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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914年，敦煌豪强大族曹氏从张氏手中接管政权，为维护统治、巩固政权，曹氏大肆营造佛窟。首任节度使曹议金营造了莫高窟第98窟，窟内绘僚属及高僧供养人像计200多身，多为张氏时期的功臣旧勋，曹议金利用此举成功地笼络了敦煌旧势力，完成了从张氏家族到曹氏集团政权交接的平稳过渡。曹议金的回鹘夫人陇西李氏营造了莫高窟第100窟，里面绘有长达10余米的《曹议金出行图》和《李氏出行图》，展示了曹氏强大的势力和敦煌地区的繁荣稳定。至于第98窟中绘的那些功臣旧勋，在第100窟以后营建的曹氏大窟中再没有出现过。从这些洞窟的壁画故事来看，曹氏营建的洞窟显然成为曹氏诸节度使的“纪念堂”，反映了曹氏政权由弱到强的过程，见证了敦煌地区社会状况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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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经洞里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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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经洞为莫高窟第17窟，唐代河西著名的僧人洪英曾在此修行参禅，这里又曾在千百年的岁月中堆积了5万余件震惊中外学术界的经卷、遗书。当你来到这里，一定会满腹孤疑，小小一方斗室，本隐于一堵绘有菩萨画的墙后，安然度过了漫长时光，又是如何重新被人发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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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将时光倒退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有一个名叫王圆的道士云游来到莫高窟。大概谁也不曾想到，就是这个人，发现了蜚声中外的藏经洞，也给莫高窟艺术带来了灭顶之灾。王道士祖籍湖北麻城，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卒于民国二十年（1931）。他是农家子弟，曾读过几年私塾，后来由于连年灾荒，被迫外出逃荒，后来还在甘肃肃州巡防军当了一年的兵。多年的颠沛流离使王道士感到“历尽魔劫，灰心名利”，于是回到家乡，出家为道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云游至敦煌。当时的莫高窟前有上、中、下三座寺庙，前两寺皆住红教喇嘛，王道士便在下寺安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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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能诵道经，又会测字算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竟也在当地闯出点名气，香火渐渐兴盛起来，生活也过得比较富裕，他俨然成为寺庙当家之人。渐渐地，王道士开始用化缘得来的钱财大兴土木，他将一些五彩的佛教壁画刷白，将一些佛像敲碎，打算把莫高窟改造成为道教的灵宫。其中，藏经洞是他的主要目标之一，他雇了些人来清扫洞口甬道中常年堆积的沙土，不久藏经洞的沙土便被清扫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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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还雇了一个识字的杨姓之人给他打打下手，写写经文。当时天气炎热，杨某见藏经洞内凉爽，就把桌子搬进洞窟抄写经书。他嗜好旱烟，常在休息之余吞云吐雾一番，还惯常用芨芨草点火，并把燃剩的草插在洞窟墙壁的裂缝中保存以备使用。光绪二十六年阴历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杨某照常在点着烟袋后往墙缝里插草，突然发现墙缝深不可止，他感觉有点奇怪，便用烟袋头敲了敲墙壁，从墙壁的回音可以判断里面竟然是空的，于是便赶紧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也觉得蹊跷，于是相约夜半，两人破壁而入，发现壁后有一个用泥块封着的小门，高不足一人。两人又敲掉泥块，一条漆黑的通道出现在了二人面前。王道士与杨某手持照明工具，跨入通道之内，便看见尽头现出一个洞窟，约一人高，一丈见方，室内堆满了数不清的白布包裹。打开包裹，里面都是经卷，包裹之下又有绣画、法器等，不计其数。一个隐藏了将近千年的神秘洞窟就这样无意中重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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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藏经洞内发现宝物的消息就散播开了。人们对此有着种种说法，有人说是佛祖显灵示宝，有人说王道士倒卖宝物发昧心财，为了掩人耳目，他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至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这一段文字写在王圆所著的《催募经款草册》中，读来真是让人备觉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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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四月八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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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有“四月八庙会”这一民间传统节日。每逢农历四月初八，当地居民，尤其是佛教信徒为纪念释伽牟尼，纷纷携老扶幼，成群结队，聚集在莫高窟、三危山、雷音寺等处烧香拜佛。人们怀着虔诚的心，向佛祖祝祷，或诉说内心的痛苦和烦恼，或祈求佛祖保佑，或祈福纳财，或求消灾灭祸，或求子，或求官。佛前一炷香，心头澄明事。做完这一切，人们如释重负，信心倍增，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期待。从四月初八起，敦煌整个窟区、寺庙人山人海，各处小吃摊点、工艺品商店、文艺节目演出场，甚至树林中、小溪边，游人皆摩肩接踵，异常热闹，接连几日，盛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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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来惊天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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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圆箓发现的藏经洞为今天莫高窟第17窟，窟身为正方形，边长约3米，四面墙高约2.5米，窟顶呈覆斗形。洞窟打开之日，里面堆满了经卷、彩幡、法器等物。据统计，留存至今的写本经卷、文书、织绣、绘画、画着佛像的绢幡、印花织物、拓本、写本和印本的图书丝织物、儒家经典、地理志、通俗诗词歌曲、契约、信札、账单、铜像等物，仍在5万件左右。这些文物，其所属年代自359年至1006年之间，涵盖了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的内容，是极为珍贵的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但在晚清社会，藏经洞的发现也同时意味着它的厄运的到来，这将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场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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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经洞发现以后，王圆捡出一些精美的绢画和完整的写经，作为古董送给敦煌县衙的要人和当地名流。光绪二十八年（1902），甘肃学台叶昌炽从敦煌县令汪宗翰手里得到了在藏经洞发现的几种唐碑拓片、绢画和写经，又从另一个文人王宗海手里得到一些绢画和写经。叶昌炽是位金石学家，深知这些绢画和经卷的重要价值，立刻建议省府把所有经卷送至省城兰州保管。但是省政府竟然舍不得出运费，仅在光绪三十年（1904）一月下令由敦煌县衙清点，并责成王道士就地封存，暂为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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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出后，从1905年到1924年间，俄、英、法、日、美等国“考察家”来到敦煌，肆意掳掠，骗走了三四万件经卷，采用各种手段剥去了许多壁画，大量珍贵文物流失，给莫高窟造成了巨大且无法弥补的破坏，这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也是整个人类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其中规模大者有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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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人勃奥鲁切夫仅以6包劣质的石蜡为代价，就从王圆手中骗走了大批的经卷、典籍。更为遗憾的是，这些经卷书籍一直未得到整理和发表，迄今为止已不知流落何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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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0年，在英属东印度公司支持下，匈牙利人马克·奥里尔·斯坦因曾三次来到中国新疆和甘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地理测量和“考察”。斯坦因毕业于德国杜宾根大学，曾在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从事东方语言和考古学研究一年，服过兵役，由此获得测量地形和绘制地图的技能，后在英属印度政府供职，富有语言天赋，懂得匈、德、英、法、希腊、拉丁、波斯、克什米尔、突厥语和梵文，但不懂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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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他从土耳其商人那里听说敦煌王道士手里有古书，于是假借考古之名，于3月16日窜到敦煌。经过周密策划，他想出了一个阴谋，谎称自己是玄奘信徒，并通过捐献一笔数量很少的“功德钱”，获得了王道士的好感和信任。丧失警惕、利欲熏心的王道士将斯坦因带到藏经洞。当斯坦因借助煤油灯昏暗的灯光扫视这个斗室时，这里的物品让他不禁两眼发直，心情激动。随后，斯坦因凭着考古经验和东方学的功底，用37昼夜的时间，在王道士提供的物品里恣意挑选了3000多卷保存完好的经卷，500多幅绘画。事后，他支付给王道士200两白银。怕夜长梦多，斯坦因赶忙把这些物品装在29个大木箱里，于6月13日悄悄离开了敦煌。16个月后，斯坦因携带这批珍宝到达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震动了整个欧洲，斯坦因的发现也被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随后，贪婪的斯坦因从1907年起，又先后5次去莫高窟，以几乎同样的手法又从王圆手中骗取了大量的文物。据统计，他先后窃走织绣品150余方，绘画500余幅，图书、经卷、印本、写本等6500余卷。所有这些文物都被运至大英博物馆，为此他获得了英国政府授予的金质奖章。1914年，斯坦因又一次来到敦煌，骗买去600多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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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斯坦因之后，法、日、俄和美国迅速组织探险队，从不同的方向赶往中国。1908年7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一行三人来到莫高窟。伯希和操着流利的汉语，并奉上50银元的见面礼，赢得了王道士格外的好感。王道士于是给伯希和20天的时间可进入藏经洞任意挑选。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伯希和挑选出了斯坦因忽视的更为珍贵的经卷和在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及一些画卷，装了10大车。他还卑鄙无耻地用预先制好的化学胶布粘走了26方最精美的壁画，盗走了几尊彩塑，包括高1.2米的半跪观音。1909年，伯希和将这些宝物运到巴黎，一部分写本和印刷品藏入巴黎国民图书馆，至今保存完好；另一部分为200余幅彩画、2000多尊木雕、丝绸以及许多纺织品，皆被送往卢浮宫。伯希和还拍摄了全部洞窟的壁画，并给各个洞窟编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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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日本人大谷光瑞组织了大谷探险队前往中国“探险”，并到达敦煌。其中队员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以僧人身份前往谒见王道士，从王道士手中骗买去500多件敦煌遗书，还有大约700件吐鲁番文书和木简、壁画、雕像、丝织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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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俄国人鄂登堡一行八人来到敦煌。在1914年至1915年间，他们从王道士手中骗买走一批敦煌遗书，包括大量的汉文、回鹘文写经，还盗取了许多彩色塑像和绢布画、纸画。据统计，他们窃走的写经在3000件以上，另有丝织艺术精品150余方，壁画500余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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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至1921年间，俄国境内的白俄叛军逃到中国境内，1921年11月，中国政府拘留了400多名白俄士兵，并将他们关押在莫高窟内。这些白俄士兵在千佛洞内居住了半年之久，他们在羁押之中无处发泄，就在壁画上乱涂乱画。壁画上写满了沙皇军队的番号，佛像被一些污言秽语所玷污。最为可恶的是，他们在洞窟内生火做饭，油烟严重污损了大批的壁画，使这座瑰丽无比的艺术宝库满目疮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