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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定陵无字碑的种种传说里，有这么一个故事：神宗之后的皇帝前往定陵祭祀，见无字碑后心中产生疑惑，于是问随从文官：“皇考功德碑为何无字？”文官熟读百家，却也哑口无言，思忖再三，唯有黠辩：“皇考功高德厚，非文字所以形容尔。”清人梁份经过悉心考证后，在《帝陵图说》一书中道出了他所理解的个中缘由：最早长、献、景、裕、茂、泰、康7座皇陵门前均无碑亭，到嘉靖皇帝在位之时才补建而成。尚书严嵩希望碑文由世宗撰写，但嘉靖皇帝认为天命已定，功过当由后世评说，于是陵前的碑文便空了下来。梁份认为，其后的几代皇帝自然也深感其中滋味，“功德”勿需直言，由此碑身皆光洁无字。然而对于长眠定陵的神宗朱翊钧而言，无字碑却恰如其分地表明了墓主人功过参半的矛盾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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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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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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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明代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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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北京十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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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时间：1956年～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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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也最惹人争议的一个皇帝。1572年3月，按照明朝历法，朱翊钧年方10岁，隆庆皇帝驾崩。这位年幼的皇太子身上还穿着丧服，众臣僚按照传统的程式进行“劝进”，恳切请求皇太子即位称帝。此次“劝进”第一次将这位少年太子的稳重和知理展现于世人面前。头两次的请求均被朱翊钧严词拒绝，一方面是因为父皇刚刚驾崩，太子为表示自己的哀恸深入骨髓，无心去关注个人名位；另一方面，按照当时的皇家礼节，这也是展现帝国君主深明大义的需求。直到第三次方才因“江山社稷为重”、“国不可一日无君”，在群臣殷切期盼下勉强即位，改年号万历。而早在朱翊钧9岁举行冠礼之时，他的仪表已经接受了一次百官的检验，在父亲隆庆皇帝引导之下，按照皇室礼仪的严格规定穿戴衣冠服饰，手持玉圭，在殿前礼官的唱导和音乐伴奏声中，完成繁缛的仪式，长达半天的时间里举止大方得体，丝毫无差，表现庄重，威严而高贵地接受了百官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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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熟的表现，都与他从小便接受严格而周到的教育，自身努力上进有关。幼年的神宗每天都在文华殿苦学三项功课：经书、历史和书法。从太子成为皇帝后，他的母亲慈圣太后更是加紧了对小皇帝的督导，安排专人负责他的学业。神宗从小就被教育做皇帝应当敬重天道，效法祖宗，为国家之兴而努力，这种谆谆教导在他身上起到了很明显的作用，也由此形成了其执政前期的励精图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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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居正、高拱、高仪三位大学士辅佐之下，神宗决心要实现一个举国昌盛的“万历之治”，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高于前朝的改革措施。如在人事管理上利用考成法对各级官吏进行考察，根据官员表现来公平公正地决定其升迁黜陟；加强边防建设，对一直侵扰北方的蒙古骑兵，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加以安抚；将领选拔上不唯出身，在全国范围内挑选强健彪悍、严守风纪的士兵加以培养，形成军事将领后备人才库……神宗十分支持张居正的改革，为了解国民经济状况，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丈量田地，简化赋税和徭役，摊丁入亩，田租按照统一的标准缴纳银两，不再使用实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通过一系列改革，国势逐渐强盛，国库钱财盈溢，太仓积粮如山，万历前10年间出现了明王朝少见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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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年，“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首辅大臣张居正离世，神宗为此缀朝一天。神宗此时已年方20，开始亲自过问朝政，希望有所作为。他深知要想树立自己的皇威，就必须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于是亲政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张居正生前的罪行。同时，此前曾受到张居正压抑的顽固派官僚也落井下石。张居正虽已身死，却仍难免落得了多项罪名，生活奢侈，收受贿赂，滥用职权……封号也被夺，其子孙全部发配流放。原本卓有成效的改革也因为张居正的离世戛然而止，大明国运开始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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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以上事件后，言官以指摘官员瑕疵为能事，从攻击张居正，进而攻击经张居正引荐的官员、新任的阁部诸臣，由此言官诋毁之风达到了难以遏止的程度，致使有大功者不能受赏，有小过者即被迫辞官，朝中动荡不安，难以正常施政。神宗刚摆脱了张居正的束缚，却又陷入臣僚纷争的泥沼中难以自拔，处处受到大臣的牵制，以致产生了消极对抗的心理，丧失了早期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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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期间，皇室礼仪中的繁文缛节更让神宗感觉疲于应付，各项仪式都需要他亲临参加，以致经常一日数次更换冠服。大明先帝定下了早朝、午朝和晚朝的规矩，皇帝在朝堂之上需要处理185种事件，即使下雨下雪，官员衣服湿透，冻得瑟瑟发抖也要坚持，而皇帝本人也无法规避。对神宗而言，每日的这种“应酬”简直成了一种肉体惩罚，于是最后规定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则不朝，到了后来，免朝的日子更是越来越多。另外各种祭祀仪式，他也经常派遣大臣代为参加，甚至在对各地举人进行殿试之时，出题“无为而治”，惹得群臣哗然。显然随着年龄的增长，神宗心中开始越来越多地滋生出对他的“单调生活”的厌烦。而这些违背传统的举动让多数文臣无法接受，关于皇帝沉溺后宫、荒怠朝政的传言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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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事实都让神宗感觉到，他无力改变朝廷现状，有心收揽大权却陷入朝臣纷争，有心勤政却难以勤政，最后竟采取了一种让人不可思议的做法进行对抗。亲政4年便怠于政事，万历十四年（1586）秋，自称“一时头晕眼黑，力乏不兴”，宣示免朝。这年以后，更是以病为由，很少上朝，也不再召见大臣，对于大臣送上的奏章既不批示也不发还。神宗亲政的后30年，基本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近代史学家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称之为“醉梦之期”，“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但是，神宗的确是当时明朝的唯一决策者，手握皇权却怠于政事，致使官场党派林立，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百姓背负繁杂苛税，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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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神宗却早早开始筹划自己死后的事，年方20就开始修建陵寝，历时6年方才竣工。在定陵即将竣工的时候，又最后一次亲自前往视察，然后默然返回皇宫。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因为长期酒色无度，再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终于病重不起，于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58岁的他走完了48年的帝王生涯，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庙号神宗，葬入了30多年前自己精心修建的“寿宫”定陵之中。如今，三孔桥已经荡然无存，无字碑初建时的方形碑亭也在清初被八旗军所毁，只剩下庞大的石碑仍然完好，矗立在青天之下，默默睹视世间沧桑。有人引用古诗云：“片石峰头古并垂，无端玉简使人疑。何书不被山林怒，深窅谁知无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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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170545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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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建筑：巧夺天工引人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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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陵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建筑群，分为地上和地下两大部分。其中外围的外罗城面积为18万平方米，将包括宝城在内的整个陵宫囊括在内。总体布局上前方后圆，隐含“天圆地方”的理念。外罗城拥有一个歇山顶式大门，位于陵区的石桥和碑亭之后，形高体大，作为整个陵宫的入口，成为第一道大门，黄瓦覆顶，朱红大门，另外设有三道券门。在外罗城内有一片空地，左侧建有神厨三间，右侧建有神库三间，分别作为朱翊钧死后继续享受帝王之福的生活资料提供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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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前便是一个方形的院落，建筑规整，三进的门楼，比一般权贵重臣的官邸府院都要庄严肃穆。第一进院落入口为单檐歇山顶式大门，建筑样式和外罗城门相同，是定陵陵寝在外罗城门之后的第二道门卡，在考古学和建筑学中又称重门。大门左右各设有随墙式掖门一道，与其主人生前的皇宫一样，象征着尊贵与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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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进院落入口处是建筑规模宏大的祾恩门，“祾”字取“祭而受福”之意，“恩”字取“罔极而恩”之意，合起来就表示祭祀祖先和感戴祖先恩德的意思。虽然名字叫门，但实际上也是一座宫殿，长26.47米，宽11.46米，同重门一样，左右各设随墙式掖门一座。此门建在一层须弥座式台基之上，四围有雕刻着龙凤望柱头式的石栏，四角大小螭首也非常精美，采用精选的坚固石料制成。祾恩门前后各设有三出踏跺式台阶，用雕刻着图案的御路石铺成，中间一条道路宽阔，为皇帝行走的御道。从祾恩门进入院内，共建有配殿14间，左右各7间，中间放置着2座高大的神帛炉，左右各一座。祾恩门在清初曾遭八旗子弟损毁，乾隆皇帝曾将其重建，但在民国时又遭焚毁，如今大殿已经不复存在。再往后便是第三进院落，这里坐落着陵宫之中最为宏大的建筑祾恩殿，为供祭祀寝陵之用。这座重檐宫殿面阔7间，进深5间，长50.6米，宽28.1米。祾恩殿同祾恩门一样，也是建立在须弥座式台基之上，周围的石质栏杆质地和雕刻与祾恩门如出一辙。在须弥座式台基前部突出一个宽阔的月台，三排踏跺式台阶从台基一直延伸到院前，中间稍宽，两侧稍窄。祾恩殿的背后开有一处后门，一排踏跺式台阶也从台基上延伸下来。前后踏跺式台阶的中央部分均铺着御路石雕，图案精美，栩栩如生，细节展现很精致，主要是左凤右龙的龙凤戏珠图案和海水江牙图案。祾恩殿的左右两侧也都各建了随墙式掖门一座。在此院落中还有一座两柱牌楼门，位于整个院落的中轴线上，又称棂星门，也称作龙凤门，取天门之意。牌楼门的两根方形柱子由质地坚固的白色石头雕成，顶部雕着姿态鲜活的蹲麒麟，柱子根基部分前后均雕刻着石抱鼓柱基。牌楼前方石供案上摆有石五供：1只香炉、2座烛台、2座花瓶，全部为石头雕刻而成，供祭拜之用。另外，在靠近外罗城的左右两侧还建有宰性亭、祠祭署、神宫监、神马房等附属建筑，各类房屋共有300余间，各个部分的功能与皇帝生前所住的皇宫几乎完全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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