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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1月份的伦敦天气潮湿，沃尔特斯的妻子埃伦总是虚弱不堪，身染肺炎，在40岁时去世。沃尔特斯一直没有再婚，他的儿子亨利也没有孩子。对他们来说，他的艺术品收藏变成了家庭的象征。返回美国后，沃尔特斯在美国东海岸铁路经营集运生意，并获得成功，其子亨利也生龙活虎地继续从事那项事业。之后维也纳、费城、巴黎和芝加哥举办博览会时，父子俩不仅是观众，也是博览会的赞助者或委员，借机大肆扩充他们的收藏。虽然老沃尔特斯不愿抛头露面，但是他身材魁梧、白须飘逸的固定形象，仍在纽约精英俱乐部中为人熟知。衣冠楚楚，当时还稍显瘦削的小沃尔特斯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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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在纽约举办的一场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只中国瓷瓶，它通体粉釉中夹杂绿釉，被称为“桃花天球瓶”。拍卖竞争激烈，沃尔特斯父子以匿名方式竞拍成功。父子两人的身份被确认，不情愿地成了纽约报纸的头条新闻。那件“桃花天球瓶”的落槌价达到18000美元，在当时属于令人目瞪口呆的价格，相当于今天的9万美元。《纽约时报》认为，那件瓷瓶的来源令人怀疑。据说在北京时，它以250墨西哥银元出售。因此，那个拍卖落槌价格显得非常荒唐。该报评论道，毕竟，“公众没有拥有‘桃花天球瓶’，也不急于那么做。但是，对于那些厚颜无耻、以引人发笑的方式寻求‘桃花天球瓶’的人，公众赞成他们拥有一两件，使其如华尔街某只股票一样繁荣，让‘桃花’盛开”。几天以后，《纽约时报》再度发声，以模仿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诗《老水手行》口吻，将评论题目恶搞成了《桃花瓶行》，其中诗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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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海洋，古董商们怀揣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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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海洋，还有那只小红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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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仅以50倍成本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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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先恐后把它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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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以为然的读者中，有《纽约太阳报》的所有人、编辑查尔斯·A.达纳。他本人也是一位中国瓷器的收藏家（实际上他的战利品中也有一件桃花瓶）。《纽约太阳报》对桃花瓶及其拥有者给予了热情辩护。它指出，最近，沃尔特斯已发出邀请，让公众参观他蓬勃发展的美术馆。该馆位于巴尔的摩的弗农山地区，与沃尔特斯的豪宅相邻。因此，“桃花天球瓶”将注定成为沃尔特斯美术馆的又一件明星瓷器（1934年，它正式入藏该馆）。从世界范围看，沃尔特斯的收藏在西方私人或公共收藏中属于最佳。而那个“桃花天球瓶”，更使他的收藏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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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拍卖，也标志着“瓷器大泡沫”的开始。在大西洋两岸，富豪收藏家们竞相买入东亚陶瓷，导致市场价格因收藏品位变化、个人竞争和不确定风险而上蹿下跳，促使成千上万的藏品易手。1894年，沃尔特斯去世。他的遗产中包括有2400件中国陶瓷。后来的世界博览会成为瓷器市场强有力的催化剂。如历史学家沃伦·科恩所叙述，在美国，“费城建城百年纪念活动和芝加哥万国博览会，引发了大量观众对中国和日本艺术品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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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科恩郑重其事地补充道，人们仍然以西方标准和偏见，苛刻评价东亚绘画和水印画，“亚洲人对逻辑的理解远远超过透视法。西方人对亚洲人的普遍鄙视，影响了对亚洲艺术的认知力。西方人认为，亚洲艺术不同，属于亚洲人，因此低人一等”。然而，在19世纪最后十几年，一些美国收藏家领悟到了两个重要事实：在审美方面，远东艺术被看低了；它的市场价值，也同样被低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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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当行情见好时，有三位买家在收藏中国瓷器方面冲锋在前：能言善辩、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纽约百货商店的创始人本杰明·奥尔特曼，在纽约第一国家银行任副总裁32年的詹姆斯·加兰德，以及J.皮尔庞特·摩根。摩根是银行家，他的名字为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耳熟能详。三位收藏家都从全世界扫货。各自都有一位杜维恩担任顾问，或作为纽约第五大道画廊主管的长期顾问叔叔亨利·杜维恩，或总在往返伦敦和巴黎路上的兼职顾问约瑟夫·杜维恩爵士。他们买入的结果，使美国得以公开宣告，自己拥有的用于公共展示的顶级中国瓷器，数量仅次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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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奥尔特曼为人低调，追求完美，父亲是来自德国巴伐利亚的犹太移民。奥尔特曼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长大成人，曾与莱曼·布鲁明代尔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起，在该市的纺织品仓库打工。他的那两位伙伴，一个创办了布鲁明代尔公司，另一个成为亚伯拉罕-施特劳斯公司的合伙创办人。奥尔特曼开办了自己的商场（1876年位列纽约第二大商场）。1882年，他参观了由亨利·杜维恩组织举办的一个中国瓷器展览。之后，便深受收藏细菌感染，难以自拔，随即开始买入。长期以来，爱德华·福尔斯是约瑟夫·杜维恩的左膀右臂。他在传记中写道，在决定是否买入前，奥尔特曼会仔细研究每件东西，“把每件东西在浴缸水中浸泡数日，使常被涂色掩饰的任何破损瑕疵显露无遗。一旦去掉了所附污垢和油泥，那些瓷器，会展现出自身原有的美丽”。每当有几件瓷器通过检测，奥尔特曼便会与叔叔亨利一起落座，分享其中的愉悦。同时，作为收藏家的奥尔特曼，会不停把玩他的新收获，“惊叹它们的优美和质地”。福尔斯从知情人角度，对喜欢艺术的零售商奥尔特曼给予了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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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奥尔特曼收藏的瓷器，就足以使他进入所有时代最伟大收藏家之列。特别需要记住的是，他的那些成就，仅发生在短短的26年间。1886年的一天，奥尔特曼花了35英镑，从年轻的亨利·杜维恩手里买了一对南京制造的珐琅瓶。当时，杜维恩在曼哈顿第五大道的店铺刚刚开张，位于奥尔特曼商场以南的对面。因此，在“古董商中最佳鉴赏家”杜维恩的建议下，奥尔特曼的收藏，“在大量中国进口惟妙惟肖的仿制品泛滥市场前，已经构建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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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奥尔特曼一生孤寂，孑然一身。去世时，他把自己的429件中国瓷器和古典绘画杰作，遗赠给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同时，他规定聘请西奥多·哈比长期保管那些藏品，未来还担任了该馆的终身研究员。那批瓷器成了目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百科全书式收藏的种子。奥尔特曼遗赠的总价高达2000万美元（据迈克尔·格罗斯所著《罪犯相册档案》一书透露，那笔钱相当于2006年的43200万美元。该书讲述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离经叛道的历史）。因此，从沃尔特斯父子开始，再到奥尔特曼，中国陶瓷开始现身艺术市场的“纽约证券交易所”。随着詹姆斯·加兰德和摩根进入交易场所，成交纪录被打破，为老约翰·洛克菲勒入场开辟了道路。洛克菲勒本人，则目睹了瓷器大泡沫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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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看，詹姆斯·加兰德是一位传统的金融家和帆船运动爱好者。他对中国瓷器的痴迷，演变成了一种以良好形式表现的妄自尊大。1902年，艾维·李（本书后面对他有叙述）曾担任洛克菲勒家族的公共关系顾问。他概括了加兰德经历的转变，积极进取的收藏家对此非常熟悉：“19年前，当加兰德开始收藏东方瓷器时，他的目的只是装饰自己的家。年复一年，虽然藏品价值和数量在飙升，他依然热衷于征集，决心收集全世界此类东西的最伟大藏品……牢牢抓住全世界最珍贵、最精美的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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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兰德再度和精明的亨利·J.杜维恩合作。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位沉默寡言的银行高管，花了100万美元购买中国瓷器。加兰德的征购活动，通常在亨利·杜维恩建议下完成。起初，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的热情对加兰德产生了一定影响，使他转而收藏青花瓷。然而，随着新世纪愈来愈近，清代珐琅彩瓷（由法国古董商为其命名定义），形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很快，加兰德遇到了志趣相投的竞争对手乔治·索尔廷，一位出生于澳大利亚的伦敦商人。在伦敦主要拍卖会上，加兰德和索尔廷两人的代理经常会同时竞拍同一标的。索尔廷珍藏中的明珠，是一件被称为“山楂釉里红瓶”的瓷器，上面绘有盛开的梅花枝条，以明亮黑釉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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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机会渺茫，加兰德仍使出浑身解数，设法将那件令人垂涎的瓷瓶纳入了自己的收藏。那种事情怎会发生？亨利·杜维恩给艾维·李的信让人一窥操纵瓷器市场的幕后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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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廷先生属于从不出售任何藏品的人，即便抛售，也习惯于采用交换的方式。他会买入藏品。但是，无论给多少钱，也难以诱使他卖出自己收藏的任何藏品。因此，绝对没有机会从他手上买下那件上好瓷瓶。然而，我认识伦敦的一位古董商。当时，他与索尔廷先生有大量生意往来。在加兰德先生请求下，我对那位古董商说：“对索尔廷先生多加留意，尽你所能得到那件瓷瓶。得手后通知我，我一定不惜任何代价拿下它。”3年以后（据叔叔亨利·杜维恩说），他收到了一封电报：“山楂釉里红瓷瓶是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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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索尔廷投入巨资收藏黑釉珐琅彩瓷器，杜维恩以此与他交换了那件瓷瓶。索尔廷以为，过些时候还能把它买回来。“他做梦也没想到，那件东西会离开英国。”亨利·杜维恩继续写道，“索尔廷向那位古董商朋友作揖，向我作揖，恳求回购那件瓷瓶。但是，加兰德先生坚决不肯放手。为此，索尔廷先生一直不肯原谅我。为得到那件瓷瓶，我花了不到4000美元。今天，为重新获得它，索尔廷先生愿意支付25000多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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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那件瓷瓶的市场价格更高。或许因为此事获得意外成功，使加兰德收藏中国瓷器的兴趣大增。他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提出，愿以冠名方式在该馆展示他的所有收藏。此举标志着该馆开始转而收藏中国艺术品。加兰德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创始馆长路易吉·帕尔马·迪·切斯诺拉签署了藏品租借协议。切斯诺拉馆长曾在意大利当过骑兵军官，后来在美国南北内战中担任过上校团长。再后来，担任过美国驻塞浦路斯领事馆领事（切斯诺拉把自己在塞浦路斯岛挖掘的出土文物，卖给了1879年成立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作为交换条件，他当上了该馆馆长）。当两人谈到那件山楂釉里红瓷瓶时，加兰德向切斯诺拉上校透露：“我为那件瓷瓶花的钱，超过了你在57街的房子”（上校为那栋房子花了32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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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詹姆斯·加兰德去世。有人推测，他会把自己的收藏遗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然而，加兰德改变了主意，并修改了遗嘱。此时，加兰德的继承人们——他的遗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打算在伦敦拍卖所有藏品。然而，J.皮尔庞特·摩根以令人难忘的方式，成为此事的救世主。摩根不久后将担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的副主席。两年后，他升任该馆的董事会主席。他以典型的摩根模式，一举拿下了“加兰德收藏”：首先，亨利·杜维恩以50万美元买下了加兰德所有收藏，其中包含2000件藏品。第二天早上9点，大金融家摩根出现在亨利·杜维恩的办公室。他看似漫不经心，却以板上钉钉的60万美元价格，将加兰德的全部藏品一锅端。另一位杜维恩兄弟詹姆斯·亨利·杜维恩写过一本闲聊式自传。他在其中记录，交易完成后，摩根说：“我知道，加兰德先生的收藏并不完整。”叔叔亨利·杜维恩回答道：“摩根先生，确实如此。”摩根接着说：“那么，如果你为我使它变得完整，我将非常高兴。”用亨利·杜维恩的话说，摩根“那句话意味着全权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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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自传》的作者是工作狂珍妮·斯特劳斯。据她记述，1902年，金融家摩根向杜维恩兄弟支付了20万美元的高价购买中国陶瓷器，并将它们全部补充到“加兰德收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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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兰德收藏”的称号一直沿用到1902年8月。那一年，切斯诺拉上校宣布，从今以后，那批藏品将变更为“摩根收藏”。更名之后，它将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即将完工的新展厅显著位置展示。切斯诺拉馆长向《纽约时报》解释说：“加兰德先生是一位非常好的人。我知道，他曾一度想把自己的收藏留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但是，他在遗嘱中没有那样做，使我们与他的藏品几乎擦肩而过。”就连提及加兰德名字的展品说明牌，也被移出展柜。此时人们普遍认为，摩根1904年成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主席后，他会把那批租借藏品转化成遗赠。用珍妮·斯特劳斯的话讲，“那时的摩根，已全身心陷入与艺术的恋爱中。其中融合了他的文化民族主义、对历史的兴趣、对美物的感知以及对藏品征集的喜爱。20世纪初，摩根的经营达到了特大规模，似乎要占有世上所有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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