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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汉代，道教就比较兴盛，在葛洪的《抱朴子》里有一些专门讲述丹药炼制及药理作用的内容。何家村出土了很多跟炼丹有关的药具和药物，从银制贮药器上所铸的铭字，可以清楚地看出它记载的是器内所装的药品名称、所装分量、药品产地等等。其中关于丹砂和钟乳石的记录非常详细，对丹砂和钟乳石有很严格的区分，光丹砂就分7种等级，钟乳石的名称也有3种。贮药器上铭文不仅记录了药品的名称，还有药品的服用方法，以提醒服药者服用的时候要慎重。另外，出土的金铛、银锅、银罐等金银器皆是煎药的容器；而玛瑙臼以及和它配套使用的玉杵，是用来研磨药品的，出土时玛瑙臼中间尚有研磨的痕迹。另外鎏金的银羽觞、耳杯、金杯、金碗，都是当时人们服用药物时所用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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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金玉制品就被人们赋予了种种神奇的宗教能力，即被人为地赋予了很多象征意义，同时又由于其自身材质所具有的高昂的经济价值，使它们成为了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标志。唐代文献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比如规定一品以下官员所用的食器不得以纯金纯玉制造。而在何家村发现的金盆，是迄今为止唐代金盆的唯一一次发现，也是现在发掘物中年代最早的古代金盆。古代金盆流传至今，存余数量已是屈指可数，由此可见金盆在古代的珍贵和罕见。金盆在古代是皇家使用的器物，也有一些学者称何家村发现的金盆是“金浴盆”，认为它和皇室“洗三”的活动有关。因为在唐代，皇子生下3天的时候要举行“洗儿会”，这种说法更加增添了何家村出土文物的珍贵和神秘。另外，银盆、银也是皇室盥洗使用的器具。在《新唐书》里就有记载祭典的情景：“盥，则奉、取盘，酌水，赞洗。”再现了当时贵族在每次吃饭前都要洗手的情形。除此之外，皇家举行重大祭典及其他隆重的活动时，也要使用到银、银盘等器物。何家村出土的文物是皇家专享的珍贵器物，向世人展示了唐代物质生活的实际水平。同时，其高超的制作技艺和艺术价值也向世人展示了唐代发达的手工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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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村出土的葡萄花鸟纹银香囊，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还表现了当时机械物理学的进展。据文献记载，安史之乱（755～762）中，唐玄宗逃离长安，途至马嵬坡，六军不肯前行，要求皇上斩杀给国家招来祸患的奸臣杨国忠。玄宗为息军心，斩杀杨国忠，其堂妹杨贵妃亦被勒死，并就地起坟埋葬。后叛乱平定，玄宗从四川归来长安，心中非常思念杨贵妃，便命高力士一定要把杨贵妃的尸体找到。高力士亲自前往马嵬坡找寻，回来后对唐玄宗说，尸体朽坏了，“唯香囊犹在”。此5个字使今人百思不得其解，香囊是个丝织制品，如何能在尸体都腐朽不存的情况下，仍无损地存在呢？而现在通过文物可以知晓，唐代的香囊实际上是金银制成。历史学家考证，香囊是唐代贵妇人日常生活的必备之物，无论出行、游玩、狩猎，均随身携带，所过之处，香气袭人。这种香囊设计精巧，不论外部球体如何转动，中间的香盂总是保持平衡，里面的香料也不至于撒在外边。这种持平装置完全符合陀螺仪原理，而这一原理直到近代才被欧美发现并广泛应用于航空、航海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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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许多金银器物的装饰面采用十二瓣划分，且多呈“S”形或“U”形瓣，器底有焊接的装饰圆片，表明金银器制造工艺复杂精细，切削、抛光、焊接、铆、镀等工艺已普遍使用。焊接已有大焊、小焊、掐丝焊，技巧纯熟，焊缝非常隐蔽。另外在盘、盒、碗等器物上，都有明显的切削加工痕迹，清晰可见。小金盘的螺纹同心度强，纹路细密，盒的子母扣接触密闭，很少有轴心摆动情况，证明当时的切削加工已趋成熟，这在中国机械工业史上是比较重要的发现。还有一些金银器的制作工艺非常先进，甚至经过专家们考证讨论，仍有许多细节无法弄清，如一些器物上的制作、加工痕迹让人怀疑是车床所为，整洁光亮的表面让人不由得联想到现代的抛光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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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器皿从纹饰上看尚属于未完成品，如线刻鸳鸯纹银盒、鎏金线刻飞廉纹银盒上仅仅刻画出细如发丝的起稿线，这明显只是整体图案的一部分，离最终完成还差许多道工序。孔雀纹银方盒的纹饰加工则接近尾声，只是盒身正面孔雀、童子、莲蓬的一部分图案还没有錾刻完局部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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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器皿制作的精密度很高，至今所有焊接处均未开裂。如有一把金梳背面上焊接的花纹直径仅有0.08厘米，焊接的小金珠直径仅有0.05厘米，皆非常牢固，当时的匠人是使用何种钎料和焊接方法，今人一直无法知晓。如此种种现象，引起了历史学家的浓厚兴趣，也让人在无法理解中更加赞叹。还有许多金银器上用墨书标明每件器物的重量，反映了唐代管理金银器的方法，今天的历史专家们也因此得以测定出了唐代衡制。唐代衡制单位为两，每1两的平均数值为42.798克，1大斤为684.768克，由此对研究唐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准确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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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1705454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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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宝物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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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这批宝藏出土后，专家们通过对文物器皿自身的纹样进行鉴别分析，认定了这些物品的所属年代，但是仍有一个最大的疑问至今还留在人们面前：数量如此之多的珍奇异宝，它们的主人到底是谁，又是因何种原因才被深埋在地下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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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考古发掘简报这样描述何家村遗宝的发现地点：“兴化坊的坊街以南，北距坊街55米，西距清明渠遗迹约240米，在兴化坊中部偏西南部位。”而唐代重要文献《两京新记》中，关于兴化坊的条目里有“西门之北，今邠王守礼宅，宅南隔街有邠王府”的记载。在这本现存的最早描述长安城市建制的记录中，还详细说明了唐长安城的北面是皇帝居住的宫城和中央行政机构所在的皇城，其余部分称为郭城，郭城的面积约占全城面积的1/8。宽155米的朱雀大街纵贯南北，作为整个长安城的中轴线，另外一些较窄的街道垂直交叉，十字形街道将郭城划分为排列规整的108个方块，每一个方块都有居民居住，称为里坊。结合文献记载可知，何家村遗宝出土地点兴化坊位于郭城北面偏西的位置，靠近皇城附近，是当时王族贵戚和达官显要居住的黄金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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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宝中明确标有年代的租庸调银饼，上面刻有开元十九年（731）的字样。由于租庸调银饼不能充当货币进行流通，通常会按需制成其他器物，所以存留时间一般较短。因此，历史研究人员首先将开元十九年作为何家村遗宝埋藏年代，再结合唐代时长安城兴化坊的居住者，探讨了何家村遗宝的埋藏者。根据《两京新记》和《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唐长安城兴化坊中曾经居住过的达官显贵有：邠王李守礼、京兆尹孟温礼、驸马都尉元孝矩、密国公封德彝、嗣虢王邕、晋国公裴度、都官郎中窦泉、长安主簿李少安、职方郎中萧彻、尚书租庸使刘震。其中与文物所属时代能够吻合的，即最有可能拥有这一批珍宝的首选人物是邠王李贤的儿子嗣邠王李守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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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守礼之父李贤生前曾被立为太子，即历史上有名的章怀太子，因为反对母亲武则天持政，被废之后贬到四川，由此在32岁时便悲惨地结束了他的一生。李贤的儿子李守礼被长年囚禁在宫中，直到唐中宗时才得到平反。李守礼释放出来之后，继承了其父邠王的王位，另外还担任过刺史、司空等官职，其中司空一职相当于现在的工业部长，主管皇宫手工业作坊和金银铸造业。正是基于这一点，学者们认为他最有条件接触到这批财宝，并据此推测这批器物是邠王李守礼埋藏在邠王府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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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后来人们发现，何家村遗宝中大量的金银器皿包含了从初唐到中晚唐的不同器型与纹样。由于每个时代流行的事物与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生产必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学家通过对不同时代的花纹进行研究，找出它的时代特征和发展演变的规律，由此鉴定出出土文物中年代最晚的是几件鎏金银器。这几件器物最明显的特征是装饰着阔叶大花，而这种风格是在唐德宗时期开始流行起来的，也就是780年～805年之间。同时宝藏出土遗迹表明，这些物品都是在慌乱之中埋藏的，只有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故变革，它的主人才会在慌乱之中埋下这些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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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有据可查的动乱只有安史之乱，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矛盾：邠王李守礼早在发生安史之乱的十几年前，就已经死去了，他生前没有任何理由会将宝藏匆忙埋藏在地下。有人透过《唐书》中的相关记载，发现李守礼生前挥霍无度，生性不羁，经常四处借债，由此就更不可能埋藏下如此数量巨大的财宝。同时新的证据表明，何家村遗宝出土地点并不在邠王府的范围内，而在邠王府的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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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出现了，李守礼似乎并不是宝物的真正主人，人们又开始了新的探索。学者们潜心研究金银器上的花纹样式，最终将器物所属年代又缩小了，判定埋藏时期是在“安史之乱”到德宗皇帝之间，即55年到805年的50年间。结合唐兴化坊中贵族居民的资料看，元孝矩、封德彝、嗣虢王邕生活的年代早在705年之前，年代太早，当然可以排除；晋国公裴度是在06年之后身份才逐渐显赫起来的，萧彻死于835年，此二人的年代又太晚，也可以排除；都官郎中窦泉和长安主簿李少安的官职又太小，不可能与这些皇室极品宝物发生关联；而孟温礼家宅的位置明显与宝藏发现地点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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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逐一筛选过滤，最终学者们将目光锁定在德宗时期的尚书租庸使刘震身上。租庸使是国家的税收官员，主要职责为协助中央政府征收租庸调税。何家村出土的银饼上的“怀集”、“安”等地名，说明它们是来自“怀集”、“安”两地的税银。刘震担当租庸使之职，因此最有可能接触这些常人很难有机会靠近的税银。因为从地方征收到中央的赋税运抵京城后，先要送到一个输场，经检验合格后再由输场送往国库。整个过程中只有租庸使能够完全接触，从征收到输场检验一直到国库最后的验收，租庸使全程负责，其他人则完全没有这个权力。另外，刘震在兴化坊的住宅与何家村遗宝发现地点完全吻合，文献中有记载刘震宅在东门之南，京兆尹孟温礼宅之后，且他生活的时代与器物花纹所展现的年代也完全一致。人们逐渐确定，何家村遗宝的主人是尚书租庸使刘震无疑，宝藏埋藏的过程也逐渐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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