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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贵族烦恼不断。要想收支重新平衡，一个明显而充满诱惑的办法，是出售祖传艺术品收藏。土地在贬值，艺术品的市场价值在攀升。1882年，哈密尔顿公爵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他以前所未有的高价卖出了2213件绘画、玻璃器、珐琅器和家具，将近40万英镑收入囊中。紧随其后的是马尔伯勒公爵。1884年至1886年，他出售了一批古典绘画杰作。其中许多离开了英国，因而引发了一场有关国宝流失的激烈辩论。销售活动吸引了艺术经销商蜂拥而至。亨利·杜维恩及其年仅十几岁、令人惊叹的侄子约瑟夫，成为1886年那些经营活动的开路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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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潜在买家中，再没有人比美国金融家J.皮尔庞特·摩根更受人密切关注。摩根经常去欧洲，起初作为学生，后来作为年轻金融家。摩根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实力雄厚，绝大多数收益来自钢铁、银行和铁路经营。自1890年起，摩根致力于收藏艺术杰作和信札。杰拉德·赖特林格认为：“20世纪初，由于一个人的努力，使美国人支配了世界艺术市场。”杰拉德对近代艺术品价格进行过全面研究，他在论文中写道：“毋庸置疑，摩根组建了最伟大的个人收藏，包含了有史以来所有时代的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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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的眼神和口齿都专横无比。他手中的拐杖总像军刀一样舞动。摩根厌恶讨价还价，喜欢一举拿下整套珍稀手稿、古典大师绘画或素描，特别是中国瓷器。作为帝国贸易和亚洲战争获胜者的意外所得，英国公爵的领地里拥有着大量瓷器，那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特殊艺术。东方陶瓷制作工艺高超，一目了然，触手可及，它们自身还常常附带标明出处和皇家关系的官窑款。可以推测，陶瓷对摩根之类的买家更具吸引力。而中国皇家陶瓷上所绘图案，又都是丰满、快乐的财神、寿星等神仙，不会给人带来任何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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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收藏瓷器也确实存在消极面。在西方传统中，货真促成价高。中国的陶工则通常把模仿视为某种形式的尊重。长期以来，西方收藏家的主要忧虑，一直是害怕买到假货，尤其是现代技术已使造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正如《圣经》插图对儒教或佛教信徒几乎没有意义，反过来的情况也是一样。在中国艺术中，有许多微妙的文化、宗教暗示。经过翻译后已踪影全无。想象一下，以亚洲某位收藏希腊彩陶瓶的人为例，他对《荷马史诗》和奥林匹亚的众神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彩陶瓶上的形象暗示，对他又有多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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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存在上述消极面，中国瓷器的所谓“五谛”，有助于解释它们为何在西方艺术市场上享有盛名。第一谛：欣赏中国瓷器的外观和功能，无须掌握特别知识；第二谛：年代本身，即增添了中国瓷器的威望。中国把黏土和金属矿石转化成迷人物体的历史，比所有其他文明都更为悠久（直到18世纪，欧洲人才最终搞明白制造瓷器的秘密）。早在商代（约前1600—前1046），中国的陶工已经烧制出一种特别的黏土，并在其成品上施釉，创造了今日专家所称的“原始瓷”。之后的秦朝和汉朝（前202—220），中国人不仅制造了坛坛罐罐，还大规模生产制造了真人大小的陶质兵马俑。很快，自唐代始贯穿宋代，各种专门瓷窑被指定为“御窑”。其特权之一是，在御窑生产的花瓶上可以描绘凶猛的四爪龙形象。而级别稍低的贵族只能使用三爪龙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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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以各种客观标准看，中国陶瓷形成了世界范围内最早的珍贵文化商品。1000多年以前，中国已经建立了横贯亚洲和中东的市场，随后是非洲和西欧。而且，中国的陶工还根据外国买家不同欣赏品位制造特别器皿。“瓷器”（china）一词，之所以象征一个国家，并代表了世上最值得尊敬的订制出口商品，原因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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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可增加两谛。第三谛：除了陶瓷雕塑艺术，绝大多数瓷器属于可携带艺术品，在军事行动中，可轻而易举地攫取。在外交包裹中仔细包装，也很容易出口。这有助于解释1860年圆明园遭劫掠，以及1900年紫禁城被占领后，中国瓷器如何像洪水般涌入西方国家的首都。第四谛不如其他几谛那么明显：18世纪末以来，伦敦、巴黎和纽约的主要拍卖公司，均对拍卖价格予以记录。意味着收藏家可以持续监视所持中国瓷器的现金价格变化。事实上，为区别不同釉料，拍卖图录已演化出一种特别的行业术语（比如青瓷、开片或郎窑红）。很快，收藏家们关注起自己喜欢的时期。一个世纪以前，最流行的是清代（1616—1911）的一种多彩瓷，尤其是康熙皇帝时期制造的精致器皿。康熙是清代最有意思的统治者，在位时间漫长，但是品味变幻无常。清代黑釉瓶曾因其精美纹饰备受珍视。然而，近几十年来，收藏家们已转而青睐更简洁、单纯、年代通常更久远的白釉、黄釉瓷器，特别是那些由宋代官窑制造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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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谛：中国瓷器风靡一时，与19世纪美国企业大亨的崛起不期而遇。大亨们忧虑自己的社会地位，发出了崭新的需求呼吁。暴富者及其家庭向室内设计师或装潢师寻求专业建议，将居所装扮得充满浓郁的富豪氛围。20世纪伊始，似乎很少有藏品能像康熙青花赏瓶或敞口罐那样，它们既能吸引观者，又能借以展现收藏者的内心世界。把它们敬放纱幔展台或特制展柜时，特别能表现出那种意境（更有甚者，早在三千年前的风水学中，中国就有了期盼与周边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活理念，提出了五行相生原则：金、木、水、火、土，并将其运用于家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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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代西方收藏观念盛行于世，1900年前后，出类拔萃的古董商杜维恩兄弟，在其位于纽约第五大道商行的橱窗中，将中国瓷器、家具和挂毯一并展示。（橱窗内的新奇光电照明也使人眼前一亮。）约瑟夫·杜维恩不久后继承叔父、兄弟和堂兄弟的衣钵，成为其家族公司乃至其所处世纪的著名艺术经销商，几乎支配影响了其客户家中的内部装饰设计。2007年，《伯灵顿杂志》的一篇文章谈道，1915年，亨利·克雷·弗里克向杜维恩支付了500万美元，用于购买诸如壁炉架、法国家具和中国瓷器之类的东西，并为其拥有的法国画家琴·奥诺尔·弗拉戈纳尔的系列绘画提供珠联璧合的装饰物。约瑟夫爵士（他于1919年获此头衔）一旦看到谁家客厅有壁龛，总会千方百计地把上面摆得满满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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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镀金时代，许多豪宅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由于那里存在大量空空荡荡的壁龛，中国瓷器成为高档起居室的一种标准配置装饰，也就不足为奇。如我们之前所述，自18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商船常常满载中国的外销瓷器从广东返航。其中最流行的是姜罐、大盘子、茶壶和赏瓶。然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亚洲瓷器不仅成为一种新奇装饰，也成了一种投资。随着与远东之间贸易活动的增多，西方对中国和日本的古代艺术品，也变得越发痴迷。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大获成功，引发形成了19世纪的世界博览会现象，进而使西方对东方的痴迷愈演愈烈。伦敦世界博览会仅举办了5个月，吸引的观众有600万之多。随后再度上演的世界博览会活动同样大获成功。首先是伦敦（1862年），之后是巴黎（1867年）、维也纳（1873年）、费城（1876年）、重返巴黎（1878年和1889年）、芝加哥（1893年）和圣路易斯（1904年），加之其他几个举办地。在每次博览盛会上，美国观众都充满好奇。他们怀揣美元，不但仔细观察其他西方国家的工艺品，也对主题馆陈列的新奇有趣的亚洲艺术目不转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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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入迷观众中，有美国巴尔的摩商人威廉·沃尔特斯及其儿子亨利。他们属于美国内战后收藏高端东亚瓷器的先锋。老沃尔特斯还建立了另外一个基准，他委托出版了10卷带有豪华插图的《东方瓷器艺术》一书。那是一套有关他个人收藏的图录，由英国著名瓷器鉴赏家之一的斯蒂芬·布谢尔编撰注解。沃尔特斯在1862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上首次与中国和日本艺术不期而遇，开始对它们产生兴趣。（从此，布谢尔所编撰图录，成为对某位真正收藏家地位认可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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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沃尔特斯是白手起家，基本上也属于自学成才。他成长于宾夕法尼亚州，1841年移居巴尔的摩，在那里迎娶了埃伦·哈珀。他的老丈人是一位事业有成的食品批发商。沃尔特斯本人经营谷物，同时销售“美国最好、最大批量生产的‘老黑麦威士忌’”，获益丰厚。然而，沃尔特斯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白手起家的大款，在于他对视觉艺术有着见多识广的兴趣。19世纪50年代，沃尔特斯开始收藏美国哈得孙河画派艺术家的作品，并为此寻求塞缪尔·帕特南·艾弗里的建议，很快变成了纽约最重要的艺术经销商。后来，由于得到沃尔特斯提供的征购经费支持，艾弗里同意与那位幕后合作伙伴均分销售利润，包括曾在沃尔特斯所属知名画廊展示过的欧洲、美国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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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时，沃尔特斯已是艺术界的圈内人士。美国内战，使边境地区的马里兰州陷入愤怒对立之中。沃尔特斯生为北方人，却对南方抱有同情。他在梅逊—狄克逊分界线两边均有朋友和生意联系，因而选择了自我流放，前往世界艺术之都巴黎。那时，法国正处于法兰西第二帝国上升的顶峰时期。沃尔特斯及其家人，包括妻子埃伦、儿子亨利、女儿珍妮，在巴黎第一区找到了合适住处，与拿破仑三世那座辉煌都城杜伊拉里宫、卢浮宫和时髦咖啡厅只有散步之遥。沃尔特斯通过乔治·卢卡斯进入了巴黎时尚界。卢卡斯从美国移居法国，精明过人，是西点军校毕业生，担任美国一些重要收藏家的代理。很快，沃尔特斯不但与一流艺术家会面，还委托他们创作作品，包括法国画家杜米挨的水彩画《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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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斯一家省吃俭用，游历了意大利的主要城市。1862年10月，他们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伦敦观看大家议论纷纷的世界博览会。在伦敦，沃尔特斯夫妇先是体验了一把灵光一现，随后又遭遇了一场悲剧。在世界博览会东方展区的展品中，有初出茅庐的日本艺术品和各种中国艺术品，其中包括英国军队最近从北京圆明园掠夺的文物。文物中有一幅据说与皇帝宝座有关的屏风画，一副棋盘，以及“一个用厚金包裹的头盖骨，据说是孔子的头盖骨”。展品之中也有卢瑟福·阿尔科克爵士收集的日本艺术品。他曾担任英国驻中国的领事，之后任英王陛下政府驻日本的特派公使。在他的藏品中，有数百件漆器和镶嵌木器、大量横滨瓷器、大阪陶器，以及五花八门的纺织品、青铜器和编织物。威廉·沃尔特斯自传的作者威廉·约翰斯顿断定，正是伦敦这场“在西方史无前例”的世界博览会，激发了“沃尔特斯收藏远东艺术的兴趣，使他在美国开创了在此领域收藏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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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1月份的伦敦天气潮湿，沃尔特斯的妻子埃伦总是虚弱不堪，身染肺炎，在40岁时去世。沃尔特斯一直没有再婚，他的儿子亨利也没有孩子。对他们来说，他的艺术品收藏变成了家庭的象征。返回美国后，沃尔特斯在美国东海岸铁路经营集运生意，并获得成功，其子亨利也生龙活虎地继续从事那项事业。之后维也纳、费城、巴黎和芝加哥举办博览会时，父子俩不仅是观众，也是博览会的赞助者或委员，借机大肆扩充他们的收藏。虽然老沃尔特斯不愿抛头露面，但是他身材魁梧、白须飘逸的固定形象，仍在纽约精英俱乐部中为人熟知。衣冠楚楚，当时还稍显瘦削的小沃尔特斯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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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在纽约举办的一场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只中国瓷瓶，它通体粉釉中夹杂绿釉，被称为“桃花天球瓶”。拍卖竞争激烈，沃尔特斯父子以匿名方式竞拍成功。父子两人的身份被确认，不情愿地成了纽约报纸的头条新闻。那件“桃花天球瓶”的落槌价达到18000美元，在当时属于令人目瞪口呆的价格，相当于今天的9万美元。《纽约时报》认为，那件瓷瓶的来源令人怀疑。据说在北京时，它以250墨西哥银元出售。因此，那个拍卖落槌价格显得非常荒唐。该报评论道，毕竟，“公众没有拥有‘桃花天球瓶’，也不急于那么做。但是，对于那些厚颜无耻、以引人发笑的方式寻求‘桃花天球瓶’的人，公众赞成他们拥有一两件，使其如华尔街某只股票一样繁荣，让‘桃花’盛开”。几天以后，《纽约时报》再度发声，以模仿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诗《老水手行》口吻，将评论题目恶搞成了《桃花瓶行》，其中诗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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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海洋，古董商们怀揣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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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海洋，还有那只小红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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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仅以50倍成本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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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先恐后把它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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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以为然的读者中，有《纽约太阳报》的所有人、编辑查尔斯·A.达纳。他本人也是一位中国瓷器的收藏家（实际上他的战利品中也有一件桃花瓶）。《纽约太阳报》对桃花瓶及其拥有者给予了热情辩护。它指出，最近，沃尔特斯已发出邀请，让公众参观他蓬勃发展的美术馆。该馆位于巴尔的摩的弗农山地区，与沃尔特斯的豪宅相邻。因此，“桃花天球瓶”将注定成为沃尔特斯美术馆的又一件明星瓷器（1934年，它正式入藏该馆）。从世界范围看，沃尔特斯的收藏在西方私人或公共收藏中属于最佳。而那个“桃花天球瓶”，更使他的收藏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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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拍卖，也标志着“瓷器大泡沫”的开始。在大西洋两岸，富豪收藏家们竞相买入东亚陶瓷，导致市场价格因收藏品位变化、个人竞争和不确定风险而上蹿下跳，促使成千上万的藏品易手。1894年，沃尔特斯去世。他的遗产中包括有2400件中国陶瓷。后来的世界博览会成为瓷器市场强有力的催化剂。如历史学家沃伦·科恩所叙述，在美国，“费城建城百年纪念活动和芝加哥万国博览会，引发了大量观众对中国和日本艺术品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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