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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纳开展活动的时代与今天完全不同。在那个时代，外国人经历千辛万苦带走文物，并且对自身的行为有约定俗成的辩解理由：中国人不重视，并肆意破坏那些文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那些文物出现在西方收藏中，才推动了当今文物保护者们的倡议。这段有争议的历史最后有一个积极的结尾，1994年，国际敦煌项目启动了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工作。目前，人们可通过在线网络接触内容广泛的资料，可搜寻数据库中的数千张照片。在6家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参与合作下，该项目所记录的文物不仅包括敦煌千佛洞，还包括丝绸之路沿线的其他遗址。伦敦大英图书馆的文物保护修复专家，在温控设施内对敦煌手稿进行修复，将先辈遗留的背衬、糨糊和框架予以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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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格艺术博物馆的那些敦煌文物目前保存在哈佛大学的亚瑟·赛克勒博物馆。我们上次去剑桥城时，那座博物馆因整修闭馆。但是，我们之前参观时，那里展出的只有那尊观音塑像和两块壁画残片。詹姆斯·库诺在其所著《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百年收藏》一书中，未将华尔纳征集的任何一件艺术品纳入目录。尽管如此，该馆的文物保护修复人员仍从修复敦煌文物所获的知识中受益匪浅，他们对其他主要博物馆举办的亚洲壁画展览提供监管、协助，包括波士顿美术馆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博物馆。至于敦煌石窟，我们1995年参观时，羞愧的导游还是会对外国游客指出那些被揭取的壁画，在揭取壁画的地方，还保留着白色方形切块和发黑的胶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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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五章 龙门石窟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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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你是一位1923年前往中国探险的旅行家。离开北京时，你带上地图、挂包、水壶、锡罐、照相机、闪光灯和护照。有人警告你说，省界地区有土匪。过了一会儿，又建议你佩带一把猎枪或自动左轮手枪。最后，你乘坐平汉铁路（北京—汉口）的火车前往河南省洛阳市。在那里，假设你手持北京外交机构高官的一封介绍信，提前做好准备去司令部拜见陆军元帅吴佩孚。那里是一处距火车站6.4公里的巨大公园。吴佩孚绰号“玉帅”，是中国西部地区令人闻风丧胆的军阀。据说他是拥兵10万的司令官，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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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引见“玉帅”时，你会禁不住为见到乔治·华盛顿的肖像吃惊不已。它就镶嵌在元帅司令部墙上的地图之间。你没有料到的是，“玉帅”身材矮小，动作敏捷。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掌握的英语非常流利。你接受了他的仁慈邀请，与他共进晚餐，期待品尝闻名遐迩的洛阳“燕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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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水席”宴分成几个小桌，每桌6人。餐厅的外面有军乐团演奏进行曲。晚宴头道菜有8个冷盘，随后是16道热菜。每道菜都由不同尺寸的蓝碗盛装，使用不同的汤汁烹制。当然，主菜“燕菜”是模仿燕窝味道的萝卜丝。至此，宴会接近尾声。“玉帅”起身，晚宴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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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用各种各样的礼物酬谢“玉帅”。此时，你希望与他搞好关系，使你后面的旅途一帆风顺。第二天早上6点，你携带更多安全穿越铁路沿线动乱地区所需的文件，给地方官员的介绍信，以及吴元帅提供的一位骑兵护卫，离开了有古城墙环绕的洛阳。那座古代都城有过昔日辉煌的历史；如今，它已是日渐衰落。你坐上一辆人力车，朝着偏离你目的地南边20多公里的龙门石窟进发。那里曾是佛教朝圣人群的最终目的地，是传奇的丝绸之路的末端。你乘坐木筏渡过伊水河，那里有一匹马在恭候。你骑上马，来到一个守护龙门石窟的小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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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将其都城从山西大同迁至洛阳。之后，洛阳成为佛教僧侣的目的地。他们沿佛教起源地印度北部与中国之间的商路游弋，那些贸易之路被统称为“丝绸之路”。龙门石窟有2345个洞窟，它们在黑灰色石灰岩山崖上开凿而成，供佛教僧侣隐居之用。龙门石窟曾经拥有10万尊雕像，将近2500座石碑。此时，龙门石窟的保护性柱廊、外厅已消失殆尽。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石窟寺之一，作为宗教朝拜地，那里已废弃很久。尽管如此，中国人仍然了解、崇敬龙门石窟，尤其是那里的书法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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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冈仓天心是访问龙门石窟的首位外国探险家。后来，他当上了波士顿美术馆亚洲艺术部的主任。1893年，冈仓天心无意中发现了龙门石窟遗址。他拍摄了一些照片。返回日本后，他用宾阳中洞石窟的幻灯片举办了讲座。之后是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他于1907年来到龙门石窟，在那里停留了12天，对石窟进行测量、拓片和拍照。1910年，查尔斯·朗·弗利尔参观了龙门石窟，他是美国亚洲艺术鉴赏家，也是以他自己姓名冠名博物馆的主要捐助人。弗利尔在龙门石窟驻扎了几日，委托摄影师裕泰拍摄玻璃底片照片（现存于弗利尔档案馆）。弗利尔评论说，龙门石窟的艺术，似乎优于他之前看过的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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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浏览龙门石窟照片时，兰登·华尔纳被文昭皇后和孝文皇帝（宾阳洞雕塑的供养人）两幅礼佛浮雕所吸引。他把照片送给波士顿美术馆。“你可以看到古代中国雕塑在全盛时期的样子。请留意那些礼佛人物——它们的构图与罗马万神庙的装饰雕刻一样好，至于那些浮雕的线条，我认为它们也毫不逊色……先生（冈仓天心）认为它们非常重要。西方应该能够接触到那座顶级中国雕塑宝库，那是一座尚未开放的万神殿，堪称整座雅典卫城，等待着人们去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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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在其里程碑著作《华北考古图谱》一书中发表的照片，刺激了1911年至1949年对龙门石窟的大规模掠夺。如斯坦利·亚伯公爵写道，法国人的学术著作“无意中提供了带照片的目录，外国买家可借此在公开市场追求，或有时候‘特别预订’所挑选作品，即告诉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他们对获得龙门石窟哪些东西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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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登·华尔纳也证实了这一点。1913年，他去欧洲旅行，顺便访问了巴黎的赛努奇博物馆。亨利·赛努奇是一位意大利银行家，这些著名的亚洲艺术收藏虽然在赛努奇家中陈列，但已经被遗赠给了巴黎市政府。华尔纳向自己当时的导师和雇主查尔斯·朗·弗利尔报告，提到了赛努奇博物馆最近取自中国石窟的十几尊雕塑。华尔纳指出，欧洲的古董商们已向他们在中国的代理标注了龙门石窟的照片。代理们正根据订货，委托当地的石匠偷盗雕像。他担心自己有关中国附印照片的出版物也会带来同样结果。“那种事情，将会极度伤害我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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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卢芹斋粉墨登场。他是经营龙门石窟雕像的最重要的古董商，与美国博物馆研究员和亚洲艺术收藏家保持着长期互利关系。王伊悠曾撰写过有关卢芹斋的论文，在接受《金融时代》报采访时，她说，卢芹斋经营模式的基础，“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逻辑，即将中国的古代文物供给有钱有势的现代美国人消费”。从那方面讲，卢芹斋扮演的角色，是为其欧美客户服务的“外来中国仆人”。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卢芹斋是西方掠夺中国艺术的主犯。卢芹斋原名卢焕文（被一位法国博物馆研究员简称为C.T.Loo），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城外一个默默无闻的生产丝绸的小村子卢家兜。他的父母都是农民，父亲是一位鸦片瘾君子，母亲后来自杀身亡。如《卢芹斋传》作者杰拉尔丁·萝拉所细述：1902年，卢芹斋作为厨师乘船前往巴黎。在那里，他与中国驻法国使团的商务参赞张静江携手，成立了“运通”公司，合作开展商业经营活动。除了从事茶叶和丝绸贸易，该公司也经营中国文物。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他们用其经营盈利资助了孙中山的国民军。那是他们最精明的投资，虽然从1913年起，民国政府已经开始限制文物出口，但他们仍然得以利用国民党的影响力出口文物，其中许多属于清代宫廷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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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芹斋爱上了经营帽子店的法国女子奥尔佳，但她更愿意与资助自己生意的保护人继续交往。因此，卢芹斋与其15岁的女儿成婚，生育了4个女儿。卢芹斋擅长交际舞，是一位美食家——曾经拥有塞纳河左岸的一家中国餐厅，也是一位艺术鉴赏家。卢芹斋的事业始于经营古董，在巴黎第九区的泰特布大街开办了一家小画廊。起初，他只从欧洲进货。然而，到了1911年，他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设立了办事处，从而有可能获得一些重要文物，许多东西源于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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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初期，卢芹斋向欧洲收藏家出售瓷器，比如帕西瓦尔·大卫德爵士。今天，大卫德爵士的卓越藏品已经入藏大英博物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卢芹斋扩展了经营范围，以便向有钱的美国人兜售，如老约翰·洛克菲勒、查尔斯·朗·弗利尔、格伦威尔·温思罗普、阿尔伯特·皮尔斯伯里，以及尤金和艾格尼丝·迈耶。当时，中国在努力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放弃了佛教。而像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阿比·洛克菲勒及其妹妹露西·奥尔德里奇之类的美国人，对佛教的兴趣却与日俱增。因此，卢芹斋为自己不断增长的佛教雕塑藏品找到了客户。他把自己的经营重点转移到了美国，在纽约第五大道开设了一家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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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卢芹斋迈出了大胆创新的一步。他对位于巴黎库尔塞勒路的一栋19世纪联排别墅进行修缮，将其改造成一座中国佛塔式的5层红色建筑，在其四周镶嵌了漆板。那里位于巴黎第八区，交通便利，附近有赛努奇博物馆，以及正成为巴黎富裕收藏家聚居之地的蒙索公园。卢芹斋在那里“养成了不向每位访客展示最好东西的习惯”。德国收藏家爱德华·冯·德·海特说：“他的一些中国文物深藏地下室，只向那些他认为真正理解中国艺术的人展示。”最终，卢芹斋成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古董商。劳伦斯·史克曼研究员给卢芹斋起个绰号，称其是“东方艺术古董商中的杜维恩”。杜维恩是经营欧洲古典绘画杰作的最著名商贩。最终，卢芹斋也与约瑟夫·杜维恩爵士一样，成为争议不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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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重要艺术史家对卢芹斋经营的东西进行了研究、记录，随后出版了图录，组织举办了展览。在1940年图录前言中，卢芹斋回忆起自己最初与佛教雕塑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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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那是1909年的春天。一天，我去巴黎的赛努奇博物馆，拜见阿登尼·德查克馆长。当时，我与他并不相识。谈话期间，他让我看了一张照片，那是一尊石雕头像。它精美之至，立刻唤醒了我的一个愿望：在中国艺术经营中开辟一条新战线……我随即把那尊石质头像的照片寄给了我在中国的合伙人，并很快收到了回信。合伙人告诉我，他的一个买家正担任法国古董商马塞尔·冰先生的翻译在西安旅行。当他们与一位当地古董商交谈时，冰先生踢到了自己所坐桌子下面的一块硬物，那正是我们为之感兴趣的石质头像。冰先生用10块大洋把它买下，最后卖给了布鲁塞尔的斯托克莱收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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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芹斋继续讲述他有利可图的邮购生意：“此后几个月，我收到了北京办事处的电报，告诉我他们已获得8尊真人大小的石雕。由于我不知道如何处理，我给他们回电，让他们在中国处理掉那些石雕。他们无法办到，最后把它们给我运送到了巴黎。抵达巴黎后，我向所有古董商展示那些石雕，却无人想要购买……我在欧洲各地展示它们的照片，还是毫无结果。1914年至1915年冬天，我去美国，随身带了一套用于在美国展示的照片。”他展示了照片。客户们很快进行了核对。结果是，那些石雕至今仍在美国的十来座博物馆中展出。整个20世纪30年代期间，卢芹斋构建了复杂的买家和探子网络，使他不仅有能力购买佛教雕塑，还能够买到近期源于盗墓的整套玉器和青铜器，以及遭受破坏寺庙的壁画。卢芹斋扮演的角色，刺激了那些盗墓活动。因此，中国人把他看成一个大恶人。在卢芹斋带领下，其他人很快步其后尘，一拥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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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让我们重返1914年5月2日。那一天，针对红火的佛教雕刻市场，伦敦的《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反对“肆意掠夺、破坏重要中国艺术历史遗迹的行为”，社论详细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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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人物浅浮雕，在其丰富环境中展现了佛教传说和神学。它们被盗贼肆意切割、锯断或摔成碎块，以便运往北京，并出售给欧洲古董商。收藏家或博物馆的代表，则迫不及待地买下它们。那些人会对参与走私踌躇迟疑。但是，他们反驳道，既然那些战利品已落入他们手中，他们至少有责任为其提供一处值得停留的地方。竞争在增长，价格在蹿升，破坏的动机进一步受到刺激，变得日益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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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同月，华尔纳访问了龙门石窟，却发现在那里连一个晚上也待不下去。洛阳的治安官警告他说，仅在龙门石窟外面就有1000名盗贼；“军队每晚都出动，与盗贼发生冲突，维持正常秩序。两天前，军队遭遇了一场激战，杀掉了100多名盗贼。”华尔纳抵达龙门石窟时，看到墙上挂着被砍掉的盗贼脑袋。“邪恶的乌鸦在每个脑袋上面啄食，在横跨洞窟、挂着被砍头颅的横木间栖息。石窟墙壁的外面也有一些尸体。在那些尸体身上，发生过难以形容的、不可思议的暴行。”已有蒙古军队被调入，他们就驻扎在石窟之中。“陌生人不能在现场停留，更不用说寻求和平的考古交易了。”但是，华尔纳给停留开封的妻子写信时说，“总的来说，龙门石窟令人难以置信。在我看来，我们所熟知的那组女士浮雕人物像，是中国艺术的最佳之作。我所见过的所有东西，都无法与其媲美……至于大平台上面那尊高近23米的坐佛及其8位侍从——不用说，那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圣地之一……龙门石窟最近遭受的破坏，如我们听说的一样糟糕，随处可见被打掉雕塑头像的新茬儿。有的雕像被蓄意挖出，有的被士兵随意敲落……那种场面惨不忍睹，几乎使人感到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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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美国，华尔纳忙于为弗利尔的收藏编写图录，他在底特律的藏品迅速增长。华尔纳注意到，他能把最近所购一尊头像，与龙门石窟一尊雕像的身子相衔接，这要归功于弗利尔的照片，它展示了雕像被盗贼砍头前的状况。战争已使欧洲对中国艺术的需求有所降低。但是，华尔纳预言：手持大把现金的美国人，“将乐享一个不同寻常、能用相对低价买入艺术珍品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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