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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考古学家看来，新生亿万富翁的文物收藏热情也附带着一个令人沮丧的阴暗面。如梅丽仙所说，中国成千上万的边远古代遗址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无拘无束非法盗掘浪潮的冲击”。梅丽仙是最早（1994年）报道这种现象的记者之一。她写道，东亚艺术市场正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过去几年，经非法盗掘者之手流入香港艺术品交易市场销售的文物可谓泛滥成灾。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文物销售一直算不上多，而如今在香港销售的文物中稀有艺术品越来越多。人们预料它们来自一些最重要的考古遗址”。的确如此，那是一种非法盗掘犯罪行为。但是，梅丽仙对香港拍卖的一件汉代青铜像记录道：“你能怎么‘隐蔽’？一块高达66厘米的金属，要经陆地一路运达沿海。而这个国家的监管可是以警惕性之高闻名于世啊！”（注：拍卖商在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所享有的经营自由一直胜过内地，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和之后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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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梅丽仙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对中国历史的肆意践踏”。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如何作答的呢？考古学家始终如一地发出自己的警报。“看到目前发生的一切，真让人震惊，”最近，北京大学的魏征教授对英国《卫报》记者说，“考古学家只是跟在盗墓贼身后跑。”他的同事雷兴山教授进一步说：“过去我们常说十墓九空。现在由于盗墓，已变成了十墓九个半空。”中国考古学家们尖刻地引用了一句农民的口号：“要想富，挖古墓。要发财，开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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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来，虽然中国明令禁止，但对古遗址的肆意糟蹋仍在持续不断地发生。1913年至1914年，新诞生的中华民国制定颁布了法律，禁止迁移“古物”。1930年，又实施了更加强硬的法规。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化了那些法律措施。为确保法律实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设立了文物局。1961年，中国出台了更严格的法规，扩大了受保护艺术品的定义；涵盖了“反映各时代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1982年，中国颁布了《文物保护法》，将所有石窟寺、古墓葬发现的文物列为国家财产，并且增添了新内容：允许私人拥有“属于集体或个人所有的传世文物”。实际上（正如詹姆斯·库诺和其他人所指出的），此举包含了某种默认，即国有企业已开始向如饥似渴的收藏家出售来自政府库房的罚没艺术品。在此方面打头阵的，则是精英特权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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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物保护工作，的确值得树碑立传。根据官方统计（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35万处历史遗址，包括墓葬、宫殿、石窟、寺庙等，绝大多数未被考古发掘；时间涵盖自青铜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贯穿一系列封建王朝至1911年。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拥有中国那样丰富的先人遗物。北京大幅度增加了文物保护经费，这一举措值得称赞，其中部分来自文化旅游，尤其是涌向西安及其兵马俑军队的游客。与此同时，当地盗墓者被曝光、惩罚的消息也偶见报端。十几年前，中国政府部门发现，在佳士得拍卖行准备在香港拍卖的拍品中，有一组来自承德避暑山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地）的被盗佛像，那件事情成了头版头条新闻。持有那批文物的经销商被拘押，他一口咬定偷盗者对他隐瞒了文物出处。把文物退还国家后，他获得了释放。后来，当地负责保护避暑山庄的官员受到了审判，被判有罪，最终因偷盗158件文物被判死刑。据说，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物盗窃案。2003年5月，《华盛顿邮报》派遣约翰·波姆弗雷特（John Pomfret）前往香港报道那次流拍活动。他记述了一个传播得更为广泛的传言。一位匿名市场人士告诉他，尽管中国加强了文物保护，但“在过去的20年中，文化珍品的流失数量依然十分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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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那种破坏的原因绝不仅仅是掠夺。文物保护主义者认为，文物破坏还源自中国正处在急速发展中对电力、灌溉和现代化的轻率步伐。他们以2009年竣工的三峡工程为例，建设大坝的目的是为贫困地区提供新能源，同时驯服阴晴不定的长江水，为此淹没了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批评者们宣称，）为拯救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古代遗址，国家拨付了专项经费。但是经费的使用显得有些敷衍了事。很快，那些将被淹没的古墓葬变成了盗墓者的天堂。在中国其他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喀什、拉萨、西安等拥有丰富文化埋葬层的地方，还有历史圣地和历史街区，被毫不留情的热情夷为平地，让位于高层住宅、呆板的办公大楼以及千篇一律的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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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表明，在中国文化政策的构成中，机会主义要远远超越意识形态。邓小平执政以来，北京的文化官员具备了年轻一代人的现代观念。他们主张繁荣艺术市场，乐意接受来自国外的有益意见，悄无声息地淡化了以前的教条。这种复杂局面似乎解释了北京对受西方影响的绘画、电影、摄影、建筑和音乐态度的改变。在密切追踪关注这种变化的外国人中，没有人超过迈克尔·沙利文（长期以来，他是英国的首席汉学家，直到2013年去世）。20世纪40年代以来，沙利文一直与中国在世的艺术家交朋友，撰写与他们有关的文章，收藏他们的作品。2001年，他在《现代中国艺术》一书中这样评价：“20世纪，许多中国最好的艺术作品都具有政治共鸣，有的显而易见，有的含沙射影，为那些作品增添了优势或活力……新颖、自由、自主企业的产生、商业化，外国批评家的兴趣以及艺术画廊等，或许依然飘忽不定，却已开始在北京、上海创造一个艺术世界，并且越来越具有国际范儿——即便它们在内容上有异，至少在风格上如此——同时，对众多呼吁获得关注的年轻艺术家而言，诸如表演、现代雕塑装置、大型拼贴艺术等崭新艺术形式，已演变成对他们的一种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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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海外对中国骚动艺术世界的热爱，也成为毛主席之后中国意想不到的外交资产。2002年，北京在一个西方首都极具象征意义地设立了第一个文化中心，它位于巴黎的塞纳河畔。新的巴黎文化中心展示了从青铜时代雕塑到概念艺术的作品，受到广泛欢迎。2008年，中国在那栋石质建筑（曾为拿破仑·波拿巴后裔居所）的旁边，增建了一座现代建筑，使房屋面积从原有的1700平方米，增加到4000平方米。中国示好的其他国家，同样得到了设立文化中心的待遇。2011年，中国的9个海外文化中心主办了2500场活动，吸引了60万观众（根据中方统计）。中国还计划筹建10个文化中心。北京的《中国画报》出版了题为《文化繁荣昌盛的十年》的专刊，对上述情况进行了重新统计（2012年10月）。该画报对中国诸如“软实力”等新发现大加赞赏，以异乎寻常的轻描淡写口吻，解释了北京文化外交进展缓慢的原因：“在长期遭受孤立后，中国缺少在境外展示其现代文化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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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的文化攻势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第二战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针对非法转移的艺术珍品，北京的文化艺术官员们重新审视了其中长期存在的不满。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算可以不受利欲熏心的实用主义影响，以崇高的原则基础对待文化问题。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人等义愤填膺地回顾“世纪之辱”（1840—1949）。那时，中国备受外国人的欺辱，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为享有特权的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划出了租界。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更是被迫同意合法进口毁灭灵魂的毒品——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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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不满和冤屈，源于人们普遍认可的历史观。但是，西方则强调：帝制时代的中国自身封建守旧，它以腐败、软弱无力，自残式地挑衅一般的外交惯例。而且，1911年封建帝王垮台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主要对手，一直是土生土长的军阀和日本侵略者。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在获取中国艺术杰作，特别是北美博物馆展示的那些巨大建筑装饰和纪念性雕塑方面，西方人的狂热要远远大于顾忌。底特律博物馆的研究员本杰明·玛曲撰写过《我们博物馆中的中国和日本》（1929年出版）一书，那是第一部有关美国博物馆藏品的详细目录。玛曲在书中小心翼翼地写道：“在今日美国，任何有思想的收藏家，或许都会对自己一些最珍贵藏品的获取方式深感遗憾。与此同时，他们珍爱、尊敬那些藏品，视其为世界伟大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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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同样的认识，2005年，北京开展了一个文物收复项目，对1860年至1949年从中国拿走的博物馆级别艺术品进行确认。中国官员援引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估计：在47个国家至少200家博物馆中，收藏了167万多件中国文物，而目前私人收藏中国文物的数量，估计要比上述数字多10倍。中国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说：“绝大多数文物或被入侵国偷盗、被外国人偷盗，或被外国人以极低价格从中国军阀手中购得，之后再走私出国。”为获得确实证据，中国派出了调查团组，对主要西方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收藏的东亚艺术品来源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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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团组对西方博物馆的访问，推动北京开展一场签约运动，2004年以来，北京开始寻求与华盛顿签署一份协议，以限制进口中国文物。那份协议类似于美国与意大利、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秘鲁、加拿大、塞浦路斯、柬埔寨和马里签署的双边协议。北京的签约要求遭遇了挑战。各大博物馆的馆长、学者、古董商和收藏家，从四个主要方面对北京予以反驳：其一，北京没有采取适当措施保护本国的古代遗址；其二，在东亚动荡年代，无价的中国文物在国外确实得到了安全保护；其三，在西方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展出的重要文物，确实提升了西方公众对中国艺术的兴趣；其四，不管怎样，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也在积极支持国内文物市场的发展，从而刺激了对文物的疯狂掠夺。詹姆斯·库诺对那些辩论进行了加工，将其收集编辑成了《谁的文化》（2012）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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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2009年，美国国务院批准了基本上反映中国关注问题的双边协定。其有效期为5年的附属《谅解备忘录》规定：“限制自旧石器时代至唐代的文化、考古物品以及具有250年以上历史的纪念雕塑和壁上艺术进口到美国……没有中国政府颁发的有效出口许可或其他适当文件，此类考古文物不得进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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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本书撰写时，除了下文将提到的一个例外，中国尚未对任何国外博物馆有争议的重要藏品正式提出过返还要求。相反，中国已利用其市场力量，使那些臭名昭著的掠夺历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个例外便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的1860年，围攻北京的英法联军从皇家园林圆明园掠夺的文物。鸦片战争150周年纪念时，中国发出呼吁，要求归还从那座具有象征意义皇家宫殿掠夺的所有文物。在中国人看来，那是一种肆意破坏，与英国额尔金伯爵破坏希腊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大理石雕塑的行为如出一辙，而额尔金事件，要比破坏圆明园早半个世纪。事实的确如此，下令火烧圆明园的，正是英国人詹姆斯·布鲁斯。他是第八代额尔金伯爵，也是臭名远扬的雅典卫城掠夺者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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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老额尔金的声名狼藉属于罪有应得，而他儿子因火烧圆明园而落得臭名昭著，在西方却尚有一些同情者。1860年，英国还在混乱、痛苦不堪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的泥潭中手忙脚乱，之后又发生了长达两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在中国的5000名英国士兵中，有许多人参加过这两次战争冲突中的至少一场，对战利品怀有强烈嗜好。而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危机四伏的中国统治者还在忙于对付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人们一般认为那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死亡最为惨重的内战，夺去了多达两千万条人命。同时，英国与路易斯·拿破仑皇帝的法国结盟，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在克里米亚，英法联盟被证明令人不满。在英国议会中，英法联盟的主要拥护者是老迈的辉格党首相巴麦尊勋爵。他的侵略主义言辞招来了自由派主要成员格莱斯顿、理查德·考顿以及约翰·布赖特等人连珠炮似的口诛笔伐。他们的论战火花四溅。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以战争应对战争，还是以英国文明使命应对封建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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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枪舌剑的辩论主题全都汇集于1860年对宏伟的圆明园的破坏。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十几公里处（当时北京已是大都市，人口至少100万）。它规模巨大，别致优雅，庄重威严，不仅仅是六代满族统治者的游乐场，圆明园对于中国，如同凡尔赛宫对于法国。只是前者毫无疑问地比后者大两倍（事实上，18世纪时，乾隆皇帝见过凡尔赛宫的照片。圆明园中有专门仿其设计建造的建筑）。圆明园布局精巧，它的内部核心区域包括了6000多亩有炫目的喷泉和弯弯升起的拱桥的绝美花园。园中的宫殿、庙宇、宝塔、图书馆、剧院以及科学家工作室、哲学家亭子，还有模拟的购物场所买卖街，构成了某种仙境。在设计上，圆明园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与伪欧洲巴洛克建筑风格，海晏堂属于后者最典型的例证。在海晏堂的入口处，环绕着一个精致的生肖喷泉和水钟，代表中国生肖的12种动物依次沿喷泉排列。生肖兽首的设计者是郎世宁，他是耶稣会传教士，也是久居皇宫的宫廷画师。正午时分，所有动物一起喷水。其他时候，每个动物按所设定的12时辰定时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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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被催眠后曾在梦中写过一首诗歌。圆明园真实再现了其中描述的壮观欢乐场景：那里的明媚花园有蜿蜒小河相伴，古老的森林如山冈一样久远，高墙高塔四周环绕，池中金鱼不停欢跳。诗中还预警式地写道，“欢乐苍穹的阴影/已在波浪之中摇晃”（实际上，柯勒律治写作该诗，受到的是圆明园以北的元代夏宫的启发）。1860年10月7日，成千上万的英法联军士兵，发现自己闯入了帝王住所，那里到处都是搬得走的皇家财宝：珠宝、瓷器、绘画、雕塑、金装古籍以及能够想象的各种家具、绫罗绸缎长袍、头饰，甚至还有北京哈巴狗（当时京巴狗还不为欧洲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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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阵阵狂呼乱叫中，英法两国军队执行了破坏圆明园的命令。英国高级专员额尔金勋爵不情愿地单方面下达了命令。法国军队倒是乐意参与其中（虽然法军指挥官卡森·德·蒙托邦试图撇清自己与那场混乱的干系）。据说，破坏圆明园的极端行为发生在中国禁卫军扣押、拷打并虐杀12名欧洲使节（包括《泰晤士报》记者托马斯·鲍尔比）之后，目的是向中国传达英、法联军的同仇敌忾。欧洲人认为，中国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战争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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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金成了西方复仇的代表，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他不是英国辉格党首相巴麦尊勋爵的支持者，私下里还用“愚蠢”一词形容那位勋爵的对华政策。在受命使印度产的鸦片在中国合法销售时，额尔金痛斥英国的“商业恶棍作风”。他在日记中写道：“虽然我被迫采取近乎野蛮的行动，但在这方面，我完全是中国的朋友。”1859年，额尔金奉命进攻并占领北京。他再次在私下表示了异议：“一般想法认为，如果我们对大棒的随意使用足够到位，便可在中国随心所欲。我反对那种观点。”然而，令额尔金伤感的是，他与掠夺中国皇家园林的行为不可磨灭地联系在一起。如同诗人柯勒律治的诗句描述，至今，那个不祥阴影仍在中国麻烦不断的欢乐苍穹上不停徘徊。那么，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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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事后检讨，对英法联军哪支部队引发对圆明园施暴，其战利品如何分配，以及珍宝最终落脚何处等问题，至今仍是语焉不详。芝加哥大学的何伟亚对有关圆明园暴行的报道进行了研究。那些报道可谓针锋相对。何亚伟把各执一词的分歧归因于国家竞争、名誉问题和对掠夺行为日益高涨的批评。2005年，他分析总结道：“无论英国还是法国，在对方看来似乎都不愿承担破坏圆明园的责任。如果需要一个替罪羊，他们自然就想到了中国人。”额尔金勋爵本人也同样为自己辩护。他坚持认为，破坏圆明园是意在向优柔寡断的中国皇帝及其诡计多端的谋士传递一个必要信息，而不是针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他称自己的目的“不是掠夺，而是为报复留下郑重其事的痕迹。（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使我们深感震惊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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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与愿违，额尔金下达的命令，却使中国皇帝与自己的人民团结起来。他们对“外国鬼子”毫无意义、羞辱性地破坏国宝的行为同仇敌忾。圆明园多达200多座建筑被付之一炬，所有能拿走的东西均被拿走（法国人抱怨英国人具有不公平优势，他们拥有骑兵马匹，可以拖运更沉重的战利品）。至于圆明园遭受破坏的总量问题，有着大量的权威证词。加内特·沃尔斯利上校是参加过克里米亚和印度作战的荣誉老兵，他回忆道：“当我们第一次进入花园时，它使人想起童话故事中描绘的某个奇妙之地。”然而，到了10月19日，“我们从那里行军开拔，留下了一个遭受破坏的空荡遗址”。（后来，沃尔斯利成为有关小型战争的御用专家，被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称为名垂千古的“现代少将”。）另一位可靠的证人是查尔斯·戈登上尉，他曾在英国皇家工兵部队服役。之后不久，由于在协助清政府平息太平天国起义中英勇善战，他以“中国戈登”之名广为人知。“你很难想象，我们付之一炬的建筑是多么美丽辉煌。”他对一位朋友写道，“烧掉它们真让人心痛……对一支军队而言，那是丧失士气的卑劣行为。每个人都因抢劫而疯狂。”（3年后，戈登在指挥中国“常胜军”洋枪队时提出辞呈，以抗议虐待战俘。1885年，戈登死于苏丹伊斯兰圣战者之手，死后被人称为“喀土穆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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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见证者也同样赞叹了那片皇家园林魔幻般的美丽，却把毁掉建筑（百分之百令人遗憾）与掠夺（可以说是战胜者的特权）区别对待。莫里斯·德·哈里森伯爵曾经担任法国军队的翻译，坚称自己只是抢劫过程中的一个旁观者。他对法国人的观点进行了详细阐述。如德国作家威廉·特罗伊尔在《艺术掠夺者》（1960）一书中所摘录，哈里森伯爵坚持认为最初的计划是任命3名英国、3名法国指挥官，由他们按惯例分配战利品，并确定哪些珍品送给维多利亚女王，哪些送给拿破仑三世皇帝，之后再向所有级别的士兵分配其他战利品。然而，抢劫开始后的第一个下午，当马车从主要皇家宫殿把货物拉出来时，发生了如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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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聚集起来，观望那一过程。其中既有法国和英国的步枪兵、炮手、骑兵，也有阿尔及利亚骑兵、酋长，还有中国苦力。所有人都瞪大眼睛四处张望，干渴的嘴唇透着贪婪。突然，一个传言通过不同语言流传开来：“他们把最好的东西拿走后，才轮到我们！”“见鬼去吧！我们要分享蛋糕。我们已经受够了。什么马丁？什么杜兰特？”他们大笑着向前猛冲，军纪开始涣散……中国人也突然升起一股爱国主义贪婪。他们对自己说，复仇的时刻到了——请原谅我做如此表述——他们宁可从清王朝手里抢劫生活面包，也不让野蛮侵略者独享所有的意外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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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联军士兵们听到此消息后（此时传言当然已变得极其夸大其词），他们的渴望随即变成了愤怒。他们先是说：“中国人要独吞那些珍宝！”之后又说：“中国人要把所有地方烧个精光！”一群狂热的暴徒涌向大门。卫兵被推搡到一边，夹杂着士兵和平民的人群蜂拥而入，后面紧跟着英法联军的士兵。他们被召集过来，原本要驱逐闯入者。很快，大家都对各自喜欢的东西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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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德·哈里森伯爵似乎认为，在疯狂人群涌入巨大的圆明园地界后，英国人表现得更有纪律。他们很快制定了有条不紊的制度，用以分配战利品，仔细安排记录每天的拍卖活动。法国人则似乎是各行其是，横冲直撞。然后，哈里森伯爵遵循英吉利海峡两岸由来已久的传统，以讽刺挖苦的口吻，提出了一个富有教化寓意的判定：“当然，英国人也习惯于用鞋跟踩住亚洲人民的脖子。必须牢记的是，他们的军队由外籍军团组成。在外籍军团看来，抢劫是战争的基本法则之一。”此外，他最后还增补了一句挖苦：如果英国人先于法国人抵达拿破仑三世的夏宫，“他们当然会不失时机地抢夺皇帝陛下（拿破仑三世）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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