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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经常带着东西拜见小洛克菲勒夫妇，等待夫妇俩的认可，期待脸熟能为自己带来真金白银。为了提高报价，古董商会对拟报价物品提供看似规范的来龙去脉，淡化可能的掠夺，增添其令人乐观的皇家收藏身世。洛克菲勒夫妇明白古董商经常缺少现金，因而总以全额付款、协助古董商做宣传，有时甚至以资助其生意等理由寻求打折。确实，如王伊悠博士所写：“洛克菲勒家的展厅令人印象深刻，卢芹斋通过在其收藏中摆上自己卖出的货，并带领买家去洛克菲勒家参观，巧妙地把那里转变成自己的陈列室。古董商也会利用洛克菲勒征购重要艺术品的曝光度。夫妇俩从卢芹斋手里购买的罕见青铜器，变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有一次，当小洛克菲勒夫妇在巴黎时，卢芹斋挑选了两件青铜器，送至他们照例停留的阿西娜酒店，供他们在周末研究、把玩。卢芹斋对洛克菲勒夫妇示好，还伴随着大量溜须拍马，并暗示自己面临的法律难题。比如，1930年，卢芹斋向小洛克菲勒提到了一对带动物图案的文物，之后写道：“由于去年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出现的麻烦，我们一直不让任何人见到它们。它们属于极其罕见的伟大艺术品。我再去纽约时，将很高兴向你们展示。它们正赤裸裸地放在库房里。”至于阿谀奉承，可以卢芹斋1926年给小洛克菲勒的信为例，他如此赞美洛克菲勒家族的收藏：“为后代保护那些藏品，您在为整个世界谋求福利。我希望那些珍贵艺术品，在您伟大家族中珍藏一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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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小洛克菲勒坚定不移地砍价，一丝不苟地研究，并且与时俱进与不断改变的品味保持一致，但是他藏品的市场价格，仍在令人痛苦地大幅度下跌。洛克菲勒最著名的单笔收购，是1915年以1657234.5美元买入摩根收藏中的精选藏品。然而，到了1944年，当因遗产原因对这批藏品进行估价时，小洛克菲勒发现，30年前值10万或7.5万美元的瓷瓶，现在没有古董商愿意支付超过2.5万美元。藏品的价值和市场品味已经改变，收藏家们不再出高价购买有丰富装饰的明清瓷器，转而青睐更朴素、纯洁，年代更久远的瓷器或者粗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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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的变化丝毫未消减小洛克菲勒夫妇收藏的天性或他们捐赠的永存价值。他们的捐赠，丰富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美国亚洲协会等机构的中国收藏。在捐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瓷器中，据说有代表文武双全的财神人物塑像。时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担任助理研究员的周方在该馆的《艺术公报》上撰文说：“再没有比财神更受人崇拜的神像了。在中国，许多家庭都有供奉财神的神龛。文武财神多见于中国彩印木刻，它们的形象与帝王无异。武财神手持鞭状武器，文财神则拿着有求必应的权杖。”因而，在一座同时供奉艺术和财富的博物馆殿堂，人们可以从财神塑像身上，同时感受到艺术和财富两个方面。财神们身着帝王服饰，露出精明的微笑，意味深长地凝视着从展柜面前走过的博物馆观众。据说那些神一样的财神雕像，是阿比最喜欢的藏品。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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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约翰·米尔顿·海伊（John Milton Hay，1838年10月8日—1905年7月1日），又称海约翰，美国印第安纳州华盛顿郡人，作家、记者、外交家、政治家，曾任林肯总统私人秘书，后于威廉·麦金利和西奥多·罗斯福等总统时期任国务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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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十一章 清朝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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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即便是受过教育的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也基本上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可以理解。通常，好奇心和目的性极强的外国人，会被一连串陌生的中国朝代名称弄得晕头转向。那些朝代上下延续了两千多年，其中又分散着众多都城。尽管如此，中国的一些基本情况，仍在西方得到了普及：中国被一条长城围起，在它馈赠世界的礼物中（并未完全得到公认），有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运河与水闸、火药与飞弹、瓷器与丝绸、针灸与草药疗法等，大概还有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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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人的发明同样经久不衰，有趣而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却很少被人提及。1000多年前，中国发明了精英统治制度，（在理论上）通过公正考试，选拔社会精英人才。我们在本章关注的，就是那种制度独特的近代产物——清朝官吏中的改革派端方，以及中国清朝末年其他主要革新派政治家。端方也是一位特别有见识的收藏家，在确立中国古代青铜器审美价值方面，他的贡献超过了其他任何人。端方属于中国最后一批文官，他们的选拔，大多经历了一套复杂的考试制度。那种制度逐渐演变成“一套以上层社会生活为中心的庞大复杂体系”，并在宋代（960—1279）得到了完善。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认为，宋代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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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之于中国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与今日美国高中生参加“学术能力评估测验”无异。那是一种全国范围的文官录用制度，（至少在理论上）使聪明的男生得以跨越社会阶层的屏障。宋代期间，科举考试正式成形。那时，中国已发明了印刷书籍，并广为传播。学生们参加乡试、省试，最后是殿试。“主考官不得不采取预防措施，防止作弊。”费正清写道，“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在考场门口对考生搜身，在试卷上以编号取代姓名，重抄试卷以防判卷人认出考生字迹等。”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是进士，意为“通过殿试的学者”（大致类似于美国“常春藤盟校”的最优等生），确保了其在政府部门获得一个高官地位。科举每三年举办一次，殿试进行三天两夜。其间，每位考生与世隔绝，撰写“八股文”，展示其熟练运用儒家经典的能力。科举打分十分严格，通过考试的考生比例仅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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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现实中，由于现任官员也是对后代进行儒家经典教育的专家，熟悉这些经典才能进入大名鼎鼎的国子监，因此考试制度基本上维持了一个世袭统治阶层。国子监与法国的“名牌大学”如出一辙，那里的学生多数来自特权家庭，为获得“清朝顶戴”相互竞争。无论其缺点多么显而易见，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一直延续到1905年才戛然而止。那时，清朝统治危机四伏。他们摈弃了传统考试，指出那种强调古代经典、忽视科学的考试题目已经不合时宜。此后，学生们要么在中国新创建的学校就读，要么出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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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产生的自相矛盾在清朝官员端方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是一位失败的改革派，在濒于垮塌的清王朝供职的结果极为悲惨。2008年，张珺撰写了有关端方传记的论文《满族蜘蛛》，称端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网络构建大师。据张珺研究，虽然端方的种族渊源至今仍含糊不清，他的家族，则属于少数民族统治者满族的权贵阶层。端方的父亲曾是杰出的地方法官，叔叔桂清中过进士，曾担任过皇帝的老师太傅一职。资深学者托马·劳顿等人，断言端方的祖先是汉族人，在明代末期，投奔了处于优势地位的满洲人，将其“陶”姓“归化为”满族氏族姓名“托忒克氏”，从而使家族男性纳入清朝八旗之一的正白旗。清朝的那种军事单位一律由纯粹或公认的满族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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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端方祖先的身份如何，在那个混乱时期，他毫无疑问地成了一名遭到流放的官员。1882年，端方通过省试后成了举人，意为“被推荐者”，在地方上做了官。义和团运动的1899年至1900年，他官至陕西代理巡抚。在令人伤透脑筋的危急时刻，端方成功保护了当地和其他省份逃亡的传教士，对来自北京的命令置之不理。西方领导的联军对北京发动猛攻，对义和团大开杀戒，却任由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及其朝廷官员逃至陕西。他们希望能够在著名古都西安找到庇护。此时，端方见风使舵的本领展露无遗。当慈禧太后一行灰头土脸来到陕西边界的黄河边时，张珺对迎驾场面进行了以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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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艘大船披挂绫罗绸缎，载着慈禧太后一行渡河。抵达对岸下船时，成千上万的陕西百姓口中欢呼“皇帝万寿无疆”，热烈欢迎慈禧和光绪皇帝。作为陕西代理巡抚和按察使的端方，把所有迎驾活动安排得一丝不苟。然后，他引导慈禧太后到达西安一处临时住处，那里已被捯饬得像一座微缩紫禁城。紧接着举办了奢华的宫廷风格晚宴。从北京到西安逃窜数月之后，在慈禧及其朝廷官员看来，陕西一派祥和，似乎是一块天赐之地。朝廷最终决定在西安安顿下来，在那里停留了近一年，到1901年10月6日返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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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端方器重的象征，慈禧太后“将自己手绢中的人参糖”赏赐给他，那是一种特别偏爱的姿态。端方得以从副职转为正职，最终得以在多地担任总督，包括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直至当上直隶总督。根据张珺对清宫档案的研究，端方“是一位掌握新技术的热心改革者、中国文物顶级鉴赏家、立宪改革建议起草者、清政府国际宪政考察代表团团长、有效压制革命起义的臭名昭著的镇压者、外交家和政治家，他将上述所有头衔集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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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至1906年，作为五位特派大臣之一，端方前往日本、欧洲和美国考察，历时八个月。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在中国建立立宪政体，确定可以借鉴的模式。然而，不幸的是，当大臣们在北京火车站准备启程时，一位革命党人引爆了一枚炸弹，炸死自己并炸伤两名大臣，因而推迟了代表团的出发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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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等5位特使和其余50名成员不屈不挠。他们带着750件旅行包裹前往上海，登上了“西伯利亚号”轮船，于1906年1月12日到达旧金山。中国代表团抵达时，迎接他们的是19响礼炮、滔滔不绝的欢迎致辞，以及旧金山华人商会组织的音乐招待会。特使们从旧金山港湾地区乘坐专列前往芝加哥。在芝加哥的行程包括会见简·亚当斯，拜访其著名的社会福利机构赫尔馆，参观牲畜围场、精神病医院以及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虽然端方不是代表团正式团长，不过抵达纽约时，他已成为代表团的明星演员。记者们注意到，端方机智老练，总是根据不同场合得体着装，在中国传统服饰和缎带装饰军装之间倒来换去。每到一处逗留地，无论是在纽约乘坐地铁，还是在新教传教士委员会在华尔道夫大饭店组织的700人宴会上（简短）讲话，他都会凭直觉知道何时该笑，何时该拍手鼓掌，无须等待某位翻译提示。《纽约时报》写道，端方虽然在国内的官衔低于其他大臣，但他“是当晚真正的英雄”（那位不知名记者还讽刺地补充道，那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宴会，因为，在华尔道夫大饭店，从未有过如此多的食客畅饮“和矿泉水一样度数的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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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当代表团在白宫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会面时，端方再次大出风头。代表团将中国皇帝的一封系着黄丝绸的正式信函递交罗斯福总统。他给予了部分回应：“对那个东方帝国，美国充满了友好同情。在以后的岁月里，美国将有许多机会来表达友好。我相信，我们将在新的世纪实现更多共同愿望，为中国带来和平、繁荣和进步。”人们确信，在随后进行的正式午宴上，罗斯福谈到了查尔斯·朗·弗利尔创建远东艺术美术馆的建议。弗利尔是端方的收藏伙伴。当时的首都华盛顿仅有一座名副其实的艺术博物馆，即由私人资助、藏品兼容并蓄的科科伦美术馆（中国特使们参观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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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端方特使之所以到处受到热情款待，还有另外一个特别原因。在与美国州长、市长、教育家、博物馆馆长等会面时，他巧妙地将政治和艺术融为一体，经常赠送他本人广泛收藏的古代陶器、玉器和青铜器。端方对芝加哥建立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计划印象深刻，他甚至向该馆研究员赠送了自己收藏的一块道教石碑。该馆的员工则向端方回赠了一小批北美和南美古代陶器，以及特里吉特印第安人编织的草篮子。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端方仔细查看了摩根收藏的中国瓷器，以及希伯·毕晓普收藏的珍贵玉器。报纸在报道中引用了一位中国特使（极有可能是端方）的话，称当时租借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摩根收藏，可能属于举世无双的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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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的好奇心、求知欲望和建立人际网络的能力的确极强。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一般范畴。在芝加哥，他不但参观博物馆，也去考察牲畜围场。无论到哪里，他都会提出与水源、沟渠和渔业有关的问题。在纽约期间，他参观了位于新泽西州贝昂市的标准石油炼油厂。乘坐约翰·洛克菲勒的私人车厢前往访问西点军校，视察了该校军官学生的餐厅、厨房（对服务员使用的自动门大加赞赏）。他还拜访了十几所重要的学院和大学，向对方重申慈禧太后关心的事情：希望美方在向中国男生提供奖学金的同时，也别落下中国女生。简言之，中国代表团此次出访美国，标志着在最新和最古老的两个主要大国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全面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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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至1911年，是端方作为收藏家登峰造极的时期，恰逢中国大规模地建设铁路。伴随着铁轨的铺设，工人们挖掘了大量古代墓葬遗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拉腊·亚西尔引用了一位高官的话：“古代器皿经常被发现。可以说，早上在农田被发现，晚上就可以看到它们的展览。”有传闻说，端方利用总督地位，将最新出土的文物搜刮到自己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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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收藏兴趣广泛，包括古代青铜器、石碑、玉器、拓片、书法和绘画等。他特别钟爱带有铭文的文物，身边聚集了一群研究、收藏金石文物的朋友。这一兴趣使他与福开森建立了富有成效的联系。福开森的父亲是一位加拿大出生的牧师之子，他本人则是著名收藏家、古董商，与中国的高官保持着密切关系。1900年前后，福开森结识了端方。1906年至1909年，福开森担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征集的代理。其间，他一直与端方合作，成为总督聚会上的常客。在聚会上，专家们对金石文物进行观摩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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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端方总督为自己令人惊叹的收藏编撰了图录《陶斋吉金录》。许多专家都对此伸出了援手。图录有许多出彩之处，属于最早采用影印技术复制青铜器铭文拓片的中文著作。福开森常去拜访总督府，广泛探讨图录出版事宜。后来，福开森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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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晚上，在南京代理巡抚的衙门，我与端方一起享用晚餐。餐桌是一个大“诸葛鼓”，我们坐的是小鼓。他会同时展示自己新近收集的青铜器，我们的会面因而变得独一无二。在《陶斋吉金录》中，他为自己的伟大收藏留下了完整记录。但是，翻看那本珍贵图录，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怀念我记忆中的端方，怀念一位伟大鉴赏家把玩自己精彩青铜器时两眼放光，以及焦灼不安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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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强调的是，中国青铜器因其古老、持久、刻有铭文，以及被用作陪葬明器，构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中国艺术，成为主要文明形成时期的一种无声见证。差不多在四千年前，中国的工匠便熟练掌握了制造青铜器的艺术——将铜与锡或铅混成合金。商代和西周时期（约前1046—前771），中国的青铜作坊制造了多种多样的器物，包括青铜钟、鼓、匕首、弩、车饰、测量仪器和带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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