从事中原丝绸和瓷器、西域珍宝、北方驼马与当地粮食的交易。与此同时，中原文化、佛教文化、西亚和中亚文化不断传播到敦煌，中西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碰撞、交融，使得敦煌成为“华戎所交一大都会”，人文荟萃，文化粲然，这些繁荣的景象在莫高窟第296窟窟顶的壁画上有着生动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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