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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美国后，阿比也扩充了她的亚洲艺术收藏，许多从日本山中商会买入。该机构在纽约和巴港设有展示画廊。1924年，山中商会的纽约分店向阿比提供了两尊佛像。其中一尊是唐代白色大理石观音像，双臂和头像缺失。据说，那尊观音雕像发现于中国灵隐山的灵隐寺。观音像深深吸引了阿比，她说服小洛克菲勒同意了自己的抉择。然而对于两尊雕像3万美元的报价，小洛克菲勒有些踌躇不决。他在给山中商会的信中写道：“我的妻子想要买下那两尊雕像。虽然观音立像对我多少有些吸引力，但残缺不全的雕像从未使我感觉到愉悦。因此，我认为缺胳膊或缺腿的观音像很难令我满意。”之后，他提出以25000美元买下两尊石像，“以表示我对妻子感情的尊重”。山中商会接受了小洛克菲勒的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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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征购有助于我们认识小洛克菲勒夫妇对亚洲艺术的不同要求。小洛克菲勒喜欢带官窑款的瓷器，反映了他对儒家规矩、等级制度和制作工艺的赞赏。阿比则倾心于佛教的通融性、感性和普遍性。那尊无头观音像，不但融合了那些品质，它的美感也与现代艺术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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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如此，那尊迷人的唐代观音像非常特别。来到小洛克菲勒夫妇曼哈顿家中的每位客人，无不被它深深吸引。1935年至1936年，它被运往伦敦，出借给伯灵顿宫皇家学院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那是它首次对公众展出。该学院杰出的专家委员会对观音像进行了仔细研究，告诉阿比说，“它无疑是现存最漂亮的中国人物雕像”。帕西瓦尔·大卫德爵士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也是西方顶尖的中国瓷器收藏家。他认为，在许多方面，那尊观音像的优雅和动感，归功于古希腊艺术遗产：“石像飘逸的服饰褶皱源于古希腊，摇摆身姿和感性造型受到了印度雕塑的启发。但是，给石像注入了活灵活现精神的，则是中国人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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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艾伦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亚洲艺术研究员，当观看小洛克菲勒夫妇的收藏时，他挑出了那尊无头观音像。普艾伦说，他特别希望洛克菲勒夫妇把观音像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然而，它最终被遗赠给了纳尔逊·阿尔德里奇·洛克菲勒。他对它钟爱有加。目前，它被置于哈得孙河高岸面对“齐桂特”庄园门口的台座之上。但是，人们对它的鉴定有了变化。杜克大学的斯坦利·亚伯是佛教雕塑艺术专家，他怀疑那尊观音像过于完美，可能有假。2011年，他在文章中写道，那尊雕像“令人眼花缭乱”，但同时承认，专家们尚未对它进行过充分的研究鉴定。在其他已知的唐代雕塑中，尚未发现与其相同的作品。因而，正如喜欢它的人们所言，它确实属于“独一无二”。“就那尊雕塑自身而言，它确实美得惊人，令人着迷。但是，它绝不是典型的唐代雕塑。更确切地讲，假如它属于赝品，它似乎掩藏着一个现代观念。那便是20世纪初，人们对古典艺术形式的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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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地说，对在浑水中摸鱼的收藏家而言，这种情况属于人们并不陌生的浅滩。而且，人们的专业水准会与时俱进，更不要说品位。小洛克菲勒拿下的一件瓷器可作为一例。亚伯教授评价道：“艺术收藏都会有存疑。对那尊缺头少臂的观音像，小洛克菲勒缺乏热情，可能在潜意识中，反映了老洛克菲勒对中国瓷器的忐忑不安。因此，当那些怀疑不是出自‘由教养和鉴定构成的技能’时，对专家因‘美感’而吹捧为杰作的藏品，每个人都表示出不可思议的怀疑。此时，美感、真伪和价值鉴定的不确定性，使通过家庭装饰和艺术收藏确立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慌乱动摇。这也是如此多艺术品常常短命或转瞬即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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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洛克菲勒发现，无论买家多么精明，金钱和审美价值，也会因上述原因变得飘忽不定，上下波动。一旦踏上收藏家迎风破浪的航行，他会谨慎对待藏品属性，对夸大其词的宣传产生怀疑，并会尽可能不断寻求最好的专家建议。对小洛克菲勒来说，他的长期顾问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副研究员，曾当过本杰明·奥尔特曼顾问的西奥多·哈比（为此，哈比每年都从小洛克菲勒那里得到股票形式的酬劳。1915年至1955年，酬金总计约为40500美元）。小洛克菲勒的所有征购获得，都经过了有关价格协商，并附带有交换或退货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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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克菲勒家族档案馆，研究者总会发现成百上千封的此类信件。1925年1月20日，洛克菲勒给山中商会宫先生的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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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两件中国鎏金青铜器的出价是175000美元，这是我的最终出价。我相信，这个数目高于任何博物馆可能支付的价格。而且，我想你也同意，很难再找到一个出此价格的买家。我确信，如果你在日本的同事知道我是现金付款，知道我会当即给你开一张全额支票，你就会发现你能接受我的建议。他们不会因为5%的政府税使我们的交易泡汤。如你所知，青铜器对于我本人，远没有对我妻子的吸引力大。但是，为了让她高兴，我愿意以此价格买下它们。我的175000美元的出价到星期一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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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商会就此让步。他们立刻答复道：“感谢你的来信，也祝贺洛克菲勒夫人，她的收藏已经极好，现在又得到了两件世界级珍宝。”虽然小洛克菲勒深谋远虑，精于讨价还价技巧，然而他收藏的瓷器的“保质期”有限。最近，王伊悠博士为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编撰了一份有关市场易变性的研究报告。她发现，自20世纪头十年以来，从事中国艺术的国际古董商，用一张爱网罩住了小洛克菲勒夫妇，其中包括杜维恩兄弟公司、卢芹斋、拉尔夫·查特画廊、山中商会、迪克兰·卡列金、通运公司、埃德加·沃尔希、巴黎希-沃森公司，以及命运不佳的埃德加·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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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经常带着东西拜见小洛克菲勒夫妇，等待夫妇俩的认可，期待脸熟能为自己带来真金白银。为了提高报价，古董商会对拟报价物品提供看似规范的来龙去脉，淡化可能的掠夺，增添其令人乐观的皇家收藏身世。洛克菲勒夫妇明白古董商经常缺少现金，因而总以全额付款、协助古董商做宣传，有时甚至以资助其生意等理由寻求打折。确实，如王伊悠博士所写：“洛克菲勒家的展厅令人印象深刻，卢芹斋通过在其收藏中摆上自己卖出的货，并带领买家去洛克菲勒家参观，巧妙地把那里转变成自己的陈列室。古董商也会利用洛克菲勒征购重要艺术品的曝光度。夫妇俩从卢芹斋手里购买的罕见青铜器，变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有一次，当小洛克菲勒夫妇在巴黎时，卢芹斋挑选了两件青铜器，送至他们照例停留的阿西娜酒店，供他们在周末研究、把玩。卢芹斋对洛克菲勒夫妇示好，还伴随着大量溜须拍马，并暗示自己面临的法律难题。比如，1930年，卢芹斋向小洛克菲勒提到了一对带动物图案的文物，之后写道：“由于去年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出现的麻烦，我们一直不让任何人见到它们。它们属于极其罕见的伟大艺术品。我再去纽约时，将很高兴向你们展示。它们正赤裸裸地放在库房里。”至于阿谀奉承，可以卢芹斋1926年给小洛克菲勒的信为例，他如此赞美洛克菲勒家族的收藏：“为后代保护那些藏品，您在为整个世界谋求福利。我希望那些珍贵艺术品，在您伟大家族中珍藏一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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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小洛克菲勒坚定不移地砍价，一丝不苟地研究，并且与时俱进与不断改变的品味保持一致，但是他藏品的市场价格，仍在令人痛苦地大幅度下跌。洛克菲勒最著名的单笔收购，是1915年以1657234.5美元买入摩根收藏中的精选藏品。然而，到了1944年，当因遗产原因对这批藏品进行估价时，小洛克菲勒发现，30年前值10万或7.5万美元的瓷瓶，现在没有古董商愿意支付超过2.5万美元。藏品的价值和市场品味已经改变，收藏家们不再出高价购买有丰富装饰的明清瓷器，转而青睐更朴素、纯洁，年代更久远的瓷器或者粗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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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的变化丝毫未消减小洛克菲勒夫妇收藏的天性或他们捐赠的永存价值。他们的捐赠，丰富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美国亚洲协会等机构的中国收藏。在捐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瓷器中，据说有代表文武双全的财神人物塑像。时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担任助理研究员的周方在该馆的《艺术公报》上撰文说：“再没有比财神更受人崇拜的神像了。在中国，许多家庭都有供奉财神的神龛。文武财神多见于中国彩印木刻，它们的形象与帝王无异。武财神手持鞭状武器，文财神则拿着有求必应的权杖。”因而，在一座同时供奉艺术和财富的博物馆殿堂，人们可以从财神塑像身上，同时感受到艺术和财富两个方面。财神们身着帝王服饰，露出精明的微笑，意味深长地凝视着从展柜面前走过的博物馆观众。据说那些神一样的财神雕像，是阿比最喜欢的藏品。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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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约翰·米尔顿·海伊（John Milton Hay，1838年10月8日—1905年7月1日），又称海约翰，美国印第安纳州华盛顿郡人，作家、记者、外交家、政治家，曾任林肯总统私人秘书，后于威廉·麦金利和西奥多·罗斯福等总统时期任国务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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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十一章 清朝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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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即便是受过教育的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也基本上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可以理解。通常，好奇心和目的性极强的外国人，会被一连串陌生的中国朝代名称弄得晕头转向。那些朝代上下延续了两千多年，其中又分散着众多都城。尽管如此，中国的一些基本情况，仍在西方得到了普及：中国被一条长城围起，在它馈赠世界的礼物中（并未完全得到公认），有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运河与水闸、火药与飞弹、瓷器与丝绸、针灸与草药疗法等，大概还有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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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人的发明同样经久不衰，有趣而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却很少被人提及。1000多年前，中国发明了精英统治制度，（在理论上）通过公正考试，选拔社会精英人才。我们在本章关注的，就是那种制度独特的近代产物——清朝官吏中的改革派端方，以及中国清朝末年其他主要革新派政治家。端方也是一位特别有见识的收藏家，在确立中国古代青铜器审美价值方面，他的贡献超过了其他任何人。端方属于中国最后一批文官，他们的选拔，大多经历了一套复杂的考试制度。那种制度逐渐演变成“一套以上层社会生活为中心的庞大复杂体系”，并在宋代（960—1279）得到了完善。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认为，宋代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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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之于中国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与今日美国高中生参加“学术能力评估测验”无异。那是一种全国范围的文官录用制度，（至少在理论上）使聪明的男生得以跨越社会阶层的屏障。宋代期间，科举考试正式成形。那时，中国已发明了印刷书籍，并广为传播。学生们参加乡试、省试，最后是殿试。“主考官不得不采取预防措施，防止作弊。”费正清写道，“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在考场门口对考生搜身，在试卷上以编号取代姓名，重抄试卷以防判卷人认出考生字迹等。”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是进士，意为“通过殿试的学者”（大致类似于美国“常春藤盟校”的最优等生），确保了其在政府部门获得一个高官地位。科举每三年举办一次，殿试进行三天两夜。其间，每位考生与世隔绝，撰写“八股文”，展示其熟练运用儒家经典的能力。科举打分十分严格，通过考试的考生比例仅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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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现实中，由于现任官员也是对后代进行儒家经典教育的专家，熟悉这些经典才能进入大名鼎鼎的国子监，因此考试制度基本上维持了一个世袭统治阶层。国子监与法国的“名牌大学”如出一辙，那里的学生多数来自特权家庭，为获得“清朝顶戴”相互竞争。无论其缺点多么显而易见，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一直延续到1905年才戛然而止。那时，清朝统治危机四伏。他们摈弃了传统考试，指出那种强调古代经典、忽视科学的考试题目已经不合时宜。此后，学生们要么在中国新创建的学校就读，要么出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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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产生的自相矛盾在清朝官员端方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是一位失败的改革派，在濒于垮塌的清王朝供职的结果极为悲惨。2008年，张珺撰写了有关端方传记的论文《满族蜘蛛》，称端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网络构建大师。据张珺研究，虽然端方的种族渊源至今仍含糊不清，他的家族，则属于少数民族统治者满族的权贵阶层。端方的父亲曾是杰出的地方法官，叔叔桂清中过进士，曾担任过皇帝的老师太傅一职。资深学者托马·劳顿等人，断言端方的祖先是汉族人，在明代末期，投奔了处于优势地位的满洲人，将其“陶”姓“归化为”满族氏族姓名“托忒克氏”，从而使家族男性纳入清朝八旗之一的正白旗。清朝的那种军事单位一律由纯粹或公认的满族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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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端方祖先的身份如何，在那个混乱时期，他毫无疑问地成了一名遭到流放的官员。1882年，端方通过省试后成了举人，意为“被推荐者”，在地方上做了官。义和团运动的1899年至1900年，他官至陕西代理巡抚。在令人伤透脑筋的危急时刻，端方成功保护了当地和其他省份逃亡的传教士，对来自北京的命令置之不理。西方领导的联军对北京发动猛攻，对义和团大开杀戒，却任由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及其朝廷官员逃至陕西。他们希望能够在著名古都西安找到庇护。此时，端方见风使舵的本领展露无遗。当慈禧太后一行灰头土脸来到陕西边界的黄河边时，张珺对迎驾场面进行了以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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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艘大船披挂绫罗绸缎，载着慈禧太后一行渡河。抵达对岸下船时，成千上万的陕西百姓口中欢呼“皇帝万寿无疆”，热烈欢迎慈禧和光绪皇帝。作为陕西代理巡抚和按察使的端方，把所有迎驾活动安排得一丝不苟。然后，他引导慈禧太后到达西安一处临时住处，那里已被捯饬得像一座微缩紫禁城。紧接着举办了奢华的宫廷风格晚宴。从北京到西安逃窜数月之后，在慈禧及其朝廷官员看来，陕西一派祥和，似乎是一块天赐之地。朝廷最终决定在西安安顿下来，在那里停留了近一年，到1901年10月6日返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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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端方器重的象征，慈禧太后“将自己手绢中的人参糖”赏赐给他，那是一种特别偏爱的姿态。端方得以从副职转为正职，最终得以在多地担任总督，包括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直至当上直隶总督。根据张珺对清宫档案的研究，端方“是一位掌握新技术的热心改革者、中国文物顶级鉴赏家、立宪改革建议起草者、清政府国际宪政考察代表团团长、有效压制革命起义的臭名昭著的镇压者、外交家和政治家，他将上述所有头衔集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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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至1906年，作为五位特派大臣之一，端方前往日本、欧洲和美国考察，历时八个月。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在中国建立立宪政体，确定可以借鉴的模式。然而，不幸的是，当大臣们在北京火车站准备启程时，一位革命党人引爆了一枚炸弹，炸死自己并炸伤两名大臣，因而推迟了代表团的出发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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