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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见证者也同样赞叹了那片皇家园林魔幻般的美丽，却把毁掉建筑（百分之百令人遗憾）与掠夺（可以说是战胜者的特权）区别对待。莫里斯·德·哈里森伯爵曾经担任法国军队的翻译，坚称自己只是抢劫过程中的一个旁观者。他对法国人的观点进行了详细阐述。如德国作家威廉·特罗伊尔在《艺术掠夺者》（1960）一书中所摘录，哈里森伯爵坚持认为最初的计划是任命3名英国、3名法国指挥官，由他们按惯例分配战利品，并确定哪些珍品送给维多利亚女王，哪些送给拿破仑三世皇帝，之后再向所有级别的士兵分配其他战利品。然而，抢劫开始后的第一个下午，当马车从主要皇家宫殿把货物拉出来时，发生了如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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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聚集起来，观望那一过程。其中既有法国和英国的步枪兵、炮手、骑兵，也有阿尔及利亚骑兵、酋长，还有中国苦力。所有人都瞪大眼睛四处张望，干渴的嘴唇透着贪婪。突然，一个传言通过不同语言流传开来：“他们把最好的东西拿走后，才轮到我们！”“见鬼去吧！我们要分享蛋糕。我们已经受够了。什么马丁？什么杜兰特？”他们大笑着向前猛冲，军纪开始涣散……中国人也突然升起一股爱国主义贪婪。他们对自己说，复仇的时刻到了——请原谅我做如此表述——他们宁可从清王朝手里抢劫生活面包，也不让野蛮侵略者独享所有的意外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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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联军士兵们听到此消息后（此时传言当然已变得极其夸大其词），他们的渴望随即变成了愤怒。他们先是说：“中国人要独吞那些珍宝！”之后又说：“中国人要把所有地方烧个精光！”一群狂热的暴徒涌向大门。卫兵被推搡到一边，夹杂着士兵和平民的人群蜂拥而入，后面紧跟着英法联军的士兵。他们被召集过来，原本要驱逐闯入者。很快，大家都对各自喜欢的东西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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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德·哈里森伯爵似乎认为，在疯狂人群涌入巨大的圆明园地界后，英国人表现得更有纪律。他们很快制定了有条不紊的制度，用以分配战利品，仔细安排记录每天的拍卖活动。法国人则似乎是各行其是，横冲直撞。然后，哈里森伯爵遵循英吉利海峡两岸由来已久的传统，以讽刺挖苦的口吻，提出了一个富有教化寓意的判定：“当然，英国人也习惯于用鞋跟踩住亚洲人民的脖子。必须牢记的是，他们的军队由外籍军团组成。在外籍军团看来，抢劫是战争的基本法则之一。”此外，他最后还增补了一句挖苦：如果英国人先于法国人抵达拿破仑三世的夏宫，“他们当然会不失时机地抢夺皇帝陛下（拿破仑三世）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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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到今天，法国也有一些人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揶揄。在评价高卢人的作为时，被引用得最多的只有简单的一句。听说英法联军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后，维克多·雨果（他憎恶拿破仑三世）给法国媒体写了一封公开信。“我们自称文明人，称他们为野蛮人。”自愿到海峡群岛流放的雨果写道，“那就是文明对野蛮犯下的罪行。”（为此，当今中国在圆明园遗址上，为那位法国文学巨匠塑造了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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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道德评价不提。无可争辩的是，对圆明园实施抢劫后，整船整船的瓷器、珠宝、家具、绘画、服饰、刀剑和雕塑等，起航一路向西。奉献给法国路易皇帝和尤金尼娅·拿破仑皇后的战利品保留在枫丹白露宫，至今仍是那里专门收藏中国艺术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伦敦，1861年拍卖季（以及后来许多拍卖活动）的亮点都是那些带有高档的“源自圆明园”的标牌的东方珍宝。在进贡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众多战利品中，有一顶据说是中国皇帝戴过的帽子，还有一只活泼的北京哈巴狗，那是西方见到的第一只京巴狗。维多利亚女王本人授予了那只小狗一个恰当的小名“战利品”（Loo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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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Loot）一词源于印地语Lut，后者又源于梵文的lotra，意为“抢劫、掠夺”。1800年，在中国和印度的英国人，已开始在会话中使用该词。两次鸦片战争和印度民族大起义后，掠夺一词传遍全球（如霍布森-乔布森“英—印标准词汇表”考证）。简言之，这个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欧洲帝国时代的产物。占领者对被占领人民财产争论不休的占有权也是如此。一方面，战胜者提出了获取战利品的权利，拿破仑将此特权发挥到了极致。法国的卢浮宫里装满了拿破仑从意大利、中欧、西班牙、低地国家和埃及掠夺的文物精品。另一方面，战胜者对被占领人民的贪婪掠夺，早已是臭名昭著。古罗马时期，西塞罗对此有过辩论，他对西西里岛总督费雷思的掠夺行为给予了严正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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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860年时，与战争期间道德有关的成文法典尚未成形。惯例成为对占领者进行限制的传统制动器。但是，那些惯例模棱两可，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在欧洲，荷兰出生的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曾对其法律缺失进行过阐述。惨绝人寰的30年战争后，格劳秀斯提议制定世界性战争准则。一个世纪以后，他的提议再次受到推动。1758年，瑞士外交家埃默里赫·德·瓦特尔撰写出版了《国际法》一书，建议制定对所有交战方具有约束力的正式法规，对被俘战斗人员的生命、权利、财产，以及受困于被占领地区的平民实施保护。格劳秀斯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效果；即便对交战者违反惯例予以保护的战争法，也是模棱两可，成为一纸漂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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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814年，当1500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闯入华盛顿，一把火点燃白宫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时，英国入侵者因严重违反“文明战争规则”而广受谴责。麦迪逊总统更是谴责英国人“破坏优美纪念物和艺术”，表明他们是“有意亵渎人道主义原则”，可能引发一场“破坏和野蛮四处蔓延的”战争。英国人则对美国人反唇相讥，称英国军队的少将罗伯特·罗斯是一位老兵，在西班牙参加过半岛战争，他曾三番五次向美国人提出谈判，均遭到拒绝。而且，不管怎样，美国军队也曾4次入侵加拿大，把加拿大位于前线附近的整座城池夷为平地（在美国人举办的1812年战争200周年纪念活动中，那些往事极少被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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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在帝国时代鼎盛时期，掠夺一词进入了外交谈判。从那时起的游戏规则一直是伪善、双重标准、道貌岸然的大道理，根据不存在的法律申诉以及幕后的讨价还价。到了190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和领土都在不超过12个国家的统治之下，包括加入战利品争夺战的后起之秀美国，它刚刚把夏威夷、菲律宾和波多黎各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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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4月，美国纽约的卡耐基音乐厅举办了热闹非凡的美国“大一统传教联合会议”，来自美国各地的1000名教会代表参加了会议。那次会议对中国具有象征意义。在开幕式致辞者中，有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前总统本杰明·哈里森以及后来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传教士们是“世界英雄”，麦金利总统对会议代表们说，因为他们“用智慧和真理之光，点亮了盲目崇拜和迷信的黑暗”。世界英雄不但传播了基督福音，也带来了有用的贸易，推动了新工业，鼓励了“法律发展和组建政府”。实际上，传教士是国家建设者（一个当时前所未闻的措辞）。如果有什么地方更需要、更渴望传教士取得的成就，那个地方一定是中国。会议进行期间，还在音乐厅举办了教会展览，其中展示了大量中国物品，以及500多张照片，介绍了“天国”的壮观和贫穷，使中国成为最受会议关注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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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只是美国对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认知上的光明面。1888年，本杰明·哈里森展现了不太值得称道的另一面。在接受共和党竞选总统提名时，他对有关禁止“外来种族”（中国人）入境的移民法表示支持，称“使中国人最终与美国人民同化，这既不可能，也不令人向往”。那是美国两党的共同观念。同年，民主党竞选总统提名人克利夫兰州长，称中国人“对我们的法律缺乏基本了解，不可能与我们的人民同化，会对我们的和平、福利事业带来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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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自认为高人一等，中国人对此充满戒心。1900年，情况进一步恶化。对北京（当时西方人称之为Peking，中文发音为Beijing）的围攻，使那一年被人铭记于心。这场围攻就是很快便为人所知的义和团运动。在美国和欧洲人看来，围攻北京只是一场道德闹剧，勇敢的西方人打败了被误导、决心屠杀无辜基督徒的野蛮人。当代媒体报道、少年小说、好莱坞电影（包括1963年查尔顿·赫斯顿和艾娃·加德纳主演的一部电影）以及大量外交官、士兵、牧师和记者的传记，无不反复强调这个基本观点。在被围困的两个月期间，北京使馆区里面约有1000名外国平民，包括记者。1900年8月，他们被一支多国救援军队解救，那种情况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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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场大戏结局的参与者中，有十几位美国人冲锋在前。麦金利总统强调说，他们发挥了突出作用。同年早些时候，麦金利总统宣布了（针对中国的）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政策规定，今后，所有国家平等享有进入中国的权利，颠覆了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相互争夺的势力范围。（实际上，如乔治·凯南在1951年出版的《美国外交》一书中所观察到的，那只是一种华而不实的策略，目的是帮助麦金利再次当选总统。凯南认为，在美国吞并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后，该政策显得既不新鲜，也不具有操作性。“我们自己建立了差别对待制度，与门户开放的政策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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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的山东省贫穷，人口密集。义和团运动在那里兴起，引发了中国的义和团危机。1897年至1900年，山东遭遇持续干旱，农田荒芜，变成了一片焦土。而山东的低洼之地，则遭受黄河洪水淹没。不久前，山东那片受灾区域被作为德国势力范围划分给威廉二世皇帝。随后，传教士、铁路建造者、城市开发者、啤酒酿造者（中国最著名的青岛啤酒即起源于此）等涌入山东。1897年，两名天主教传教士被杀。作为补偿，德国皇帝要求德国有权建设一个新的海军基地和天主教堂，由中国政府出资。否则，他发誓说，中国人将会感受到“德国人的铁拳重击他们的脖子”。德国的威胁之声在回响，北京的封建官僚们既无能为力，也不愿向山东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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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事件成了一个导火索。几个月之内，义和团运动发展成一股遍及全国的敌对武装。它的成员凶猛，相信自身刀枪不入。义和团运动公开声明自己的使命是驱逐或惩罚全体洋人，特别是天主教皈依者。1900年春天，义和团的人数急剧成倍膨胀，他们把那一年视为宗教复兴的新曙光。1990年，史景迁出版了《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他写道，缺乏协调组织领导的义和团成员漂泊进入了北京。他们“身着红黑混杂的制服，或戴黄头巾、红绑腿，腰间缠着护身符”，在大街上游荡，开始骚扰，并时而杀害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当义和团对欧洲工程师和传教士实施杀戮，甚至掀翻铁轨、烧毁车厢、砍断电话线时，洋人的担心变成了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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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那一切时，英国正陷入1899年至1902年的布尔战争。战争以“黑暗的一星期”开始。其间，英国的传奇部队被满脸大胡子的南非农民打得灰头土脸。在南太平洋，美国军队在努力安抚刚被解放的菲律宾人，镇压那里竟然不领情的菲律宾游击队。同时，中国仍处于恢复之中，它输掉了1894年至1895年与崛起的邻居日本进行的中日战争，结果是日本占领并控制了朝鲜。同一时期，俄国商人和哥萨克人正在中国清朝统治者的家乡满洲加紧秘密活动。世界各地的霸主，似乎都在遭受围攻。英、美、法国的政治家忧心忡忡，迫切想要在新世纪曙光到来之际找到出路，重获西方传统的军事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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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现的义和团运动简直就是魔鬼送来的礼物，它变成了慌乱的欧美和正崛起的日本的完美陪衬。趁中国当局犹豫不决，义和团占领了环绕北京使馆区的大街。1900年6月，年迈的慈禧太后迫切希望获得公众支持，她冒失地与义和团运动站到了一边。慈禧太后抗议外国人欺人太甚：“他们压迫我们的人民，亵渎我们的神灵。老百姓深受其苦，每个人都希望报仇。这就是勇敢的义和团追随者焚烧教堂、杀死基督教徒的原因。”当时，大约有1000名西方人（包括日本人）以及约2000名中国基督教徒把自己封闭在北京定义明确的使馆区。不出所料，洋人很快推选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担任他们的指挥官。他衣冠楚楚，蓄着长髯，胡须打蜡，是英国派驻清朝宫廷的公使，也是一位在埃及参加过殖民战争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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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切断交通线后，外国使节、家属，以及中国基督教徒乱作一团。他们在鞑靼城墙（现存的内城墙）和临时障碍物后，勇敢地面对狙击手的枪弹、疾病和饥饿。聚集在北京天主教北堂的人群也岌岌可危，他们的指挥官是狂妄自大、具有领导力的皮埃尔·玛丽·阿方斯·法维尔主教。但是，义和团并未对那里发动大规模进攻。除了北京，在有城墙环绕的天津（当时，美国人和英国人将其拼写为Tientsin），义和团包围了一个孤立无援的外国人租界区，其人群中包括年轻的采矿工程师——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赫伯特·胡佛。西方人对可能发生大屠杀的恐惧四处蔓延。喜欢打嘴仗的八国领导人搁置了争议，同意组建一支国际救援队。最终，它扩大为一支拥有4万强壮士兵的联军。联军士兵来自大英帝国、新晋的自信心满满的美国、沙皇俄国、威廉皇帝的德国、法兰西共和国、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萨瓦王朝统治下的意大利以及日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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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西方救援军队冲进首都北京，驱散了已是手忙脚乱的义和团。至此，对北京长达55天的围攻告一段落。慈禧太后及其朝臣落荒而逃。随后是惩罚性和约，战胜者强迫中国支付大量赔偿，数额是其1900年总收入的4倍。此时的“天朝”已是低三下四，沦落为仆人，任由外国主子们摆布。而且，慈禧太后跑路后，八国联军还占领了故宫，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在那些岁月里，仍频繁发生对艺术藏品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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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慈禧太后寿终正寝。1861年以来，她一直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发迹时，只是一名美貌的满族四等后妃。在一个幸运之夜，她被选中与清代第9任统治者咸丰皇帝同眠，并生下了咸丰皇帝唯一的儿子。那个孩子便是同治皇帝，他在6岁时继位。他的母亲慈禧，则如英国联合摄政王一样执政。同治在19岁时驾崩。慈禧摇身一变，成了自己侄子——光绪皇帝的养母和摄政者。慈禧本人意志坚定，充满才智，使自己的统治得以延续。她经历过起义、军事惨败和大饥荒，都幸免于难，还挫败了清王朝的改革尝试。慈禧生活奢靡，身着黄袍或镶有3500颗完美珍珠的披肩时，显得光彩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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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慈禧身上体现出的正是中华帝国丧失的东西：对帝国价值和领土主权的自豪感。1912年2月12日，第12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溥仪被迫退位。后来，他成了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傀儡统治者。最后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了一位园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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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胜者西方人看来，义和团运动似乎被定义成了黑暗之子与光明之子之间的战斗。光明之子获得了胜利，加速了一个衰老的中央王国应得的土崩瓦解。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自吹自擂的情况也逐渐消失。在1949年后的中国，狂热的义和团运动以早期反抗帝国主义的起义获得了新生，只是时而误入歧途。欧洲和美国的修正主义者则强调，中国基督徒与义和团之间的冲突属于互殴。在一场内战中，双方的伤亡人数都很可观，据称多达12万人。历史学家奥德·阿内·维斯塔德居住在英国，他在《中国与世界》（2012）一书中写道：“2000年，当梵蒂冈将被义和团杀害的116名天主教徒封为圣徒时，中国外交部指出，那些人同样也是‘作恶多端的罪人，他们强奸、抢劫，从事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活动’”。在美国，奥柏林学院对其1902年纪念碑文进行了修订，称该院毕业的死于义和团之手的传教士属于“被屠杀烈士”。奥柏林学院位于美国俄亥俄州，被认为是具有自由思想的艺术学院。该院师生对此进行了广泛争论。之后的1995年，该院又为纪念碑新增了一块牌子，纪念同在百年前义和团运动中被杀害的中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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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几十年前，哈佛大学的沃尔特·兰格出版了《帝国主义外交》（1935年首次出版，1951年修订）一书，提出了今天被认为属于修正主义的观点。当时，兰格在此研究领域出类拔萃，“总的来说，在应对义和团运动及其余波方面，欧洲外交官们没有多少值得自豪的作为”。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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