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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登·华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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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华尔纳离开波士顿美术馆后，经欧洲前往亚洲旅行，考察在北京设立考古学家培训学校的可能性。该校将对当地人和外国人开放，与罗马和雅典的美国学院、印度支那半岛的法国远东学院极其相似。建校的想法和华尔纳的那次旅行，都源于底特律百万富翁查尔斯·朗·弗利尔的灵光一现。然而，随着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弗利尔的开明计划很快胎死腹中。1917年4月，美国参加一战的前夜，华尔纳已被授任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博物馆馆长。他获准离开博物馆，前往西伯利亚服役，后在美国驻中国哈尔滨领馆担任副领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在哈尔滨担任了美国国务院与反布尔什维克-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联络官。后来，他又通过西伯利亚铁路拼命逃出了俄国（华尔纳曾4次穿越西伯利亚，他喜欢唠叨这样一个故事：他曾在行李车厢中，见证了白俄上将亚历山大·高尔察克宣布自己成为东西伯利亚的统治者）。华尔纳之所以能够应对那一切，要归功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他曾前往中国寻找佛教艺术珍宝，与中国动荡时期的军阀和土匪多有交道，使他增添了自信，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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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考古不是一门科学，而是相互复仇”。那句常被人引用的警言警句来自莫蒂默·惠勒爵士的亲身经历启发。他曾担任印度考古局局长，也是印度河谷青铜时代古城的发掘者。19世纪90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成了相互竞争的国家开展艺术探险的决斗场。欧洲和日本的探险队携带最先进的探测和照相器材，开始在中国西部细细梳理，尤其是沿着广为人知的古商贸线路——丝绸之路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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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那些探险队收获的出版物，促使福格艺术博物馆跃跃欲试。1923年至1924年，该馆首次开展了前往中国西部甘肃省敦煌（华尔纳译为“Tun-huang”）的“侦查之旅”。为使福格艺术博物馆涉足敦煌，爱德华·福布斯馆长向华尔纳和另外一名哈佛人贺拉斯·霍华德·弗内斯·杰恩求助。杰恩是一位拥有药品专利的继承人，曾与人合著“速成布丁俱乐部”1921年度剧本《落汤鸡》。那是一部拿美国禁酒时期开涮的滑稽模仿剧。杰恩身披标志性的浣熊皮外套，脚穿一双轻舞鞋，在剑桥城附近四处闲逛。毕业后，他在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博物馆找了份研究员的差事，成为那里“纪念大厅的天才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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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纳的父母对他担任博物馆馆长寄予厚望，让他深感压力，试图抗拒，同时他也渴望自己能“在博物馆领域赢得名声”，因此迫不及待地接受了福布斯的邀请。在为中国探险队筹款时，福布斯馆长对潜在捐款人信誓旦旦，称哈佛大学拥有“那条早期商贸道路（丝绸之路）特定遗址的记录，可确保我们发现一些重要艺术品和考古珍宝”。福布斯接触各类捐助人，总共筹集了40400美元——分别来自福布斯、萨克斯、沃尔特、沃伯特、克伦和洛克菲勒等人的捐款，其中许多人是保罗·萨克斯的朋友和亲戚。萨克斯对中国之行未抱太大希望，他谨慎地说：“华尔纳先生带不回多少东西，也可能空手而归。”尽管如此，他还是稍微乐观地补上了一句：“也可能华尔纳带回东西的价值，是我们投入经费的100倍或10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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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中国后，华尔纳和杰恩直奔北京枯燥乏味的旅馆房间。他们的身边堆放着地图、药品、打字机、照相器材和武器（一把猎枪和一把自动左轮枪），以应对前往西安路上面临的问题，那里曾是古代中国都城长安的所在地。华尔纳总结说：“河南省及其西部有土匪，甘肃省及其西部可能发生回族暴乱。我们要先经历暴雨和泥海，之后是干旱和令人痛苦的寒冷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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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他们乘火车前往河南，一路顺利。在那里，两人拜会了当地军阀吴佩孚及其30位幕僚。吴佩孚等人与华尔纳和杰恩共进晚餐，旁边还有一支乐队演奏军乐。吴司令以“不与北京顶嘴”而闻名，他为两人的下一段行程提供了10人武装护送。在翻译王进仁和被称为“小男孩”的厨师的陪同下，华尔纳和杰恩探险队以一面临时制作的美国国旗，来宣示自己的国籍。那面美国国旗，由河南当地的4名裁缝加工而成，上面还装饰着探险队使用的“马扒”图案，那是一种无弹簧两轮运货马车。随后，探险队向曾经作为秦王朝都城的西安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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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华尔纳和杰恩在西安停留了4天。他们享受那里的乡村式温泉，在古董店里翻来找去，购买了一系列拓片，上面盖有刚掉了脑袋的直隶总督端方的朱红印章。同时，他们被引见给当地官员，获悉后面路程的情况。离开古都西安及其周边古代遗址时他们仍然高举美国星条旗，但放弃了武装护送。即便当时，西安也以文物资源丰富（以及造假）而闻名遐迩。“用不了多少年，这里要么会有盗墓者以笨拙方式再次开挖那些封土堆，把先辈遗留的东西提供给外国市场，要么会有经过特别批准的科学家携带测量尺和照相机前来，充满敬意地打开渭河边上那些帝王陵墓。”1926年，在那次探险的报告《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中，华尔纳做出了如此哀叹：“那些封土堆七零八落，一望无际，有大有小，有远有近。对盗墓者来说，穿行其间，真是一种锻炼自我控制力的经历。”（正是在那里，1974年打井时，发现了两千年前秦始皇的兵马俑军阵。）“经历了大约24公里的诱惑后”，华尔纳和杰恩继续前行，来到泾河交汇处的泾州，在那里盗走了约为公元6世纪的佛教石雕像，绝大多数是头像和躯干雕像。他们发现那些雕像“已从大雄宝殿原有位置上敲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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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无法无天。那时的中国西部，土匪和军阀四处横行。从河南到西安，需要行进7天。动身之前，华尔纳写道：“那里发生了6起谋杀，30起绑架，以及无数起持枪抢劫案。”当时，该省已经挤满了政府军队，准备随时反击。前途充满危险，促使杰恩在腰间绑了把自动左轮手枪。华尔纳和杰恩还目睹了3名五花大绑的囚犯被处决，他们的“3颗脑袋从3具不幸的躯干上滚落，士兵们则在旁边走来走去，等着有人前来收尸”。此时，华尔纳等美国人跋山涉水，穿越黑乎乎的泥地，抵达了甘肃省首府兰州。他们刚刚进入小旅馆门口，政府军士兵就攻击了他们的小型大篷车队。他们“接管了马车、车夫和骡子”，声称华尔纳一行“有军事目的”。华尔纳要求拜会当地负责官员或治安官，他嚷嚷道：“请你们记住，我以前是一头红发，我见过一些真正的大场面，知道没有任何事情会有好结果……我在省衙门口时，曾声嘶力竭高喊过，还送进去过我的名片。阁下在睡觉。好吧，请告诉阁下，该起床了。阁下在睡觉！好吧，告诉阁下，再过一分钟，一个外国鬼子会进去帮他穿衣戴帽。”过了5分钟，当地负责官员现身了。华尔纳一会儿威胁，一会儿甜言蜜语，还递过去吴佩孚元帅的一封信。“提到那个大名，那位官员的胳膊几乎立马短了一截。”结果是华尔纳如愿以偿，要回了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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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华尔纳一行最后的目的地。路上，他们绕道去了趟位于中蒙边界戈壁滩中的黑水城遗址，“党项的黑城”。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确认，那里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额济齐纳（即Edsina）。1908年，俄国探险家彼得·科兹洛夫曾发现了那座城池遗址，比斯坦因早了6年。根据斯坦因的描述，黑水城曾是佛教艺术中心，它的城墙仍屹立“在碎石戈壁滩上荒蛮之地，保存得相当完好。它的四周，环绕生长着柽柳灌木丛以及两条干枯的河道”。党项人源于中国西藏—缅甸一带，1226年，他们臣服于蒙古人成吉思汗。然而仅一个世纪以后，明朝军队通过筑坝使额济纳河改道，把黑水城夷为一片废墟，废弃了这座城。在福格艺术博物馆探险队抵达此地的十几年前，科兹洛夫和斯坦因发现，那里是一座佛教雕塑、手稿和彩绘文书的宝库。干燥的沙子有利于遗址的保护（目前那些文物保存在圣彼得堡、伦敦的博物馆和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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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纳抵达黑水城。他凝神观望，四周一片荒凉，令人悲伤。被遗弃的黑水城遗址属于“超出我所有想象的美丽”。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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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没有城市警卫出来检查我的证明信，没有好奇的弓箭手倚靠在高大城门露台上无所事事，没有小旅馆主人以茶水迎接，好心忙碌地打扫我的房间，或为牲口拿来饲料。一只灰色雏鹰急速飞离筑在灰色高墙上的巢穴。它笔直伸开两只翅膀，在戈壁滩稀疏带刺的灌木丛和鹅卵石之上低空翱翔。那里似乎没有别的生命，就连碧空上的一朵云，以及我脚上的一只甲壳虫，看上去都纹丝不动。此时正是幽灵不愿游走的正午。然而我坚定地相信那座规模不大的空城，里面也保存着魂灵，如那人工所建的城墙一样坚定。我们在那里停留期间，那种好奇感白天黑夜一直与我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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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黑水城遗址偏僻遥远，但华尔纳发现，斯坦因和科兹洛夫已“清理了每面城墙，掏空了每个尘封的小佛塔”。华尔纳的随行中，只有4名挖掘民工、1位向导和几匹骆驼。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那里发掘了10天，发现了一些佛教壁画碎片，一些黏土制成的小还愿佛塔，一个（华尔纳确信）时代为10世纪的精美铜镜，一些小泥塑和日用陶器。直到一场暴风雪不期而至，迫使他们停止了挖掘。（几年后，华尔纳满怀嫉妒地从一位朋友、蒙古专家欧文·拉铁摩尔那里获悉，瑞典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设法在那里扎营，挖掘了数月，他们不但在黑水城发掘，还沿着额济纳河与汉代边界向前推进，搞到了一些极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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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黑水城时，华尔纳和杰恩的向导迷了路，使他们的失望变成了灾难。感恩节夜里，杰恩的两脚冻伤。他从骆驼背上下来时摔倒在地，再也难以站立。华尔纳和王翻译花了3个小时，不停地用雪和油脂搓揉杰恩的双脚。然而杰恩还是昏厥了过去，他的双脚遍布水疱，两条腿肿到了膝盖，出现了发烧和感染。华尔纳害怕那是血液中毒，可能要截肢。探险队无法继续前行，他们派王翻译到前边找了一辆马车，把在睡袋里靠麻醉剂支撑的杰恩放到车上。经过长达10天的绕行，他们顶着寒风，穿越沿河地区冰雪覆盖的土地，终于抵达了甘州。在那里，他们向一位中国传教士医生咨询，给杰恩用了些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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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了16天后，华尔纳一行开始奔往肃州。在那里停留4天后，他们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尽管杰恩意志坚定，但他还是连100米也走不了。因此，杰恩将返回北京，随行带着他们一路收集、储存的满满几马车战利品。华尔纳则继续向敦煌开拔，他的陪同有兼任秘书的王翻译、车夫和4匹小马。华尔纳和杰恩在安西的十字路口分手。华尔纳继续顺路南下，敦煌就在大约110公里外的沙漠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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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618—907）全盛时期，敦煌曾是丝绸之路上一个繁华的货物集散地和拜佛中心。奥利尔·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属于为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工作的学者和考古学家。1907年，他从道士王圆箓手里，购买了6500件敦煌文书、纸质绘画和绢画（总计12货箱，包括世界上最早、有具体日期的印刷书籍《金刚经》，费用是130英镑，约合650美元）。1900年，王道士偶然发现了所谓的敦煌“藏经洞”。未及甘肃省政府命令在原有洞窟修复那些文物，其中一些文物就已经流散，落入了当地官员手中。斯坦因来到敦煌时，那些文物已被安全保护，洞窟前面有铁将军把门，钥匙由王道士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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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爵士在敦煌和莫高窟附近停留了差不多3个月，与王道士协商购买事宜。但是当地爆发了动乱和白喉。斯坦因也遭受发烧和脸浮肿之痛，不得不离开敦煌。他劝说王道士出售一些藏经洞内的文物，“附带条件严格保密：除了我们3人（王道士、斯坦因及其中文秘书蒋孝琬），不让任何人对交易内容有一星半点的了解”，那些“发现物”的出处，也不会泄露给“任何生物”。5月29日，斯坦因一行人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迅速而神秘地运走了那批文物，以躲避陡峭河岸一处掩蔽所内的当地监管士兵。斯坦因提出购买所有手稿的要求，遭到了王道士拒绝。1908年，伟大的法国汉学家保罗·佩里奥特来到敦煌，又在同一洞窟工作了3个星期。他用500两白银，约合450美元，为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又征购了8000件文书。发现敦煌文书的新闻一直是考古界无与伦比的轰动事件，直到1922年爱德华·卡特在埃及发现了图坦卡蒙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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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末，法国人佩里奥特曾在哈佛大学教书。他提醒福格艺术博物馆关注敦煌藏品，说自己“特别渴望西方严肃博物馆征集它们”。他所说的藏品，正是他和斯坦因未能从敦煌拿走的文物。1916年，在给赞助人查尔斯·朗·弗利尔写信时，华尔纳将敦煌纳入视线范围：“我们必须有一些供美国研究使用的壁画……只有那些壁画是我们不敢派出本地收藏家前往追求的。搞到壁画藏品，毁掉的东西肯定比带回来的多。在揭取壁画前，我们必须对其原有位置和外观进行完整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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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格艺术博物馆，福布斯馆长毫不犹豫地宣布：探险队“侦查之旅”的结果，有可能“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从有生命的岩石上敲掉雕像，应该属于一种故意破坏艺术的行为”。然而，鉴于之前已有先例，他未对华尔纳揭取壁画的计划表示异议。1902年至1914年期间，德国人阿尔伯特·格伦韦德尔和阿尔伯特·冯·勒柯克，曾率4人探险队沿丝绸之路北路考察，锯掉过洞窟墙上的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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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21日，华尔纳抵达敦煌。他发现那些佛教石窟，“比我所见过的任何绘画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面对千佛洞中数以百计的绘画人物，华尔纳变得满心狐疑：“我不是化学家，也不是训练有素的绘画修复师，只是一名具有积极考古良心的普通人。我要做的事情，似乎既会亵渎神灵，又不可能完成。”不管怎样，华尔纳当着王圆箓道士（卖给斯坦因和佩里奥特手稿的那位敦煌看护人）的面，把在胶水桶中浸泡过的布料覆盖到壁画墙上，等其干燥后实施揭取。他用那种方法，从敦煌6个洞窟中揭取了多块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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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纳想到了德国人的所作所为。在给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初步报告中，他宣称，那些壁画“是首批未遭锯痕严重破坏而揭取的壁画。毫无疑问，与迄今为止来到美国的任何中国绘画一样，它们具有同等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他描述了自己与王道士的心理战，结果都是他“放弃顾左右而言其他，单刀直入提出揭取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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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寒地冻，从洞窟墙上揭取壁画相当不易。华尔纳写道：“胶水总是在墙上冻结，而不是渗入壁画里面，即便我事先用热水把胶水摊薄了。未及把胶布摆放到适当位置，它已彻底冷却。总而言之，我的希望渺茫。”最后，华尔纳用毛毡和纸，将粘下壁画的胶布层层包裹，外面再用绳子捆绑。华尔纳在敦煌所有活动的费用，是向王道士捐赠150美元。“那只是一笔巨额小费，其中还包括了我们的食物、牲口草料，以及王道士对我进行的心灵引导服务。我考虑让福格艺术博物馆支付那笔心灵引导费，在我未去哈佛学院礼拜堂期间尤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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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华尔纳从敦煌带回的真正精华之作，是一尊一米高的唐代彩绘观音像。为了得到它，只得使用锤子，将其从基座上敲打下来。华尔纳回忆道，他们用了“5天时间，从早干到晚。而那5个夜晚，则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绝望和悔恨交加之夜”。把那尊观音像装车前，华尔纳充满深情，用自己的内衣包裹塑像，以应对返回北京的18天旅程。“虽然我在返程时缺少内衣和袜子，”他在报告中写道，“但一想到那些东西在发挥作用，在使那尊塑像的肌肤鲜活光滑，以及颜料残片免遭损坏，我的内心就备感温暖。”在质问了王道士及其助手，并“洗劫”了藏经洞后，华尔纳和他的翻译确认，那里再没有留下什么卷轴画或手稿了。于是，他们拔起营寨，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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