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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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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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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考古学家在汉武帝陵墓内发现了两个祭祀坑。在两个巨大的墓穴内，有20个陪葬坑，里面有80匹种马的骨骸——它们是陪伴武帝死后享受荣华的殉葬品。也证实了亚瑟·韦利的理论，即那些神奇的马匹更多用于仪式，而不是作战。未来的DNA检测应该可以核实它们是否源于阿克哈·塔克马。那是一种速度极快、活力四射的突厥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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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与费尔干纳的作战，代表了印欧文化与中国之间的早期接触，带来了丝绸之路的鼎盛期。唐朝期间，马匹仍被作为主要陪葬品。那么，唐太宗所喜爱的坐骑呢？他去世时，那些骏马浮雕曾沿着陵墓北门“神道”竖立。陵墓曾包括一个祭祀大厅“朱雀门”，以及一座有围墙和许多房屋环绕的“下宫”。那些地面建筑如今几乎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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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在首次前往敦煌探险时，兰登·华尔纳和贺拉斯·杰恩曾访问过西安。他们在报告中写道：余下的四件浮雕已被“滑轮搬运”离开了原址，“六骏中的四匹马，已被运至西安城里。我们在那座小博物馆里看到，它们被寒酸地靠着花园墙壁而立，但很高兴安全远离了我们的美元。另外两骏，则多少有些被劈裂、打烂，成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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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陵六骏是无与伦比的杰作，被认为是中国的“额尔金大理石”。对它们的掠夺，常被作为美帝国主义掠夺的例证。那么，它们又是如何抵达费城的呢？宾州大学博物馆的登记员周秀琴博士，利用该馆档案，再现了“飒露紫”和“拳毛”从西安来到费城的惊心动魄的旅程。（宾州大学博物馆有一个值得称赞的政策，即不隐瞒该馆藏品征集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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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法国学者爱德华·沙瓦纳看到昭陵六骏仍在原址。他拍摄的照片，是它们被移出昭陵之前的唯一文献。周博士做研究期间，在宾州大学档案馆发现了1921年的一封信，来自巴黎艺术经销商保罗·马龙，他声称已通过北京的一位中介格罗让先生寄去了一大笔钱，那位中介又派遣加兰奇先生，设法将六骏运走。“1913年5月，六骏浮雕从昭陵运离，不幸的是，浮雕的搬运者遭到了当地农民的攻击。那些珍贵文物被扔到一处断崖下面”。（马龙补充说，他损失了预付购买六骏浮雕的“一大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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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那两件浮雕被运往陕西省旧总督府，送给了该省督军陆建章，以“博取他的欢心”。随后，袁世凯总统把它们正式运往北京，袁曾经是掌管陕西省的军阀。从那时起，巴黎古董商卢芹斋的名字开始与六骏浮雕有了联系。我们在哈佛大学档案馆发现了一封信。它表明，若干年后的1927年9月11日，卢芹斋给兰登·华尔纳写信，透露了自己购买六骏浮雕时遭遇的难题：“你会吃惊地发现，这封信寄自符拉迪沃斯托克，而不是北京。因为，我在前往北京的路上听说，由于出售唐太宗六骏浮雕，中国现任政府想要逮捕我……说到六骏浮雕，你和全世界都知道，它们曾于1912年被外国人盗窃。”卢芹斋宣称，自己是从北京的古董商赵何方手中买下了两骏浮雕。赵何方认识袁世凯的儿子，提议用六骏浮雕装饰袁家的御花园。当时，袁世凯准备自己当皇帝，正为那场仅持续3个月的皇帝统治忙忙碌碌。袁家提供了特别印章，允许昭陵六骏浮雕离开西安运往北京。卢芹斋在那封信里为自己的行为进一步辩护说：“如果从总统手中购买一件东西不合法，那么，谁还有权出售？如果当时合法，现在又不合法，又会有多少古董商和收藏家遭遇相同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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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可能在袁家协助下，卢芹斋得以把两件骏马浮雕运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18年3月9日，宾州大学博物馆馆长乔治·拜伦·戈登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库房见到了六骏浮雕。卢芹斋把它们租借给宾州大学博物馆，并提出“免除租借费，那两件石刻，展现了来自古都西安府的高浮雕骏马”，并且在1921年之前都可以以15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后来，狡猾的卢芹斋抬高了价格，称自己的代理“冒了入狱甚至是生命危险”。卡车将两件石刻运往费城。5月8日，抵达宾州大学。为购买浮雕实施的筹款计划进展缓慢，直到一位天使现身。那位金主天使是埃尔德里奇·约翰逊，他是“胜利留声机公司”的创始人，也是宾州大学博物馆董事会成员。他付了12.5万美元（1920年协商价），将自己的名字置于浮雕之下。此后不久，时任该馆亚洲艺术研究员的毕士博评论说：“或许，没有任何已存世马匹，像那两匹马那么著名。”至于阎立本，“对于精心创作那些杰作的艺术家，我们实际上一无所知……（但是，）那些雕刻的本身，证明了他是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最伟大艺术家之一”。宾州大学博物馆以那种方式，套住了唐朝皇帝的两匹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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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武帝诗注释：根据中国十二生肖轮回，公元前101 年汉武帝写此诗时，正值龙年。汉学家弗朗西斯·伍德写道，“天马”与龙有关，那种神兽与中国皇帝有关。费尔干纳马能载着“天子”登上昆仑山，那里被认为是长生不老之地。因此，“天马”有可能是汉武帝自己获得永生的运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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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七章 为明朝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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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乔治·凯茨给自己的朋友、导师、哈佛大学教授保罗·萨克斯写信，他说：“这个计划最初是一个实验，即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掌握中文。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它已迅速进展，变得越来越有意思。我觉得很有必要到北京学习中文书面语。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打算明天前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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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接到你的信……”萨克斯教过著名的艺术鉴赏课，堪称一代博物馆研究员和馆长的导师，他高兴地写道，“我很惊讶你信中所提之事在谨慎进行，很高兴你经常给我写信，以便我了解你的进展情况。在我看来，你要用几年时间打好基础，之后才能在上面建造一座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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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凯茨前往中国的道路蜿蜒曲折，几乎无人能及。他是学者、鉴赏家、收藏家和演讲家，曾短暂当过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的研究员。发现凯茨的伯乐，有可能是诺埃尔·科沃德。凯茨出生于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1895年，他到纽约贺拉斯·曼恩学校读预科，却抽时间乘坐一艘帆船前往澳大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凯茨应征入伍，经历了一场“愉快的战争”，在盟军设在法国肖蒙和德国的总部担任翻译。（凯茨的父亲是波兰企业家，母亲是德籍家庭教师，教授英语、德语和法语。凯茨随父母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度过了童年，得以流利掌握几种欧洲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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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茨对中国艺术和文化的广度和深度的痴迷，超过了他所从事过的任何其他职业。他对中国的热爱和忠心耿耿，也超过了其他美国人。晚年时，凯茨成为首屈一指的明式家具爱好者，撰写过一本有关明式家具的书——那些流行于16至17世纪的椅子、桌子、餐具柜和床具圆润简朴、实实在在。人们认为，中国明式家具与现代起居室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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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茨年轻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专业是建筑学。到了大学三年级时，他转学到哈佛大学，在那里以最优等成绩毕业（1922级）。随后，他开始了自称是“三明治”式的学术日子：在美国哈佛大学担任历史、文学教师的同时，在英国牛津大学王后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萨克斯慧眼识珠，发现了凯茨的聪明才智，在其家庭状况每况愈下时给予支持，推荐他获得了一系列奖学金。首先是谢尔登游学奖学金，让凯茨去英国学习欧洲文艺复兴艺术。之后向他介绍了古董商、收藏家，以及诸如索米耶家族的法国城堡主和17世纪子爵堡的女城堡主。还邀请他陪同参加美国大亨“J.P”（摩根）的法国自驾游，前往博韦、亚眠、勒图凯，最后穿越英吉利海峡。“今天早上，我在萨克斯教授下榻的酒店与他共进早餐……昨天，我与萨克斯去了趟古董店，那里的东西质量绝佳。晚上，我们去‘大使酒店’观看了‘同性恋表演’。”正如凯茨对一位朋友、克利夫兰博物馆研究员亨利·塞勒斯·弗朗西斯所说，他被隆重推出并受到了“良好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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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之内，乔治·凯茨从一名无名小卒，一跃成为国际舞台一个新秀组织的成员。与许多朋友不同（其中有布朗大学的资助者罗德岛家族后裔约翰·尼古拉斯·布朗），凯茨的崛起更加引人注目。凯茨的父亲对子女严格管教，认为应量入为出，未给凯茨及其妹妹碧翠斯留下任何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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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台阶上，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洛厄尔偶遇了乔治·凯茨，将他从拮据生活中拯救出来。洛厄尔校长向阿道夫·朱克推荐了凯茨。朱克是匈牙利人，地位显赫，掌管着派拉蒙电影公司。那次偶遇，决定了凯茨此后五年的生活。1927年9月，我们的年轻学者凯茨来到了洛杉矶。最初，他的“时薪只有52美分，作为制片人沃尔特·旺格的助理”。即便如此，如凯茨所说，那个工作让他得以东跑西颠：在牛津大学伊希斯河上泛舟，在圣塔莫尼卡的庭院游泳池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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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旺格曾在达特茅斯读书，属于掌管好莱坞制片公司犹太人大亨中的上层。人们认为他在电影《沙漠情酋》中，把鲁道夫·瓦伦蒂诺塑造成了一位明星。旺格喜欢制作带有外国韵味的电影，凯茨在任期间，旺格捧红了宝拉·内格里、奥尔加·巴克拉诺瓦和莫里斯·希瓦利艾。此后，由于要完成牛津大学博士论文《中世纪法国艺术的消失及文艺复兴的到来》获得学位，凯茨度过了被他称为“应用考古学”的五年快乐时光。他成了一名舞台顾问，对宝拉最后一部电影中的欧洲场景，如法国建筑门框使用什么五金器具等，提出符合实际的建议，回答诸如“法国蜡像博物馆的仆人是什么样子”“如何布置展品说明”“巴黎顶级珠宝店外面用何种招牌”“法国园丁有何特别服饰”等问题。凯茨钻进制片公司的图书室研究，或到外面街道、私家花园和乡下转悠，寻找合适的电影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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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如何表现欧洲习俗方面，凯茨成了最后把关者。他会来到某场景拍摄现场，“让自己投入角色”，对拍摄中出现的差错拥有否决权。比如，“弗洛伦斯·维多的举止更像天主教徒，而不是希腊东正教徒，以免使公众产生困惑”。凯茨相当迷恋好莱坞贵族，特别是作为“编外”“令人陶醉的黑美人”娜塔莎·加利齐纳（她嫁给了旧罗门诺夫王朝尼古拉二世沙皇的侄子），以及派拉蒙电影公司的波兰影星宝拉·内格里（她最近嫁给了一位格鲁吉亚王子塞奇·姆寄瓦尼）。凯茨说：“宝拉宛若宫廷里的女王，她明眸善睐，很容易使人想入非非。我被引见给她的第一天早上，就见识了安排最缜密的仪式。她在三四位女仆和一位秘书的簇拥下，显得如此高贵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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