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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宫大中写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岳彬北京的家中发现了《北魏孝文帝礼佛图》浮雕的残块，并对那些无头残块进行了拼接。岳彬盗窃龙门石窟的犯罪事实曝光后，中国文化精英的300多位代表请求政府予以惩处。1959年，岳彬死于狱中。“文化大革命”期间，龙门石窟遗址相对未受影响。当地一座佛寺遭受破坏后，增加了对龙门石窟的保护。洛阳市的党委书记，命令洛阳农机学院的师生，对龙门石窟提供24小时保护。2000年，龙门石窟被宣布为受保护文化遗产，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获得了100多万美元的修复资金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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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大陆利润丰厚的艺术经营寿终正寝。第二年，卢芹斋宣布退休。他在给客户的一封信中声明：“现在，我已是古稀之年。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收藏、出售中国古代艺术品。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职业，它集生意和愉悦于一身。我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在获得或打算获得某些东西的兴奋中度过。在上海掌权的新政府，公开没收了一大批藏品，其中包括许多非常重要的文物。那时我突然认识到，经营中国文物已是穷途末路。我所有的快乐，也将随之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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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龙门石窟遭受的破坏，以下主角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发表的声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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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1931年）：“从原属国出口考古文物，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属正当：（a）文物从其合法所有者手中合法取得。（b）拿走藏品的任何部分，将无损于藏品之完整。（c）文物原属国中无人有足够能力，或有意研究，或妥善保护它们；否则，其行为不再属于科学考古，而是商业性故意破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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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福布斯致信保罗·加德纳（1934年）：“我认为中国政府准许从石窟墙上敲掉那些伟大雕塑，并允许它们离境的行为，是一种暴行。但是，我认为，既然我们与从石窟墙上敲落的雕塑毫无瓜葛，我们只是首先听说那些残缺不全的碎块在北京出现，并被拼接。为了子孙后代，我们有理由以此种方式将其买下。为了达到保护它们的目的，我们不惜把雕像一分为二，两家博物馆各保留一半。然而，我强烈感觉，我们是在为人类的利益保护那些文物。而且，由于它们真的归属中国，在未来任何时候，如果中国变得足够稳定，组织良好，中国政府有能力为人类利益安全保护此类文物，福格艺术博物馆和堪萨斯城博物馆，将会做出一个非常慷慨大方和正当的姿态：把那些文物卖回给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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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登·华尔纳（1940年）：“如果我们因购买那些浮雕碎块遭受批评，那么我们为拼接它们付出的热爱、劳动和美元，应该使批评者哑口无言。我们的行为本身，也是为中国事业服务，比中国其他任何人付出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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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芹斋（1940年）：“作为使那些国宝流散的源头之一，我深感羞愧……中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珍宝。我们唯一的安慰是，正如艺术无国界，那些雕塑走向了世界，受到学者和公众的赞美。与任何在世的大使相比，它们能为中国做更多好事。中国为外部世界所知，这些艺术品或许是最佳途径。由于中国不断变化和动乱，在其他国家，我们的文物会得到比在中国更好的保护。我们流失的珍宝，将成为真正的信使，使世界了解我们的古老文明和文化，有助于人们喜爱并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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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艾伦（1941年）：“据说，博物馆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保存过去的纪念物，把它们保留给一个更加温和的未来——今后500年，我们所处时代的博物馆发挥的作用，将被认为与修道院在黑暗中世纪罗马帝国分裂时发挥的作用一模一样……博物馆无法将龙门石窟的所有辉煌呈现给你，但是它为你抓住了一个碎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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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艾伦还写道（1944年）：“宾阳洞那两块男女供养人的浮雕，属于一件流失文物。对于一个民族的一个伟大纪念物，从未发生过比那更为缺德的事情。那些浮雕已经流失——我们仅有令人悲哀的碎块可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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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克曼（1967年）：“那些浮雕很像我们人类，一个遭受了严重事故的人。整容医生的技术让朋友们还认得他。但是，他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所有关心中国文化传统的人，都会更希望《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仍然留在遥远的河南省。它在那里出生，是宾阳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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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史克曼又写道（1981年）：“……在兰登·华尔纳的煽动下，作为拯救行动，整个项目得到了爱德华·福布斯的资助。最终，堪萨斯城的博物馆从福布斯先生手里买下了那个项目。对我个人而言，如果它从未离开宾阳洞，我会为此付出我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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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六章 宾州大学套住唐皇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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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至1936年，美国的中国艺术收藏家们首次在全球亮相。那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位于伦敦皮卡迪利大街伯灵顿大厦的英国皇家学院举办。有240家机构向展览出借展品，其中不仅有美国博物馆，还有中国首次允许借给外国展出的一大批“国宝”（中华民国喜欢使用该词）。为运输93箱中的800多件中国宫廷珍宝，英国海军部提供了一艘名为“萨福克”号的军舰。乔治·尤摩弗伯勒斯和波西瓦尔·大卫德是当时英国的两位最伟大的收藏家。他们与大英博物馆的罗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著名古董商卢芹斋和山中定次郎一起工作，协助安排集中参展的艺术品。此次博览会据称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国展览，轰动一时。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不乏批评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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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举办的背景是日本占领了伪满洲国（之前称满洲），并随时准备入侵中国。中国政府当局希望获得国际同情，希望全世界欣赏中国艺术。因此，东西方对中国艺术的鉴赏力，得以破天荒首次肩并肩相互媲美。当然，其间也有一些嘟嘟囔囔的埋怨之声。西方认为，中国并未拿出自己最好的绘画，觉得外国专家没有能力辨别好坏差别，因而将西方的奖学金项目推迟了几十年。中国方面，尤其是清华大学的学者们则认为，外国人得到了挑选展品的权利，不能确保中方出借展品的安全，“不应该把重要、有价值的珍宝送到国外”，而且，“一旦艺术品被大英博物馆征集，无论其价值如何，都不会允许它走出博物馆的大门”。中国政府的迫切愿望并未受到反对之声的影响。中华民国急于培养西方对自己的善意，为自己作为崛起强权的形象涂脂抹粉。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人群蜂拥而至，观众总数（有记录人次数为401768）打破了以往所有展览的纪录。当时，博物馆组织重磅大展的风气尚未形成，世界又深深陷入了萧条。正是在那种时刻，中国艺术闪亮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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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将两幅壁画残片、该馆所获战利品——那尊敦煌菩萨像，以及作为受邀演讲人的兰登·华尔纳送往英国参加展览会。1933年，美国最新的博物馆——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刚刚开馆。它将25件展品，包括该馆著名藏品玉璧（参见彩色插图3），以及该馆的未来研究员之星——劳伦斯·史克曼送往伦敦。阿比·洛克菲勒从基奎特庄园运去了自己的唐代菩萨像。值得注意的是，波士顿美术馆缺席了那次展览会。该馆大包大揽的捐助人、董事登曼·罗斯坚决反对出借艺术品藏品参加展览。因此，美国的主要中国收藏并未在伦敦的展览会现身。但是，那次展览会最受观众欢迎的藏品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所藏石刻“飒露紫”。那是该馆两件石雕中的一件，来自西安附近的唐太宗昭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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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36年，唐太宗（庙号）下令为自己和皇后长孙氏建造陵墓，墓址选在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90公里处。昭陵的周长近60公里，或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帝王陵。陵墓建于九嵕山上，太宗希望借以展示自己的皇权。其建造者们也指望依靠山体预防盗掘。太宗题字碑刻书：“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好盗息心，存没无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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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唐代著名诗人杜甫路过昭陵，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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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寝盘空曲，熊罴守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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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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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陵的设计者据说是名扬天下的阎立德和阎立本兄弟，兄弟俩都是建筑师、画家和宫廷官员。陵墓依山凿石进入山体，设有五道石门；墓室两厢列置石函，里面安放陪葬品。虽然太宗皇帝早就采取了预防措施，五代十国时期的节度使温韬（约逝于公元926年）还是钻进了陵墓，发现里面“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繇）、王（羲之）笔迹，纸墨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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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设计上，昭陵复制了唐太宗在都城长安的住宅。它被分为三部分：皇城、内城、外城，与长安城布局无异。陵墓建造用了十三年，包括最近统计的近200座附属贵族、皇戚、在宫廷侍奉中表现优异的宠臣以及将军们的陪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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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期间，唐太宗制服了突厥人。突厥人前往长安，对唐王朝表示效忠。他们请求唐太宗担任“天可汗”即“可汗的可汗”。太宗答道：“我是大唐王朝的天子，将获天赐履行可汗职责。”突厥人被纳入了唐代帝国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社会。大唐帝国欢迎外国人——来自遥远社会的商人、僧侣和百姓——前往自己的都城。大唐帝国还允许异邦首领死后葬于唐代皇陵，与中国人享受同等待遇，这也是奖赏、安慰少数民族的一项成功措施。在皇陵陪葬是一种荣誉，也确保了异邦对“天子”和“可汗的可汗”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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