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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的中国艺术史学家克雷格·克鲁纳斯写道，明代时期，“家具不仅是‘文明生活’之必需，也是延绵不断的道德和审美说教的组成部分。完美的家具能在道德上备受人们推崇”。一间明式学者居所的简单家具中，会包括“一张长画桌、一把书写椅、高衣柜、凳子和椅子、打坐台、脸盆架、一块屏风以及一张架子床”。凯茨当然会同意上述说法。但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家具因被视为“封资修”黑货而遭受厄运。据香港一位古董商说，红卫兵会“烧它们，打砸它们，砍掉椅子上的扶手，或在橱柜门上挖洞”。中国家具拥有独特的榫卯结构，几乎不用胶水或钉子，因此也极易被物主拆卸，藏于柴火堆下，堆到大街上，或将其运往乡下。那些人可不想因为家具被逮捕，被贴上国家的资产阶级敌人标签。今天，虽然你可在中国购买明式家具，却被禁止出口任何超过一百年的老物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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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即凯茨去世六年后，纽约佳士得拍卖行拍卖了107件中国明清家具：椅子、桌子、橱柜和屏风，创下了此类拍品1100万美元的拍卖纪录，比最高估价750万美元高出了400万美元。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拍下了一张黄花梨传统画桌，时代为16世纪晚期或17世纪早期。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则拿下了拍卖图录中的最珍贵拍品：一件高大的17世纪固定屏风，其原装大理石嵌板上有着自然山水条纹（两位当地收藏家露丝和布鲁斯·代顿对此给予了资助）。如《纽约时报》艺术评论员丽塔·雷夫写道：“那场拍卖标志着市场上中国家具时代的到来。长期以来，它一直被收藏家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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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家具以其材质稀有、简朴大方，将使收藏家继续痴迷。1996年佳士得拍卖时，恰逢波士顿美术馆举办一个特别展览——“屏风之外——16世纪至17世纪中国家具”，策展人是南希·白灵安。乔治·凯茨的明代家具，已不再是艺术世界的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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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八章 铁轨上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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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代属于互联网，正如美国的镀金时代属于铁路。这两个时代，都面临了席卷全球的巨大创新力量。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国家大政方针，甚至是艺术品市场。在美国，如历史学家斯蒂芬·安布罗斯所提醒：建成世上首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是美国人民在19世纪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堪比赢得南北战争和废除奴隶制度。1863年，那个巨大的工程破土动工。当时，美国南北战争交战正酣。美国横跨大陆的铁路是一个奇迹，也是一项集体创作。参与者中有冒险金融家，有战场经验丰富、习惯于指挥或服从命令的退伍军人，还有大约14000名中国移民劳工。中国劳工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渴望找到工作，在筑路劳动力中占据了三分之二。据说，一位金融家曾对此评论道：“毕竟，中国人知道如何建造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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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视角看，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北方做出了使用蒸汽动力和钢制品的决定。自此，“铁马”动摇了既定的军事战略模式。1888年，年轻的柯曾勋爵在一个遥远、完全不同的地区，成为首位乘坐俄国刚竣工跨里海铁路火车的英国乘客。即将担任英国驻印度总督的他，立刻领会到那条铁路严峻的军事意义：沙皇军队可通过铁路，迅速大规模调动，不再依靠马力缓慢抵达激战的遥远前线。英国防卫印度的能力，会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几年后，俄国建成了跨西伯利亚铁路，那是全球最长的一条连绵不断的铁路（约8590公里）。有多达20万名中国劳工，用汗水和肌肉参与了那条铁路的基建。柯曾勋爵在英国纽卡斯尔举办了一个讲座。当他细述那些铁轨的战略意义时，他从前的牛津大学同学、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被深深迷住，很快成为“地缘政治学”悲观的创始人，以一种全新方法，对战略风险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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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算不如天算。“火车头上帝”的助推，吹大了西方艺术品市场上的东方瓷器泡沫。19世纪80年代，随着美国草原之州的小麦开始涌向全球市场，世界谷物的价格大幅度下跌。此举带来的结果，是消减了英国土地贵族的收入，促成了家传艺术品的拍卖销售，其中包括引人注目的中国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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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铁路革命也带来了一个罕见荒谬的副产品。它培育了美国富裕收藏家对亚洲文物的新一轮激情。那些文物反过来，又与中华帝国境内的铁路延伸有关。中华帝国大地挤满了贵族墓葬。筑路的工人们会无意或有意挖掘它们。在收藏亚洲艺术方面，巴尔的摩的显贵威廉和亨利·沃尔特斯一马当先。1886年，在纽约一场拍卖会上，他们以18000美元的高价，拍下了一件中国瓷器“桃花天球瓶”，令人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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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猎取亚洲艺术新一轮激情中，最吸引人眼球的标杆是查尔斯·朗·弗利尔。他属于自力更生、自学成才者，以制造有轨电车赚得万贯家财。弗利尔花费了大量钱财前往日本和中国旅行、收集世界级艺术藏品。同时，弗利尔获准在华盛顿建立了一座艺术博物馆，成为首家获得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博物馆，随后华盛顿国家广场又建起了6家同类博物馆。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弗利尔迫切要求采取前所未有的切实行动，对危在旦夕的中国文物予以保护。此举虽然徒劳无益，但令人称赞。然而，这位不近情理的工业巨头，在现有的佛龛中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合适位置。他身材瘦削，性格孤僻、挑剔、别具一格，留着英国画家范戴克式的胡子，还打理得整整齐齐。艺术评论家阿莱因·萨利闰说，弗利尔是典型的孤独者，他“把自己裹入蚕茧，与其所处时代的卖弄、喧闹、华丽相互隔绝”。底特律的竞争丛林中你死我活，即便在那里，弗利尔也培育了“一个私人世界：文雅、宁静、出类拔萃”。他是一位不知改悔的单身汉，结交了许多意志坚定、不按常理出牌的唯美主义者朋友，例如，美术博物馆学者欧恩斯特·费诺罗萨，以及美国最怪僻的画家、反物质主义叛逆者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因此，弗利尔收藏了最完整的惠斯勒代表作，包括内有青花瓷装饰的孔雀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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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由于一直以来对物质的敏锐追求，时年44岁的弗利尔，已作为百万富翁享受起半退休式生活。这样的生活与他的性格很不相符。几年后，弗利尔这个标新立异的艺术爱好者，又干了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设法说服了缺少文化的华盛顿官员，同意为他视同己出的异国藏品提供一座城堡。此举史无前例。因此，弗利尔为自己赢得了一句墓志铭，与在圣·保罗大教堂地下室授予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的那块墓碑类似，上面刻着：“如果你在寻找他的纪念碑，四处张望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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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查尔斯·朗·弗利尔出生于纽约州金斯顿市，属于胡格诺派教徒的后裔。为躲避宗教迫害，胡格诺派教徒逃离了法国。与许多其他异教徒一样，他们在美国的哈得孙河谷，找到了受人欢迎的庇护所。弗利尔的父亲，是一位家畜饲养员和驯马师，没有多大的本事。弗利尔在14岁时辍学，先是在附近的水泥厂打工，之后到市里的一家杂货店当记账员。在那里，他在新成立的金斯顿—锡拉丘兹铁路公司找了份差事。该公司的办公室与杂货店同在一座大楼。作为当地工薪阶层的出纳员，弗利尔出类拔萃，成为上司弗兰克·赫克的明星门生，并在公司迁往底特律时与其一起工作。在底特律，两人一起爬上了美国“半岛车厢厂”的管理层。那家公司兼并了十几家其他公司，异军突起成为“美国车厢与铸造公司”，并很快成为美国火车车厢的全能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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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弗利尔不仅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会计，也是一位喜欢挑剔的公司副总。然而，作为19世纪80年代一位冉冉上升的底特律公司高管，他没有随波逐流。赫克上校（西美战争期间，赫克在军队短暂服役，之后自封为赫克上校）建造了一座艳俗的建筑，模仿的是法国带角塔城堡。他的小兄弟、合作伙伴弗利尔则不以为然，在毗邻的一块土地上低调行事。弗利尔用金斯顿当地产的紫褐色石材，建造了自己的木瓦风格住宅。室内的特色是非正式镶嵌家具和敞开式大空间平面布置。弗利尔住宅的设计者是威尔逊·艾尔，一位具有当代意识的费城建筑师。按照弗利尔的个人喜好，室内有大量刷漆的木制家具。弗利尔在那栋住宅，款待从底特律行家中挑选的朋友，分享自己探索美国东海岸艺术世界时的奇闻趣事。19世纪90年代期间，弗利尔不但定期前往欧洲旅行，在那里与惠斯勒会面（地点是他位于伦敦切尔西区的私宅）。弗利尔还在意大利卡普里岛购买了一处别墅，作为与审美情趣相投朋友们的聚会圣殿。在那里，他与艺术家洛美因·布鲁克斯（以创作雌雄同体的女人肖像为人所知）及其他男性伙伴成了朋友。弗利尔还探索了卡普里岛附近的马托马尼亚洞窟，与朋友们一起吟唱波斯诗人奥玛开阳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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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弗利尔已无可救药地感染上收藏细菌。去纽约旅行期间，他开始购买当代欧洲和美国的版画和素描，直到1889年，日本水印版画吸引了他的目光。那一年，弗利尔在葛洛里埃俱乐部参观了一个日本水印版画展，那是美国首次举办此类展览。同时，费诺罗萨刚到波士顿美术馆任研究员不久。在其影响下，弗利尔扩展了自己对亚洲艺术的兴趣。他经常定期拿出200美元或更多，作为“专家服务费”酬谢费诺罗萨研究员，请其为自己可能进行的藏品征集提出建议。对于自己在纽约曼哈顿结交的其他艺术家，弗利尔也对他们的意见孜孜以求。1889年，弗利尔拜访了德莱特在纽约的工作室，购买了他刚刚完成的首幅画作。那是一幅朦胧景物画，与惠斯勒的绘画风格相似，描绘了月光下散发着微光的大干草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弗利尔选择收藏的美国艺术品中包括了温斯洛·荷马、阿尔伯特·平卡姆·赖德、约翰·辛格·萨金特以及阿博特·亨德森·塞耶的作品。至今，那些艺术家仍备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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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前往欧洲旅行期间，弗利尔精明地探索了处于最前沿地位的视觉艺术。在巴黎，他与美国画家玛丽·卡萨特共进晚餐，拜访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的工作室，还接受了神交密友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惠斯勒的妻子碧翠克丝身患癌症，是一位铁杆爱鸟者。1895年，弗利尔准备前往印度，开始他的首次亚洲之旅。惠斯勒问弗利尔，能否想办法为妻子买一只很特别的鸟，一种拥有蓝金色羽毛的印度鸣鸟。弗利尔一口应承下来。抵达加尔各答后，弗利尔买到一只活蹦乱跳的鸣鸟，说服一名英国船长在回国途中予以照顾，并亲自把那只小鸟送到艺术家惠斯勒的手中。尽管困难极大，那个计划最终获得了成功。于是，那只印度鸣鸟来到惠斯勒位于巴黎左岸鲁杜别克大街110号的家。它进入鸟笼，与一只白鹦鹉和一只嘲鸟做伴。1897年3月24日，惠斯勒在妻子去世后不久，伤心地给弗利尔写了封信：“请允许我首先对你说，我亲爱的弗利尔，你的‘蓝金色小女孩儿’真是尽力表现得极其可爱！”惠斯勒写道，在妻子弥留之际，“那只奇怪的野生小精灵站立起来，一直唱个不停，仿佛它之前从未歌唱过——那是一曲太阳之歌！一曲欢乐之歌！也是我的绝望之歌！它唱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那只小精灵淹没在自己欢快的嗓音里，成为一个永不泯灭的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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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世纪90年代的收藏家，弗利尔对远东情有独钟。起初，他收藏日本艺术，之后是古老“中央帝国”鲜为人知的书画和雕塑。不过引导他征集收藏的，并非只是审美。从本质上讲，弗利尔是一位精于算计的买卖人。他大肆买入的亚洲艺术品征集，几乎都是再划算不过的交易。弗利尔曾4次前往东亚，分别是1895年、1907年、1909年和1910年至1911年。随着藏品征集从零售转向批发，弗利尔每到一地，便习惯于寻找、观看私人和公共收藏。约翰·波普曾担任过弗利尔美术馆馆长，他恰如其分地评价道：“翻看弗利尔的日记，以及他那些年的通信描述，可以看出，弗利尔在旅行中学到的东西是如此之多，他对自己的见识又是如此谦虚。成为公认的重要收藏家后，他仍然是谦谦君子。”需要指出的是，弗利尔在远东旅行时，正值中国清朝处于麻烦不断的最后二十年。毫不夸张地说，火车对中国产生了地动山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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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铁路革命而言，中国是一位相对后来者。其中主要原因，是19世纪80年代宫廷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为此展开的不休争论。反对者宣称，铺设铁轨，会使中国更加依赖外国列强。它们相互竞争，已把大清帝国划分成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历史学家林成（音译Cheng Lin）进一步写道，保守派担心铁路会惊扰祖先陵墓，“会助推观念和影响力传播，进而颠覆中国人民的宗教和道德。铁路的邪恶影响，甚至可与洪水猛兽造成的大规模破坏相提并论”。改革派则强调，“铁路在粮食运输、赈灾、贸易、开矿、收税和旅行等方面的好处，尤其是军事用途，应毫不犹豫开始建设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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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至1895年，中国被日本打败，颜面扫地。正因为此，改革派以军事为由，最终战胜了保守派。据林成的详细统计，自1897年至1904年的7年间，“启动的铁路建设项目和贷款和约，超过了之前半个世纪的总和”。因此，到了1898年，英国在中国获得了总长为4500多公里的铁路建设特许权，随后是俄国的2462公里，德国和比利时并列第三（各为1126公里），法国和美国远远落后（分别为676公里和483公里）。林成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铁道部的顾问。他写道，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甚至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列强瓜分了铁路的特许筑路权。他补充道：“在那些年，大清帝国的不同地方零星发生了袭击外国人的事件。袭击肯定反映了公众愤怒。反外运动四处蔓延，直到1900年爆发义和团运动达到顶峰。外国列强疯狂争夺中国的铁路特许权，应对发生那场运动负主要责任。”上述判断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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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生的铁路动乱及其产生的副作用，对弗利尔发现、欣赏中国艺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随着钢轨在中国大地交织出现，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产生了。工人们发现了埋藏丰富的历代墓葬，源源不断地把高质量文物送进苏醒中的艺术市场。而且，铁路使弗利尔得以穿越中国旅行，研究新的出售物，并向两位受其尊重的顾问咨询：一位是天津的收藏家、政治家端方，另一位是北京传教士出身的艺术专家福开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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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福开森对中国情况和古代文献的了解，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西方人。自1887年21岁时抵达，到1943年离开，他在中国生活了55年。离开中国时，福开森已被日本人拘留，作为战时交换俘虏登上了瑞典和美国合营的“克瑞普斯霍姆”号邮轮。福开森出生于加拿大，是一位受命的基督教卫理公会教派牧师，在波士顿大学获得了神学博士。福开森所属教会把他派往中国，目的是建立南京大学。完成任务后，福开森开始了崭新的职业生涯。他拥有了一家上海报纸，并为外国企业和艺术收藏家活动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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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沃伦·科恩出版了《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一书。他在书中写道，福开森坚信，“他在中国可以学习，也可以给人上课。中国文化值得学习”，那使他变得与其他传教士不同。福开森不但为新大学寻找学生，也寻找可以担当自己老师的学者、官员。福开森把美国的数学、化学课本翻译成中文，“还拥有丰富的中国艺术和艺术批评知识，能够撰写有关那方面的书籍。那些著作至今仍被美国官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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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美国的东方艺术鉴赏家们并不乐意欣赏福开森取得的成就。其中许多人更是将中国艺术不同的流派等同于费诺罗萨的形式主义和媚日审美。因此，1913年，当福开森受人委托，将其挑选的一批中国艺术品运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该馆员工对那批藏品表示失望。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更是拒绝接受福开森的一幅中国绘画。该馆部门主任说，他不会为那幅绘画支付哪怕10美元。那幅画作便是据传属于顾恺之作品的《洛神赋图》。现在人们认为它是南宋时期对公元5世纪原作的复制品。幸运的是，弗利尔独树一帜，他最终买下了《洛神赋图》，以及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质疑的福开森其他藏品。今天，在弗利尔美术馆藏品中，那幅曾饱受争议的手卷，绝对属于举世无双的最好的中国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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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利尔是单身汉，没有直系后裔。早在20世纪初，弗利尔已经意识到艺术收藏会成为他不朽的遗嘱。为何不把它们作为礼物奉献给美国人民？如此，还有比国家首都华盛顿更好的地方吗？那时，华盛顿对艺术品的敬意远不及巴黎、伦敦、柏林和维也纳，令美国人汗颜。1904年，怀揣那个目标，弗利尔直奔华盛顿，向史密森学院的秘书塞缪尔·兰利投石问路。兰利秘书对此表示了兴趣，称美国国会已在理论上同意创建一家“国家艺术博物馆”，只是还未出台清晰的具体方案。1905年，弗利尔正式提出把自己的珍藏捐献给史密森尼学会的董事会，拟捐赠藏品的总数约为2000件，包括三部分：弗利尔在近东征购的文物（主要是埃及）、杂七杂八的美国艺术品（绝大多数是惠斯勒作品，他的名声已经开始飙升），以及亚洲绘画、瓷器和雕塑（在他看来，所有藏品都具有“和谐精神的启示，扩展审美文化的能力，以及提升人类心灵的美质”）。弗利尔为此提出的条件也是坚定不移：“他将继续增加捐赠，资助博物馆场馆建设。但是，他的藏品不能出售一件，也不能出借给其他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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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华盛顿没有任何国际认可的艺术博物馆。而史密森尼学会则被昵称为“美国的阁楼”，在它的展厅里，充满了科学发明、自然历史标本、人种学和历史学纪念物品，其中夹杂着零星艺术品。此外，由私人捐助、已有半个世纪历史的科科伦美术馆，则主要收藏五光十色的美国艺术品。总而言之，在美国首都，没有一座公共美术馆能够与一座普通的意大利大区博物馆相提并论，更不用说超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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