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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一张平板长桌上作画。动笔之前已对所画场景成竹在胸。他作画不是大而全：山峦起伏，一条小道从海边蜿蜒而上，抵达一处绿荫遮掩的小村庄。在人物的周围，有悬崖、松树，波浪之上有渔舟。山峰着墨逐渐淡化，消失在远方。那是一种复杂的立轴场景，一气呵成，跃然纸上，没有可能对其进行任何修改。因为，他的每次出笔都直接而果断，要么击中，要么打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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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茨在紫禁城附近居住了7年。1952年，他出版了《丰腴年华》一书，讴歌和详述自己在古都北京的日常生活。在北京大学上中文课时，凯茨身穿学者长袍，坐硬板凳，教室里面没有暖气。不上课时，他享受着自己的特权：一张进出紫禁城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特别通行证。他是另一位外国汉学家福开森之外，唯一获此殊荣的外国人。你想在那里查阅什么？翻看18世纪乾隆皇帝时期展示北京几乎每座建筑的《京城全图》？没有问题，绝无戏言！想看18世纪复制的宋代卷轴《清明上河图》？当然可以！那幅卷轴画是如此有名，以致“为将其归为己有，某位宫廷大臣最终竟毫不犹豫地谋财害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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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1941年春天，凯茨的田园日子告一段落。那时的美国人已不可能在日本统治下继续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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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降临时，就像外科手术开刀。第一件东西被拖进院子，转交给等候在那里的一行人……我下定决心，至少要与我的财产厮守在一起。然而，似乎有太多东西正离我而去，甚至连我的大木柜也开始吞噬我的桌子、椅子……我的地毯、毯子，我的茂盛植物、花卉，我习以为常的大量书籍，我生活其中的所有文化设施，都消失不见了……最后，我们的房屋，已变成空空如也。苦力们把那些最大箱子运往使馆区的一个仓库。那里的人们紧张兮兮，一起慢腾腾地抬起沉重箱子，把它们搬过高大门槛。此时此景，仿佛在举办一个令人感伤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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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有很多人前来为凯茨送行。在火车站，他的两个男仆流下了悲痛的眼泪。凯茨写道：“从历史上代代相传的诗词中，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离别是生命中的重大悲伤时刻。”之后，送行的人们转身离去，消失不见。凯茨则在车上寻找自己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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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两年，凯茨作为古根海姆资助的研究员，把自己埋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书堆里。他与员工交流，讲的中文超过了英文。他继续进行在北京启动的工作，撰写一篇有关北京紫禁城起源的长文，并于1943年出版。同年，凯茨重返中国。他从印度东北部城市阿萨姆飞越喜马拉雅山，也就是“驼峰”，经缅甸抵达重庆。他此行的目的，是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工作。当时那个机构依附于美国大使馆。那是一次无法留下记录的任务。凯茨的工作似乎始终是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收集具有文化价值的中国文献，以及对战略情报局有价值的情报。凯茨一直在重庆工作，直到1945年3月9日重返美国，到成立于旧金山、羽毛尚未丰满的联合国担任翻译。为此，联合国秘书处设立了一个“语言研究”的工作岗位。凯茨取得的成就之一就是把《联合国宪章》翻译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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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纽约的布鲁克林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凯茨收藏的明代家具展览。那是美国首次举办此类展览。1947年至1949年期间，凯茨曾在该馆做过一段时期的研究员。之前，美国人更热衷收藏的是与维多利亚室内装饰风格相辅相成的华丽中国雕漆，包括组合家具中的屏风、“宝座”和古董橱柜等。美国人以为，紫禁城里的居民喜欢那一类东西。凯茨可不随波逐流，他更愿意追随效仿中国知识阶层的文人雅士，钟爱那些“精致、含蓄、宜于家居，而不是宫廷摆设”的物件儿。如凯茨本人所解释，他所藏的“一系列朴素高贵家具，属于几乎不为西方所认知的东西。在西方，过度繁杂的家具流行过度。其原因既源于19世纪西方愚蠢的整体品位水准，也源于市侩商人们的既得利益”。随后的1948年，凯茨与妹妹碧翠斯合作，出版了《中国家具》一书。碧翠斯是室内装潢师，1937年至1938年，曾在北京陪伴过凯茨。《中国家具》一书中印有凯茨朋友们的一些藏品照片，包括著名的权威收藏家古斯塔夫·埃克的藏品——他本人也撰写过一本有关中国家具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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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凯茨担心，众神会嫉妒他在中国度过的那些宁静岁月。因为他注意到，“丰腴年华过后，接踵而来的，可能是消瘦春秋”。后来，凯茨经历了许多奇怪工作：咨询、讲演，偶尔写书、写文章。尽管如此，凯茨漫长一生的下半场，最终以下旋的方式终结。中国研究员和学术研究职位在美国都消失殆尽。那时，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对“中国帮手”们揪住不放。战争期间不幸在重庆工作的凯茨等人，因将中国“拱手让给红色共产党人”而备受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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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凯茨的困境雪上加霜的有3件事：其一，他或许是同性恋，尽管没有公开；其二，他是犹太人；其三，在20世纪50年代时，人们对与世隔绝的共产主义中国没有兴趣。凯茨在坐吃山空时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将所藏书籍捐给了教友派信徒，将幻灯片交由朋友保管。1954年，凯茨经历了一个“饥荒夏季”。1955年，他在帕克·贝尼特画廊拍卖了自己心爱的中国家具。凯茨哀叹道：“拍卖会人山人海。洛克菲勒先生来了，伊利安娜公主来了……有些东西流拍了，另外一些东西，则拍出了不可能的价格。我的书桌卖出了1000美元。那曾是我自己的书桌，现在已不再属于我。我身体的一部分，似乎已永远凝固了……”在另一封信中，凯茨进一步写道：“那些家具去了休斯敦之类的地方（有3件拍品目前在克利夫兰博物馆），所有小装饰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图书馆的书架、柜子，阅览室或教室……真是罪该万死！而我只能坐着敲打这些文字，在一间充斥廉价家具的房屋里备受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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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这个季节使我学会了如何适应居无定所，无美物可享，无书籍支撑，无隐私保障的生活。没有人认为我‘有资格’成为中国人。我在中国生活岁月的代价，确实是超乎想象的高昂。”尽管如此，凯茨撰写的书仍常常成为付梓杰作。1956年，在一切回归正常后，凯茨写道：“真正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生命中充满活力的时光，用于“复兴、发现、唤醒、还原一个伟大民族历史的一个阶段。我用了7年时间，通过阅读中国人的书籍和各种各样详细注释的善本，以及大大小小的相关文物，真实记录了中国人传统的‘日常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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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凯茨在罗德岛米德尔顿的一家疗养院谢世，一贫如洗，被人遗忘。凯茨没有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明代家具狂热横扫古董市场的场面，因此也避免了一场苦乐参半的体验。中国明代家具的吸引力，部分源于其材质的稀缺，许多树种已经灭绝。最受人追捧的，是一种被称为黄花梨硬木的木材制成的家具。那种“黄花梨树”属于红木，产自中国南方的海南岛。“明代家具之王”安思远是纽约亚洲艺术古董商的长老，写过一本有关中国家具的权威著作。他购买过凯茨收藏的一些家具，并在1961年纽约第七大道军械库艺术展上将其出售。“明代家具不为更多人欣赏的唯一原因，是它们的数量太少。”安思远解释说，“中国家具是装饰艺术中唯一真正的世界公民。只要你给它足够的呼吸空间，它能与任何其他风格装饰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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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的中国艺术史学家克雷格·克鲁纳斯写道，明代时期，“家具不仅是‘文明生活’之必需，也是延绵不断的道德和审美说教的组成部分。完美的家具能在道德上备受人们推崇”。一间明式学者居所的简单家具中，会包括“一张长画桌、一把书写椅、高衣柜、凳子和椅子、打坐台、脸盆架、一块屏风以及一张架子床”。凯茨当然会同意上述说法。但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家具因被视为“封资修”黑货而遭受厄运。据香港一位古董商说，红卫兵会“烧它们，打砸它们，砍掉椅子上的扶手，或在橱柜门上挖洞”。中国家具拥有独特的榫卯结构，几乎不用胶水或钉子，因此也极易被物主拆卸，藏于柴火堆下，堆到大街上，或将其运往乡下。那些人可不想因为家具被逮捕，被贴上国家的资产阶级敌人标签。今天，虽然你可在中国购买明式家具，却被禁止出口任何超过一百年的老物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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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即凯茨去世六年后，纽约佳士得拍卖行拍卖了107件中国明清家具：椅子、桌子、橱柜和屏风，创下了此类拍品1100万美元的拍卖纪录，比最高估价750万美元高出了400万美元。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拍下了一张黄花梨传统画桌，时代为16世纪晚期或17世纪早期。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则拿下了拍卖图录中的最珍贵拍品：一件高大的17世纪固定屏风，其原装大理石嵌板上有着自然山水条纹（两位当地收藏家露丝和布鲁斯·代顿对此给予了资助）。如《纽约时报》艺术评论员丽塔·雷夫写道：“那场拍卖标志着市场上中国家具时代的到来。长期以来，它一直被收藏家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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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家具以其材质稀有、简朴大方，将使收藏家继续痴迷。1996年佳士得拍卖时，恰逢波士顿美术馆举办一个特别展览——“屏风之外——16世纪至17世纪中国家具”，策展人是南希·白灵安。乔治·凯茨的明代家具，已不再是艺术世界的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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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八章 铁轨上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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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代属于互联网，正如美国的镀金时代属于铁路。这两个时代，都面临了席卷全球的巨大创新力量。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国家大政方针，甚至是艺术品市场。在美国，如历史学家斯蒂芬·安布罗斯所提醒：建成世上首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是美国人民在19世纪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堪比赢得南北战争和废除奴隶制度。1863年，那个巨大的工程破土动工。当时，美国南北战争交战正酣。美国横跨大陆的铁路是一个奇迹，也是一项集体创作。参与者中有冒险金融家，有战场经验丰富、习惯于指挥或服从命令的退伍军人，还有大约14000名中国移民劳工。中国劳工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渴望找到工作，在筑路劳动力中占据了三分之二。据说，一位金融家曾对此评论道：“毕竟，中国人知道如何建造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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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视角看，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北方做出了使用蒸汽动力和钢制品的决定。自此，“铁马”动摇了既定的军事战略模式。1888年，年轻的柯曾勋爵在一个遥远、完全不同的地区，成为首位乘坐俄国刚竣工跨里海铁路火车的英国乘客。即将担任英国驻印度总督的他，立刻领会到那条铁路严峻的军事意义：沙皇军队可通过铁路，迅速大规模调动，不再依靠马力缓慢抵达激战的遥远前线。英国防卫印度的能力，会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几年后，俄国建成了跨西伯利亚铁路，那是全球最长的一条连绵不断的铁路（约8590公里）。有多达20万名中国劳工，用汗水和肌肉参与了那条铁路的基建。柯曾勋爵在英国纽卡斯尔举办了一个讲座。当他细述那些铁轨的战略意义时，他从前的牛津大学同学、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被深深迷住，很快成为“地缘政治学”悲观的创始人，以一种全新方法，对战略风险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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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算不如天算。“火车头上帝”的助推，吹大了西方艺术品市场上的东方瓷器泡沫。19世纪80年代，随着美国草原之州的小麦开始涌向全球市场，世界谷物的价格大幅度下跌。此举带来的结果，是消减了英国土地贵族的收入，促成了家传艺术品的拍卖销售，其中包括引人注目的中国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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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铁路革命也带来了一个罕见荒谬的副产品。它培育了美国富裕收藏家对亚洲文物的新一轮激情。那些文物反过来，又与中华帝国境内的铁路延伸有关。中华帝国大地挤满了贵族墓葬。筑路的工人们会无意或有意挖掘它们。在收藏亚洲艺术方面，巴尔的摩的显贵威廉和亨利·沃尔特斯一马当先。1886年，在纽约一场拍卖会上，他们以18000美元的高价，拍下了一件中国瓷器“桃花天球瓶”，令人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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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猎取亚洲艺术新一轮激情中，最吸引人眼球的标杆是查尔斯·朗·弗利尔。他属于自力更生、自学成才者，以制造有轨电车赚得万贯家财。弗利尔花费了大量钱财前往日本和中国旅行、收集世界级艺术藏品。同时，弗利尔获准在华盛顿建立了一座艺术博物馆，成为首家获得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博物馆，随后华盛顿国家广场又建起了6家同类博物馆。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弗利尔迫切要求采取前所未有的切实行动，对危在旦夕的中国文物予以保护。此举虽然徒劳无益，但令人称赞。然而，这位不近情理的工业巨头，在现有的佛龛中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合适位置。他身材瘦削，性格孤僻、挑剔、别具一格，留着英国画家范戴克式的胡子，还打理得整整齐齐。艺术评论家阿莱因·萨利闰说，弗利尔是典型的孤独者，他“把自己裹入蚕茧，与其所处时代的卖弄、喧闹、华丽相互隔绝”。底特律的竞争丛林中你死我活，即便在那里，弗利尔也培育了“一个私人世界：文雅、宁静、出类拔萃”。他是一位不知改悔的单身汉，结交了许多意志坚定、不按常理出牌的唯美主义者朋友，例如，美术博物馆学者欧恩斯特·费诺罗萨，以及美国最怪僻的画家、反物质主义叛逆者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因此，弗利尔收藏了最完整的惠斯勒代表作，包括内有青花瓷装饰的孔雀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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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由于一直以来对物质的敏锐追求，时年44岁的弗利尔，已作为百万富翁享受起半退休式生活。这样的生活与他的性格很不相符。几年后，弗利尔这个标新立异的艺术爱好者，又干了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设法说服了缺少文化的华盛顿官员，同意为他视同己出的异国藏品提供一座城堡。此举史无前例。因此，弗利尔为自己赢得了一句墓志铭，与在圣·保罗大教堂地下室授予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的那块墓碑类似，上面刻着：“如果你在寻找他的纪念碑，四处张望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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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查尔斯·朗·弗利尔出生于纽约州金斯顿市，属于胡格诺派教徒的后裔。为躲避宗教迫害，胡格诺派教徒逃离了法国。与许多其他异教徒一样，他们在美国的哈得孙河谷，找到了受人欢迎的庇护所。弗利尔的父亲，是一位家畜饲养员和驯马师，没有多大的本事。弗利尔在14岁时辍学，先是在附近的水泥厂打工，之后到市里的一家杂货店当记账员。在那里，他在新成立的金斯顿—锡拉丘兹铁路公司找了份差事。该公司的办公室与杂货店同在一座大楼。作为当地工薪阶层的出纳员，弗利尔出类拔萃，成为上司弗兰克·赫克的明星门生，并在公司迁往底特律时与其一起工作。在底特律，两人一起爬上了美国“半岛车厢厂”的管理层。那家公司兼并了十几家其他公司，异军突起成为“美国车厢与铸造公司”，并很快成为美国火车车厢的全能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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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弗利尔不仅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会计，也是一位喜欢挑剔的公司副总。然而，作为19世纪80年代一位冉冉上升的底特律公司高管，他没有随波逐流。赫克上校（西美战争期间，赫克在军队短暂服役，之后自封为赫克上校）建造了一座艳俗的建筑，模仿的是法国带角塔城堡。他的小兄弟、合作伙伴弗利尔则不以为然，在毗邻的一块土地上低调行事。弗利尔用金斯顿当地产的紫褐色石材，建造了自己的木瓦风格住宅。室内的特色是非正式镶嵌家具和敞开式大空间平面布置。弗利尔住宅的设计者是威尔逊·艾尔，一位具有当代意识的费城建筑师。按照弗利尔的个人喜好，室内有大量刷漆的木制家具。弗利尔在那栋住宅，款待从底特律行家中挑选的朋友，分享自己探索美国东海岸艺术世界时的奇闻趣事。19世纪90年代期间，弗利尔不但定期前往欧洲旅行，在那里与惠斯勒会面（地点是他位于伦敦切尔西区的私宅）。弗利尔还在意大利卡普里岛购买了一处别墅，作为与审美情趣相投朋友们的聚会圣殿。在那里，他与艺术家洛美因·布鲁克斯（以创作雌雄同体的女人肖像为人所知）及其他男性伙伴成了朋友。弗利尔还探索了卡普里岛附近的马托马尼亚洞窟，与朋友们一起吟唱波斯诗人奥玛开阳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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