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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舞姿优雅、温良可爱的舞马的结局，却是异常悲惨。根据唐朝郑处诲的《明皇杂录》记载，安史之乱中，唐玄宗仓皇从长安逃往蜀中，这些曾给主人带来了无限欢声笑语的舞马们却被抛弃在宫苑之中，最后大多散落到民间。安禄山早年曾在皇宫里欣赏过这些舞马的舞姿，便派人将剩下的几十匹舞马聚拢起来，送回范阳。安禄山死后，舞马又辗转落入田承嗣的手中。田承嗣性情凶诡，不习礼义，曾为安禄山的部将，后来追随史思明、史朝义父子，为人残暴奸诈，归附朝廷之后又再次反叛。他并不知道这些舞马的来历，得到它们后，全部当成普通的战马来使用。某日军中演奏乐曲，舞马们一听见乐音，以为欢乐的日子再次来临，便立刻踏乐而舞。养马的兵士们不明就理，大惊之下，以为它们中邪魔发疯，抡起棍棒便一阵乱打。温良的舞马以为主人嫌它们跳得不好，棍棒之下反而舞得更卖力。兵士们惶恐至极，将此事报告给田承嗣。田承嗣自己也孤陋寡闻，以为战马起舞是有妖邪附体，就下令狠狠地打它们。可怜的舞马被打得愈痛，便舞得愈加整齐规矩，又招来更加狠辣的毒打。可叹这些优雅乖巧的舞马无法揣测暴徒们的心思，不敢停歇下来，最后都被活活打死。从此舞马便在人间绝迹，其训练方法也从此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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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马风光一时，仅在众多诗词歌赋中留下了时人对它们优雅风姿的赞叹，如《舞马赋》曰：“……或进寸而退尺，时左之而右之……知执辔之有节，乃蹀足而争先。随曲变而貌无停趣，因矜顾而态有遗妍。既习之于规矩，或奉之以周旋。迫而观焉，若桃花动而顺吹；远而察之，类电影倏而横天……”其实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都对神秘的舞马是否真的存在抱有疑问，人们只是依据文献记载浮想联翩，但如此有趣甚至有几分灵性的马儿翩翩起舞，或多或少有些让人难以置信，甚至怀疑此事是讹传或者无中生有。而何家村出土的鎏金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银壶上的舞马造型，竟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专家充分考证后认定，舞马衔杯祝寿确有其事，这只仿皮囊银壶是迄今为止唯一能证明舞马真实存在的实物资料。同时，鎏金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银壶不仅反映了唐代宫廷的奢华生活，因其所表现出的鲜明民族特色，也成为了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见证，并引发人们通过何家村出土文物，对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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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乐宴舞马，唐玄宗时期还有一个著名的娱乐活动——金钱会。唐玄宗曾在承天门楼上设宴娱乐，高兴之时经常向楼下抛撒金钱，赏赐下属，并由此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金钱会。赏赐所用的金钱并非市面流通的货币，而是专供赏玩的“金开元通宝”，由于数量有限，在当时就已经是十分珍贵。但是在何家村的宝藏之中，一次就出土了30枚，而且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发现。另外，何家村还出土了银“开元通宝”40多枚。结合文献对照，金钱赏赐是有根据的。首先，出土的金开元通宝、银开元通宝是直接的证明。其次，根据文献记载，唐代有类似的规定，为了表示对大臣的厚爱，皇帝经常用金盒盛放贵重的化妆品赏赐给他们，在何家村出土的金花银盒、金棱盒等都有可能与赏赐活动有关，金、银开元通宝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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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开元通宝，在钱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621年，唐高祖为整治混乱的币制，于是效仿西汉钱币规范，开铸开元通宝。“开元通宝”四字钱文为唐初大书法家欧阳询制词及书，文字庄重隽秀，挺拔俊朗，世人无不称叹。字体在篆隶之间，4个字在钱币上按照先上后下、再右后左的顺序分布。如果从上到右顺时针方向阅读，意义也是非常明朗的，当时也有人称之为“开通元宝”钱。开元通宝的形状沿用秦方孔圆钱，规定每十文重一两，每一文的重量称为一钱。它的出现，意味着自秦朝统一货币以来，在世间流通了800多年来的铢两货币币制从此结束，中国的币制从此由铢两体系而发展为通宝币制，引导了以后元宝、通宝方孔圆钱的使用。铢两货币以货币自身重量作为货币价值，自秦后，在中国封建王朝一直沿用了1000多年。通宝币制以币身承载信息作为货币价值，从此中国的方孔圆钱大多数都叫做通宝、元宝，宝文钱在市面上普遍流通使用，而唐代开元通宝的文字、重量、形制也都成为后世铸钱的标准，五代的周元通宝、宋代的宋元通宝都模仿了开元通宝的文字形制。日本、越南、朝鲜钱制也受到开元通宝的影响，通宝的称谓一直延用至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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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市面中流通的开元通宝皆为铜制，而金、银质的开元通宝因为本身贵重，仅限皇家赏赐，贵族赏玩，并不投入流通，因此存世量极小，尤其是金开元通宝，更是弥足珍贵。历史学家认为，金开元通宝的产生是与当时繁荣的社会经济分不开的。当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逐渐扩大，唐太宗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均呈现出一片繁盛，实现了众口称赞的“贞观之治”。唐玄宗李隆基在位44年，在前代皇帝积累的良好基础上，他又励精图治，使唐帝国进入了极盛时期，这一黄金时代就是著名的“开元盛世”：百姓生活殷实富足，府库充实，城市中商业兴旺，交通发达，长安城成为了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在一派繁花似锦、歌舞升平的社会状况下，皇帝造出一些精致的金币以供赏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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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1705454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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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文物看繁华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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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村出土的文物中，许多是海内外首次发现的孤品，因此成为唐代文物空前的大发现，也是考证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实物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了何家村的这些文物，也就了解了唐代社会的真实风貌。其中最有经济研究价值，确切反映唐代经济制度发展状况的文物，便是金银饼。金饼制作粗糙，但银饼却是极具特色，撇开艺术价值不提，还具有很高的学术意义。银饼制作非常规范，上面凿刻或墨书铭文，内容涉及铸造部门、人员、重量、年月、白银来源、官员职务姓名、工匠名等等。何家村一共出土银饼22件，其中4件上有用刀刻画出的深深的铭文，内容分别是“安县开元十九年庸调银十两专知官令彭崇嗣典梁诲匠王定”，“怀集县开十（开元十年）庸调银十两专知官王问乐典陈友匠高童”两种，据此可以看出，这4件银饼是当时的庸调税银，由此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的白银已被应用于租庸调、税口银、市场税收等赋税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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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料记载，780年之前，唐帝国全国的税务制度皆采用以个人作征税对象的丁身租庸调制。所谓租，是指成年人每人每年要交纳粮食2石；所谓庸，是指每丁每年服役20天，如果不服，则要每天缴纳3尺绢；所谓调，是指纳税人交纳自产的绫、绢、施各2丈，如果是布，还要再增加1/5的量。庸调一般用布帛交纳，通常情况下不使用白银，只有在岭南地区，例如怀集县、安县等地，由于当地产银，市面也用银锭交易，因此每年交税才用白银。自唐开元、天宝年开始，统治者想尽办法搜刮民脂民膏，把庸调所收之布帛，折变成质量较轻方便携带的金银，直接运到京城国库，形成了“变造”制度，原有的租庸调制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据此不难判断，何家村出土的4件安、怀集“庸调银”银饼，是安、怀集两县的庸调布帛折变为银两后铸造成饼，用于直接送交京城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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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12件以墨书撰写铭文的出土银饼上，写着“东市库郝景五十二两四钱”“东市库赵忠五十两半”等字样。历史学家考证，当时唐都长安有东、西两市，东市是长安城著名的商业市场，东、西两市均有京都市令和平准令等官员，专门管理市场，负责协调市场保证交易公正。其中“市令”是管理市场的官员，“平准令”是平抑物价、监督物价的官员。因此东市库银饼便是东市平准库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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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唐德宗推行二税法之后，庸调银饼制度才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此之前，唐朝政府规定各地收缴赋税，要先由卿、御史等官员监督核对尺度斤两等，再入库房，同时在将要入库的物品上，写上交纳的州县名、日期，以便区别优劣和新旧。一般物品尚且如此，赋税银饼更是不能例外。这些发现，充分表明了唐代发达的封建经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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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唐代最初的两位皇帝，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在政治上也很有作为，通过丝绸之路，唐王朝与西方及周边国家地区少数民族有着友好的关系。这一点在何家村出土文物中也有明确的体现。例如，出土文物中有几种少见的外国金银货币，包括东罗马的金币、波斯的库斯鲁二世银币等等，成为当时中外交通贸易繁盛的证物。东罗马金币做工非常精致，正面为皇帝半身像，头上戴盔，盔顶饰以翎羽，冠下两侧垂珠露于颊旁，右手持一标枪，扛在右肩上，枪端露于左侧须边，左手持盾，盾面饰一骑士以矛刺敌。皇帝身着交领外衣，皱折处和边缘的轮廓线由联珠式小点形成。铭文共15个拉丁文字母，从皇帝像右手侧发出。钱币背面为肩附双翼的胜利女神像，右手持长柄十字架，左手托一个球体，球上亦立有一个小十字架，周围有铭文一周，女神脚底横线下有一铭文，由5个字母组成。史料显示，公元7世纪20年代，唐长安城是丝绸之路的起点，罗马城是丝绸之路的终点，在当时，中国的蚕种、丝绸等物品通过这条漫长的大陆通道传到东罗马，这些西方金币成为当时异国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此外，文物中甚至还包括日本的“和同开”。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出土的唐代时的日本物品非常少，何家村出土的5枚日本银钱更是罕见。有人说，这些银钱可能是日本遣唐使作为宝物“贡品”献给唐朝皇帝的。唐对外交流的空间跨度东至日本海，西至地中海，不能不让人啧啧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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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何家村出土的忍冬纹金带把杯、乐伎纹银带把杯、乐伎纹金带把杯等，器物上的八棱形、环形把、联珠纹，以及杯把指垫上长髯下垂的胡人头像等细节，都是粟特银器的典型做法。而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鎏金凤鸟纹六曲银盘、鎏金龟纹桃形银盘、鎏金熊纹六曲银盘上单点动物的构图方式，也深受中亚银器的影响。另外，其他器物中还有来自萨珊“徽章式”艺术的痕迹，以及大量的联珠、摩羯纹等中亚、西亚的银器风格，无不从各个方面证明了唐朝与海内外的密切联系。有专家在研究后认为，如果仅仅靠唐代工匠对外来器物的模仿，而没有波斯人、粟特人亲自操作，这些器物是无法呈现如此细腻逼真的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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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社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开放的，大量的异国物品，乃至宗教、文化等都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流入本土，胡器、胡服、胡乐、胡舞、胡食等新鲜元素曾经一度成为皇家贵族追求时髦的象征，其中泼寒胡戏的流行，更是生动地验证了这一点。所谓泼寒胡戏，是源自古代西域的一种乐舞，在寒冬时节，戏者赤身裸体追逐泼水，头戴面具，击鼓歌唱，据说可以消灾祛病。这种舞戏又称“苏莫遮”。在《文献通考》中有这样的记载：“西国外蕃唐国之乐，其乐器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其乐大抵以十一月裸露形体，浇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也。”《新唐书》中也有相关记载：“神龙元年十一月，唐中宗幸洛城南门，观泼寒胡戏”，“景云二年十二月丁未，睿宗作泼寒胡戏”。可见这种宫廷之戏在初唐时于民间广泛流行，武则天之后的唐中宗、唐睿宗两位皇帝也都喜欢看这种乐舞。后来，泼寒胡戏流传更加广泛，各地纷纷组建自己的队伍互相比赛，尤其注重道具的精致与华丽。由于花费奢靡，众多大臣开始反对，认为这种风俗有百害而无一利，请求禁绝。到了唐玄宗开元元年冬天，敕令禁断，才逐渐停息。从当时大量来自西方的器物和仿制品来看，唐朝国内的工匠为了满足人们对西方事物喜爱的需要，曾经仿造了许多西方风格的器物，也反映出外来文化进入唐帝国之后的融合。同时说明唐文化博采世界文化之长，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封建文化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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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村还出土了丹砂、紫石英、白石英、钟乳石等多种贵重药材，这些药材名称在盛放的银盒上均有题记，还有珊瑚、琥珀等珍贵物品。在当时，这些上等的药物一般只有皇帝才能享用。根据一些资料显示，唐代帝王多喜好服食金丹以求长生不老，其中6位皇帝的死亡跟服食金丹有关。而皇帝在赏赐立功的大臣时，通常也会以丹砂、钟乳石等药材赏给三品以上的大官，可以看出这些药材在当时不可能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这些药物从功能上来讲都有镇静安神、益气明目、健五脏、提精神的作用。何家村出土的一整套炼制金丹等的药具和大量的丹砂，正是这种宫廷时尚的真实再现。这批唐代名贵药具药物，是迄今为止唐代药具及药物最系统最完整的一次发现，也是中国古代医药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同时，炼丹器石榴罐、煮药器双耳护手银锅、单流折柄银铛、单流金锅及许多贮药盒、饮药用具，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当时药物学的发展情况，反映了当时社会炼丹术的盛行，是研究中国医药史与化学史的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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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汉代，道教就比较兴盛，在葛洪的《抱朴子》里有一些专门讲述丹药炼制及药理作用的内容。何家村出土了很多跟炼丹有关的药具和药物，从银制贮药器上所铸的铭字，可以清楚地看出它记载的是器内所装的药品名称、所装分量、药品产地等等。其中关于丹砂和钟乳石的记录非常详细，对丹砂和钟乳石有很严格的区分，光丹砂就分7种等级，钟乳石的名称也有3种。贮药器上铭文不仅记录了药品的名称，还有药品的服用方法，以提醒服药者服用的时候要慎重。另外，出土的金铛、银锅、银罐等金银器皆是煎药的容器；而玛瑙臼以及和它配套使用的玉杵，是用来研磨药品的，出土时玛瑙臼中间尚有研磨的痕迹。另外鎏金的银羽觞、耳杯、金杯、金碗，都是当时人们服用药物时所用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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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金玉制品就被人们赋予了种种神奇的宗教能力，即被人为地赋予了很多象征意义，同时又由于其自身材质所具有的高昂的经济价值，使它们成为了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标志。唐代文献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比如规定一品以下官员所用的食器不得以纯金纯玉制造。而在何家村发现的金盆，是迄今为止唐代金盆的唯一一次发现，也是现在发掘物中年代最早的古代金盆。古代金盆流传至今，存余数量已是屈指可数，由此可见金盆在古代的珍贵和罕见。金盆在古代是皇家使用的器物，也有一些学者称何家村发现的金盆是“金浴盆”，认为它和皇室“洗三”的活动有关。因为在唐代，皇子生下3天的时候要举行“洗儿会”，这种说法更加增添了何家村出土文物的珍贵和神秘。另外，银盆、银也是皇室盥洗使用的器具。在《新唐书》里就有记载祭典的情景：“盥，则奉、取盘，酌水，赞洗。”再现了当时贵族在每次吃饭前都要洗手的情形。除此之外，皇家举行重大祭典及其他隆重的活动时，也要使用到银、银盘等器物。何家村出土的文物是皇家专享的珍贵器物，向世人展示了唐代物质生活的实际水平。同时，其高超的制作技艺和艺术价值也向世人展示了唐代发达的手工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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