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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814年，当1500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闯入华盛顿，一把火点燃白宫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时，英国入侵者因严重违反“文明战争规则”而广受谴责。麦迪逊总统更是谴责英国人“破坏优美纪念物和艺术”，表明他们是“有意亵渎人道主义原则”，可能引发一场“破坏和野蛮四处蔓延的”战争。英国人则对美国人反唇相讥，称英国军队的少将罗伯特·罗斯是一位老兵，在西班牙参加过半岛战争，他曾三番五次向美国人提出谈判，均遭到拒绝。而且，不管怎样，美国军队也曾4次入侵加拿大，把加拿大位于前线附近的整座城池夷为平地（在美国人举办的1812年战争200周年纪念活动中，那些往事极少被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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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在帝国时代鼎盛时期，掠夺一词进入了外交谈判。从那时起的游戏规则一直是伪善、双重标准、道貌岸然的大道理，根据不存在的法律申诉以及幕后的讨价还价。到了190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和领土都在不超过12个国家的统治之下，包括加入战利品争夺战的后起之秀美国，它刚刚把夏威夷、菲律宾和波多黎各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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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4月，美国纽约的卡耐基音乐厅举办了热闹非凡的美国“大一统传教联合会议”，来自美国各地的1000名教会代表参加了会议。那次会议对中国具有象征意义。在开幕式致辞者中，有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前总统本杰明·哈里森以及后来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传教士们是“世界英雄”，麦金利总统对会议代表们说，因为他们“用智慧和真理之光，点亮了盲目崇拜和迷信的黑暗”。世界英雄不但传播了基督福音，也带来了有用的贸易，推动了新工业，鼓励了“法律发展和组建政府”。实际上，传教士是国家建设者（一个当时前所未闻的措辞）。如果有什么地方更需要、更渴望传教士取得的成就，那个地方一定是中国。会议进行期间，还在音乐厅举办了教会展览，其中展示了大量中国物品，以及500多张照片，介绍了“天国”的壮观和贫穷，使中国成为最受会议关注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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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只是美国对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认知上的光明面。1888年，本杰明·哈里森展现了不太值得称道的另一面。在接受共和党竞选总统提名时，他对有关禁止“外来种族”（中国人）入境的移民法表示支持，称“使中国人最终与美国人民同化，这既不可能，也不令人向往”。那是美国两党的共同观念。同年，民主党竞选总统提名人克利夫兰州长，称中国人“对我们的法律缺乏基本了解，不可能与我们的人民同化，会对我们的和平、福利事业带来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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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自认为高人一等，中国人对此充满戒心。1900年，情况进一步恶化。对北京（当时西方人称之为Peking，中文发音为Beijing）的围攻，使那一年被人铭记于心。这场围攻就是很快便为人所知的义和团运动。在美国和欧洲人看来，围攻北京只是一场道德闹剧，勇敢的西方人打败了被误导、决心屠杀无辜基督徒的野蛮人。当代媒体报道、少年小说、好莱坞电影（包括1963年查尔顿·赫斯顿和艾娃·加德纳主演的一部电影）以及大量外交官、士兵、牧师和记者的传记，无不反复强调这个基本观点。在被围困的两个月期间，北京使馆区里面约有1000名外国平民，包括记者。1900年8月，他们被一支多国救援军队解救，那种情况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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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场大戏结局的参与者中，有十几位美国人冲锋在前。麦金利总统强调说，他们发挥了突出作用。同年早些时候，麦金利总统宣布了（针对中国的）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政策规定，今后，所有国家平等享有进入中国的权利，颠覆了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相互争夺的势力范围。（实际上，如乔治·凯南在1951年出版的《美国外交》一书中所观察到的，那只是一种华而不实的策略，目的是帮助麦金利再次当选总统。凯南认为，在美国吞并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后，该政策显得既不新鲜，也不具有操作性。“我们自己建立了差别对待制度，与门户开放的政策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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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的山东省贫穷，人口密集。义和团运动在那里兴起，引发了中国的义和团危机。1897年至1900年，山东遭遇持续干旱，农田荒芜，变成了一片焦土。而山东的低洼之地，则遭受黄河洪水淹没。不久前，山东那片受灾区域被作为德国势力范围划分给威廉二世皇帝。随后，传教士、铁路建造者、城市开发者、啤酒酿造者（中国最著名的青岛啤酒即起源于此）等涌入山东。1897年，两名天主教传教士被杀。作为补偿，德国皇帝要求德国有权建设一个新的海军基地和天主教堂，由中国政府出资。否则，他发誓说，中国人将会感受到“德国人的铁拳重击他们的脖子”。德国的威胁之声在回响，北京的封建官僚们既无能为力，也不愿向山东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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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事件成了一个导火索。几个月之内，义和团运动发展成一股遍及全国的敌对武装。它的成员凶猛，相信自身刀枪不入。义和团运动公开声明自己的使命是驱逐或惩罚全体洋人，特别是天主教皈依者。1900年春天，义和团的人数急剧成倍膨胀，他们把那一年视为宗教复兴的新曙光。1990年，史景迁出版了《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他写道，缺乏协调组织领导的义和团成员漂泊进入了北京。他们“身着红黑混杂的制服，或戴黄头巾、红绑腿，腰间缠着护身符”，在大街上游荡，开始骚扰，并时而杀害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当义和团对欧洲工程师和传教士实施杀戮，甚至掀翻铁轨、烧毁车厢、砍断电话线时，洋人的担心变成了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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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那一切时，英国正陷入1899年至1902年的布尔战争。战争以“黑暗的一星期”开始。其间，英国的传奇部队被满脸大胡子的南非农民打得灰头土脸。在南太平洋，美国军队在努力安抚刚被解放的菲律宾人，镇压那里竟然不领情的菲律宾游击队。同时，中国仍处于恢复之中，它输掉了1894年至1895年与崛起的邻居日本进行的中日战争，结果是日本占领并控制了朝鲜。同一时期，俄国商人和哥萨克人正在中国清朝统治者的家乡满洲加紧秘密活动。世界各地的霸主，似乎都在遭受围攻。英、美、法国的政治家忧心忡忡，迫切想要在新世纪曙光到来之际找到出路，重获西方传统的军事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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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现的义和团运动简直就是魔鬼送来的礼物，它变成了慌乱的欧美和正崛起的日本的完美陪衬。趁中国当局犹豫不决，义和团占领了环绕北京使馆区的大街。1900年6月，年迈的慈禧太后迫切希望获得公众支持，她冒失地与义和团运动站到了一边。慈禧太后抗议外国人欺人太甚：“他们压迫我们的人民，亵渎我们的神灵。老百姓深受其苦，每个人都希望报仇。这就是勇敢的义和团追随者焚烧教堂、杀死基督教徒的原因。”当时，大约有1000名西方人（包括日本人）以及约2000名中国基督教徒把自己封闭在北京定义明确的使馆区。不出所料，洋人很快推选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担任他们的指挥官。他衣冠楚楚，蓄着长髯，胡须打蜡，是英国派驻清朝宫廷的公使，也是一位在埃及参加过殖民战争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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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切断交通线后，外国使节、家属，以及中国基督教徒乱作一团。他们在鞑靼城墙（现存的内城墙）和临时障碍物后，勇敢地面对狙击手的枪弹、疾病和饥饿。聚集在北京天主教北堂的人群也岌岌可危，他们的指挥官是狂妄自大、具有领导力的皮埃尔·玛丽·阿方斯·法维尔主教。但是，义和团并未对那里发动大规模进攻。除了北京，在有城墙环绕的天津（当时，美国人和英国人将其拼写为Tientsin），义和团包围了一个孤立无援的外国人租界区，其人群中包括年轻的采矿工程师——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赫伯特·胡佛。西方人对可能发生大屠杀的恐惧四处蔓延。喜欢打嘴仗的八国领导人搁置了争议，同意组建一支国际救援队。最终，它扩大为一支拥有4万强壮士兵的联军。联军士兵来自大英帝国、新晋的自信心满满的美国、沙皇俄国、威廉皇帝的德国、法兰西共和国、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萨瓦王朝统治下的意大利以及日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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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西方救援军队冲进首都北京，驱散了已是手忙脚乱的义和团。至此，对北京长达55天的围攻告一段落。慈禧太后及其朝臣落荒而逃。随后是惩罚性和约，战胜者强迫中国支付大量赔偿，数额是其1900年总收入的4倍。此时的“天朝”已是低三下四，沦落为仆人，任由外国主子们摆布。而且，慈禧太后跑路后，八国联军还占领了故宫，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在那些岁月里，仍频繁发生对艺术藏品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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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慈禧太后寿终正寝。1861年以来，她一直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发迹时，只是一名美貌的满族四等后妃。在一个幸运之夜，她被选中与清代第9任统治者咸丰皇帝同眠，并生下了咸丰皇帝唯一的儿子。那个孩子便是同治皇帝，他在6岁时继位。他的母亲慈禧，则如英国联合摄政王一样执政。同治在19岁时驾崩。慈禧摇身一变，成了自己侄子——光绪皇帝的养母和摄政者。慈禧本人意志坚定，充满才智，使自己的统治得以延续。她经历过起义、军事惨败和大饥荒，都幸免于难，还挫败了清王朝的改革尝试。慈禧生活奢靡，身着黄袍或镶有3500颗完美珍珠的披肩时，显得光彩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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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慈禧身上体现出的正是中华帝国丧失的东西：对帝国价值和领土主权的自豪感。1912年2月12日，第12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溥仪被迫退位。后来，他成了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傀儡统治者。最后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了一位园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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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胜者西方人看来，义和团运动似乎被定义成了黑暗之子与光明之子之间的战斗。光明之子获得了胜利，加速了一个衰老的中央王国应得的土崩瓦解。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自吹自擂的情况也逐渐消失。在1949年后的中国，狂热的义和团运动以早期反抗帝国主义的起义获得了新生，只是时而误入歧途。欧洲和美国的修正主义者则强调，中国基督徒与义和团之间的冲突属于互殴。在一场内战中，双方的伤亡人数都很可观，据称多达12万人。历史学家奥德·阿内·维斯塔德居住在英国，他在《中国与世界》（2012）一书中写道：“2000年，当梵蒂冈将被义和团杀害的116名天主教徒封为圣徒时，中国外交部指出，那些人同样也是‘作恶多端的罪人，他们强奸、抢劫，从事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活动’”。在美国，奥柏林学院对其1902年纪念碑文进行了修订，称该院毕业的死于义和团之手的传教士属于“被屠杀烈士”。奥柏林学院位于美国俄亥俄州，被认为是具有自由思想的艺术学院。该院师生对此进行了广泛争论。之后的1995年，该院又为纪念碑新增了一块牌子，纪念同在百年前义和团运动中被杀害的中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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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几十年前，哈佛大学的沃尔特·兰格出版了《帝国主义外交》（1935年首次出版，1951年修订）一书，提出了今天被认为属于修正主义的观点。当时，兰格在此研究领域出类拔萃，“总的来说，在应对义和团运动及其余波方面，欧洲外交官们没有多少值得自豪的作为”。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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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95年至1900年，在对待中国方面，欧洲一直缺乏任何敬重，缺乏任何理解。对欧洲人而言，“天国”只是一个有待其充分开发利用的巨大市场，是一块如同牛排一样供其宰割的辽阔疆域。在西方外交通信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对东方情感的欣赏，或对其变革中遭遇的卑劣行为有任何同情。欧洲的绝大多数记录都属于此类内容。武力是和平之父，铁拳是成功对付中国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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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格的上述观点，得到了莎拉·派克·康格（她是时任美国驻北京公使埃德温·康格的妻子）私下描述的印证，“如我在北京这里所见，我不奇怪中国人为何憎恨外国人”。1899年，她在给侄子的信中写道：“中华帝国不属于外国人，可他们经常显得凶猛、冲动。中国人被当作狗一样对待，根本没有任何权利。难怪中国人有时候会咆哮、会咬人。”在康格女士经常提到的居高临下的美国人中，恰巧有其丈夫的副手、一等秘书赫伯特·斯奎尔斯。此人方下巴，当过骑兵军官，在义和团围攻北京使馆区期间，成了指挥官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的参谋长。他们两人一致认为有必要借机教训一下中国人，让他们永生难忘。此举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多国部队抵达北京不久后发生的掠夺活动中，那位一等秘书会拿出东西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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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义和团成员四处逃散，北京的枪声平息下来。“解放者”们举办庆祝游行，军乐队吹吹打打，彩旗高举飘扬，很热闹。同时，惊恐万状的商贩们则打出了这样的标语：“尊贵仁慈的先生，请不要向我们开枪！”1900年8月28日，八国联军士兵与外交使团队伍一起，胜利穿越天安门，进入不再神圣不可侵犯的紫禁城。国歌奏完，讲话结束后，“解放者”们一路穿越宫殿区，对宫廷太监的怒目视而不见。他们在曾经不可亵渎的皇帝宝座前大摆姿势照相，开始夺取他们能够抓住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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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了《慈禧太后传》，那是他撰写的有关慈禧太后的修正主义传记。他在书中写道，随着掠夺愈演愈烈，西方人“开始了一场针对中国人的大屠杀，与其假定罪行远不相符”。胜利者的正义来得迅速而残暴。电影胶片记录了普通中国百姓目瞪口呆凝视被砍掉的人头的恐怖画面。绝大多数外国人——外交官、士兵、牧师——都参与了被《悉尼先驱报》称为“掠夺狂欢”的活动。许多非军事人员也与那场掠夺狂欢脱不了干系。很快，记者们对狂欢中的大屠杀进行了记述。狂欢持续了数个星期，而不是几天。掠夺狂欢遍及北京的各个角落，而非只限于北京郊外的一个区域。所有那一切，都与四十年前对圆明园进行的掠夺形成了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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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情也有了改变：战争法则。要说有哪个标志性事件经常被忽视，那就非亚伯拉罕·林肯莫属了。他颁布实施了第一部全面、定义清晰、文明的战争守则。1863年4月24日，林肯总统签署了《第100号通令》，形成了有关对待战俘、敌方拥有财产以及“战场战利品”的书面规定，其用语明白无误。该命令第35、36条明确规定，保护“古典艺术作品、图书馆、科学藏品”，通过和平协商确定其最终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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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麦金利总统（其本人为美国内战老兵）发出命令，要求在北京的美国军队停止掠夺活动，结果是枉费心机。担任八国联军统帅的德国陆军元帅冯·瓦德西伯爵也是同样失望。他随后写道：“涉及艺术品掠夺，每个国家都相互推诿。事实上，所有国家无一例外，都疯狂参与了掠夺。”彼得·佛莱明是编年史作者。1959年，他出版了有关帝国战争编年史的《围攻北京》一书。佛莱明写道，“毫无疑问，那种公然破坏艺术的行为应受到谴责”，“但是，复仇精神广为流传，北京城已陷入混乱之中，有一半城池已被抛弃。人们或许会问：掠夺刚发生时，是否有可能予以制止？掠夺一旦开始，再进行阻止就变得更不可能。肮脏的抢劫活动持续了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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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掠夺后举办的重要艺术品拍卖活动中，从北京掠夺的艺术品仍未被视为掠夺物。恰恰相反，英法联军1860年对于所获的战利品大言不惭地称其“来自圆明园”，这有助于抬高其竞拍价格。1900年以后，情况变得有所不同。掠夺活动在继续进行，但否认战利品出处，对其遮遮掩掩的做法开始流行。那种情况在美国使团一等秘书赫伯特·斯奎尔斯身上得到了印证。此人1901年9月离开北京时，携带了“装满几节车厢的中国艺术品，被专家们认为属于现存最为完整的收藏之一”。那批藏品大部分是瓷器、青铜器和雕刻，“从传教士和军队掠夺物品拍卖中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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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纽约时报》发自北京的报道也是如此。报道进一步说，斯奎尔斯曾试图将其收藏捐赠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据大家说，斯奎尔斯是一位时髦、留长髯、野心勃勃的外交家。之前在常驻日本期间，他已开始收藏瓷器。来北京任职后，他便开始与古董商们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他的助手中文流利，其妻哈里亚特·巴德·伍德考克属于社会名流，善于编织社交网。在他们的协助下，斯奎尔斯成了一名见多识广的古董买家。但是，他本人是否参与了抢劫活动？媒体的报道对他参与其中深信不疑，甚至还有人说，斯奎尔斯的一些顶级藏品购自法威尔主教。后者是斯奎尔斯所属教堂会众的天主教牧师（主教否认自身有过错行为，但承认卖出过一些东西，目的是向大批饥饿群众提供食物）。据目击者说，首批进入紫禁城宫殿区进行抢劫的人中，包括美国使馆的那位一等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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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多的迹象表明，人们的道德观念正发生改变。乔治·斯托里是纽约著名博物馆的一名重要研究员。当《纽约时报》一名记者问他接受“被掠夺的艺术”是否合适时，他辛辣地答道：“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不接受被掠夺物品。”接着进一步解释说，“我认为，任何宣称斯奎尔斯的捐赠与掠夺物有关的说法，都令人气愤。我听说，斯奎尔斯是一位绅士，拥有美国顶级的瓷器收藏。博物馆理所当然地认为斯奎尔斯先生的收藏是正当所得。他是一位绅士，那没有问题。我认为，博物馆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接受那批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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