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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居正、高拱、高仪三位大学士辅佐之下，神宗决心要实现一个举国昌盛的“万历之治”，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高于前朝的改革措施。如在人事管理上利用考成法对各级官吏进行考察，根据官员表现来公平公正地决定其升迁黜陟；加强边防建设，对一直侵扰北方的蒙古骑兵，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加以安抚；将领选拔上不唯出身，在全国范围内挑选强健彪悍、严守风纪的士兵加以培养，形成军事将领后备人才库……神宗十分支持张居正的改革，为了解国民经济状况，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丈量田地，简化赋税和徭役，摊丁入亩，田租按照统一的标准缴纳银两，不再使用实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通过一系列改革，国势逐渐强盛，国库钱财盈溢，太仓积粮如山，万历前10年间出现了明王朝少见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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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年，“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首辅大臣张居正离世，神宗为此缀朝一天。神宗此时已年方20，开始亲自过问朝政，希望有所作为。他深知要想树立自己的皇威，就必须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于是亲政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张居正生前的罪行。同时，此前曾受到张居正压抑的顽固派官僚也落井下石。张居正虽已身死，却仍难免落得了多项罪名，生活奢侈，收受贿赂，滥用职权……封号也被夺，其子孙全部发配流放。原本卓有成效的改革也因为张居正的离世戛然而止，大明国运开始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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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以上事件后，言官以指摘官员瑕疵为能事，从攻击张居正，进而攻击经张居正引荐的官员、新任的阁部诸臣，由此言官诋毁之风达到了难以遏止的程度，致使有大功者不能受赏，有小过者即被迫辞官，朝中动荡不安，难以正常施政。神宗刚摆脱了张居正的束缚，却又陷入臣僚纷争的泥沼中难以自拔，处处受到大臣的牵制，以致产生了消极对抗的心理，丧失了早期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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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期间，皇室礼仪中的繁文缛节更让神宗感觉疲于应付，各项仪式都需要他亲临参加，以致经常一日数次更换冠服。大明先帝定下了早朝、午朝和晚朝的规矩，皇帝在朝堂之上需要处理185种事件，即使下雨下雪，官员衣服湿透，冻得瑟瑟发抖也要坚持，而皇帝本人也无法规避。对神宗而言，每日的这种“应酬”简直成了一种肉体惩罚，于是最后规定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则不朝，到了后来，免朝的日子更是越来越多。另外各种祭祀仪式，他也经常派遣大臣代为参加，甚至在对各地举人进行殿试之时，出题“无为而治”，惹得群臣哗然。显然随着年龄的增长，神宗心中开始越来越多地滋生出对他的“单调生活”的厌烦。而这些违背传统的举动让多数文臣无法接受，关于皇帝沉溺后宫、荒怠朝政的传言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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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事实都让神宗感觉到，他无力改变朝廷现状，有心收揽大权却陷入朝臣纷争，有心勤政却难以勤政，最后竟采取了一种让人不可思议的做法进行对抗。亲政4年便怠于政事，万历十四年（1586）秋，自称“一时头晕眼黑，力乏不兴”，宣示免朝。这年以后，更是以病为由，很少上朝，也不再召见大臣，对于大臣送上的奏章既不批示也不发还。神宗亲政的后30年，基本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近代史学家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称之为“醉梦之期”，“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但是，神宗的确是当时明朝的唯一决策者，手握皇权却怠于政事，致使官场党派林立，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百姓背负繁杂苛税，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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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神宗却早早开始筹划自己死后的事，年方20就开始修建陵寝，历时6年方才竣工。在定陵即将竣工的时候，又最后一次亲自前往视察，然后默然返回皇宫。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因为长期酒色无度，再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终于病重不起，于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58岁的他走完了48年的帝王生涯，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庙号神宗，葬入了30多年前自己精心修建的“寿宫”定陵之中。如今，三孔桥已经荡然无存，无字碑初建时的方形碑亭也在清初被八旗军所毁，只剩下庞大的石碑仍然完好，矗立在青天之下，默默睹视世间沧桑。有人引用古诗云：“片石峰头古并垂，无端玉简使人疑。何书不被山林怒，深窅谁知无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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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170545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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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建筑：巧夺天工引人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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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陵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建筑群，分为地上和地下两大部分。其中外围的外罗城面积为18万平方米，将包括宝城在内的整个陵宫囊括在内。总体布局上前方后圆，隐含“天圆地方”的理念。外罗城拥有一个歇山顶式大门，位于陵区的石桥和碑亭之后，形高体大，作为整个陵宫的入口，成为第一道大门，黄瓦覆顶，朱红大门，另外设有三道券门。在外罗城内有一片空地，左侧建有神厨三间，右侧建有神库三间，分别作为朱翊钧死后继续享受帝王之福的生活资料提供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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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前便是一个方形的院落，建筑规整，三进的门楼，比一般权贵重臣的官邸府院都要庄严肃穆。第一进院落入口为单檐歇山顶式大门，建筑样式和外罗城门相同，是定陵陵寝在外罗城门之后的第二道门卡，在考古学和建筑学中又称重门。大门左右各设有随墙式掖门一道，与其主人生前的皇宫一样，象征着尊贵与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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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进院落入口处是建筑规模宏大的祾恩门，“祾”字取“祭而受福”之意，“恩”字取“罔极而恩”之意，合起来就表示祭祀祖先和感戴祖先恩德的意思。虽然名字叫门，但实际上也是一座宫殿，长26.47米，宽11.46米，同重门一样，左右各设随墙式掖门一座。此门建在一层须弥座式台基之上，四围有雕刻着龙凤望柱头式的石栏，四角大小螭首也非常精美，采用精选的坚固石料制成。祾恩门前后各设有三出踏跺式台阶，用雕刻着图案的御路石铺成，中间一条道路宽阔，为皇帝行走的御道。从祾恩门进入院内，共建有配殿14间，左右各7间，中间放置着2座高大的神帛炉，左右各一座。祾恩门在清初曾遭八旗子弟损毁，乾隆皇帝曾将其重建，但在民国时又遭焚毁，如今大殿已经不复存在。再往后便是第三进院落，这里坐落着陵宫之中最为宏大的建筑祾恩殿，为供祭祀寝陵之用。这座重檐宫殿面阔7间，进深5间，长50.6米，宽28.1米。祾恩殿同祾恩门一样，也是建立在须弥座式台基之上，周围的石质栏杆质地和雕刻与祾恩门如出一辙。在须弥座式台基前部突出一个宽阔的月台，三排踏跺式台阶从台基一直延伸到院前，中间稍宽，两侧稍窄。祾恩殿的背后开有一处后门，一排踏跺式台阶也从台基上延伸下来。前后踏跺式台阶的中央部分均铺着御路石雕，图案精美，栩栩如生，细节展现很精致，主要是左凤右龙的龙凤戏珠图案和海水江牙图案。祾恩殿的左右两侧也都各建了随墙式掖门一座。在此院落中还有一座两柱牌楼门，位于整个院落的中轴线上，又称棂星门，也称作龙凤门，取天门之意。牌楼门的两根方形柱子由质地坚固的白色石头雕成，顶部雕着姿态鲜活的蹲麒麟，柱子根基部分前后均雕刻着石抱鼓柱基。牌楼前方石供案上摆有石五供：1只香炉、2座烛台、2座花瓶，全部为石头雕刻而成，供祭拜之用。另外，在靠近外罗城的左右两侧还建有宰性亭、祠祭署、神宫监、神马房等附属建筑，各类房屋共有300余间，各个部分的功能与皇帝生前所住的皇宫几乎完全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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祾恩门和祾恩殿建筑宏伟而高贵，根据史料记载，大殿以及整个陵宫其他部分所要的柱材，均为产于湖广或云贵川等地的上等金丝楠木，质地坚硬而散发香味。这种木材长于人迹罕至的恶劣环境之中，且成长速度缓慢，开采难度极大，所以普通人家是万万用不起的。伐木工匠冒着被毒蛇与巨大蚊虫叮咬的危险，从深山险涧中将巨大的树木伐倒之后，再开挖河道，等待雨季汛期来临，才能运出深山。即使如此艰难，营造定陵时依然使用了万余根楠木木料，最粗的直径达1.4米。可想而知，整个陵寝的建筑是丝毫不曾将人力和其他成本因素考虑在内的。曾有人这样说：“铺地墙基，其石皆文石，滑泽如新，微尘不能染。左右长垣琢为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龟蛇之壮（状），莫不宛然逼肖，真巧夺天工也。覆墙黄铜雕瓦，刻砖为斗拱，檐牙玲珑嵌空，光莹如玉石。甲申之变，寸寸毁之，而不能尽毁也。”生动而真实地描述出了整个外罗城建筑的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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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罗城入内，过了三进院落之后，便可来到宝城之前。所谓宝城，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的。春秋战国之前的坟墓并无土丘，人死之后均直接埋于地下，地表平整，与普通土地无异。传说孔子3岁丧父，及其长成，学有专攻，周游列国，名闻天下归来，以期祭拜父亲在天之灵，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找到当年父亲的葬身之所，几经周折，辗转百日，方才通过一老者口中得知其所在。百般感概之后，孔子掊土成丘，以便留作标记，来日拜祭。至此之后，在墓穴之上堆土成坟的习俗才流传开来。而历经朝代更迭，帝王们将这种带有纪念意味的行为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干脆在墓穴地宫之上筑起几丈乃至十数丈高的砖砌城墙，然后再往其中填土成山，形成一个圆形的小城和突出的圆丘，分别称为宝城和宝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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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陵也不例外，其宝城建筑形状为标准规整的圆形，直径达230米。宝城城墙高达7.5米，城砖皆采用质地细密的淤泥制成。这种砖主要产自山东省临清县，这里地处黄河下游，工匠们将这些从黄土高原流失至此的上等纯土挖出以后，经过细筛精滤，再浆泡棒打，然后才制坯烧制。烧成之后的砖块重达24千克，长约0.5米，宽度为长度的一半，厚度为宽度的一半，颜色比普通窑砖略白，强度极高。为了保证质量，每块城砖上均打着生产年月以及负责制作的工匠姓名，以便追究责任。根据史料记载，为了保证城砖供应，当时官府规定凡各类商货船只，一经此地，必须捎带200块～240块城砖，经京杭大运河，一直运至北京附近，再由陆路运至定陵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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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城顶部的垛口均采用大块花斑石砌成，而且均经过细心打磨，非常平整光滑。城墙有内外两层，内层城砖所砌高度与外层垛口相当，称为宇墙，宇墙与垛口之间的部分宽度很大，可以在其上行驶马车，称为车马道。这种建筑形式，一方面是出于彰显皇帝的威严考虑；另一方面，如果发生战事，又可具有屯兵抵御外敌的实际作用。宝城之内完全由夯实的三合土填满，这种土的质地细腻，夯实后非常牢固。宝城的墙外布置有石刻的排水螭首，墙内同时设计了巧妙的排水方井，雨水可以通过宝城城墙之外的排水暗沟流出，以免浸泡破坏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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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明天启元年（1621），因定陵帝后皆入葬，且地宫遂道也已回填完毕，工部上奏请示宝顶规制，明熹宗皇帝（神宗之孙）下达圣旨：“定陵宝顶规制乃皇祖（指明神宗）亲定……。著照永陵丈尺培筑。”但实际上，经过能工巧匠的妥善处理，定陵宝顶虽然在表面数据上并未超出前代皇帝的陵墓规模，但是实际上的体积却要大出许多，而且视觉效果更是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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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城城墙的正前方为突出的方形城台，又称方城，建在石刻须弥座基之上，方城之上建有凸显明代建筑艺术水准的明楼。明楼全部为砖石结构，建筑极其复杂，采用重檐歇山顶式的楼顶，上下两层重檐，上檐为单翘重昂七踩式斗拱，下檐为重昂五踩式斗拱，形态舒展而端庄，极具威严。更值得一提的是，整个明楼的檐椽、飞子、望板、斗拱、额枋、平板枋、榜额全部用巨石雕刻而成。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够将繁多而庞大的石头雕刻成房屋木质结构中使用的全套复杂卡隼形状，并且逐一精准地安装在如此高的高度，不能不说是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