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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端方最后时刻的记录相互矛盾。一个版本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它断言端方知道自己必死无疑，试图逃跑，却被抓获，被一名士兵用剑一通乱砍。据说，端方问道：“你要杀我吗？”士兵们则异口同声地大喊：“是的，跪下！”端方反驳道：“我不会下跪，你要杀便杀。”之后被砍死。另一个版本是，端方的确知道士兵们的谋杀计划，但他贿赂军官杀了一头猪。那些要杀害他的人一边摇动死猪，一边手挥血淋淋的刀剑，宣称已将端方就地正法。同时，他们要杀的端方本人，则身穿破旧衣服，安全逃回北京——一个未被证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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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被杀的肮脏结局一目了然。按照中国传统，人在死后要保持身体完整。端方的家人同意拿钱赎回他的头颅和身体。托马斯·劳顿描述了随后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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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世纪30年代北京流传的故事，反叛士兵向端方家人提出高额赎金，以赎回他的头颅。端方的家人一方面愿意支付赎金，同时也不愿意直接与士兵打交道，担心被抓或被杀。最后，他们请瑞典工程师奥瓦尔·卡尔贝克代表他们出面。卡尔贝克已在中国居住了几年，汉语相当好；最重要的是，他认识端方……据说，卡尔贝克带着赎金，来到一个指定地点。反叛士兵头目数过钱后，对一位手下做了个手势。那人把手伸进一个装满煤油的大金属鼓，他抓住端方头颅上的辫子，把它举在空中，让卡尔贝克辨认。通过那种骇人方式，家人取回了端方的头颅用于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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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的另一个不同的续集，以更好方式对端方进行了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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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赎回端方的遗体后，失去亲人的他们贫困交加，被迫出售端方的收藏。在端方的珍藏中，有一套青铜礼器，包含一件青铜禁、几件盛酒礼器。据说，那套礼器1901年出土于陕西西部宝鸡附近的一座陵墓。福开森曾在不同场合对它们进行过研究，他记得，端方先后分两次买下了那套青铜器。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展示，它们组合摆设的方式源于假设（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员何慕文用语），因为“它们的年代或埋葬特征等所有证据，均已被破坏”。尽管如此，从青铜禁上面的侵蚀痕迹看，它们复原的形状看上去真实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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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3年7月开始，福开森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写过一系列令人兴奋的信，记录了那笔交易如何圆满完成。“那件青铜禁及其全套祭祀礼器独一无二，”福开森断言，“拥有它们，可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古代中国青铜器收藏方面永远处于领先地位。”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代理都在热切追求它们。但遗憾的是，“对于应从那套青铜礼器得到的价格，端方夫人和她的儿子有个过分想法。有人告诉他们，那套东西至少值50万美元。但是，我已打消了他们的错误想法”。福开森请求在北京取出12.5万美元，他认为端方家人将接受那个价格。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给了他10万美元。购买协商进行得并不顺利。到了10月，福开森写道：“关于购买事宜，我必须与端方夫人、她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打交道。几天前，我以为问题已肯定得到了解决。然而直到一月份中国农历新年，我才等到了好时候的到来。”之后，购买事宜又节外生枝，起因是出现了家庭矛盾：母亲和儿子不再说话，夫妻不再一起生活。端方的合法继承人是他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也就是说，真正拥有那件青铜禁的女人，仅是一个继母。但是，福开森在信中以胜利号角结尾：“幸运的是，依靠我与端方总督的友谊和合作，此事得以处理，我在母与子、夫与妻之间进行协调，出售事宜有了结果。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得到那套杰出藏品的同时，还间接促成了端方家人之间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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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套青铜礼器极其漂亮，时代为西周时期（前1046年—前771年）。在我们撰写本书时，它们仍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被摆放在青铜时代展厅最重要的位置展出。它们的出处虽然有记录，但即便是那些与说明牌较真的博物馆达人，也很难从中找到端方的名字。对那位清朝官员的非凡生涯和悲惨结局，只有专家们略知一二。端方为鉴赏家和收藏家打开了许多通往中国艺术的大门。特别是端方引导了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欣赏，提升了它们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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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铜器属于古老、极具收藏魅力、却使人烦恼不断的一类藏品。2014年纽约亚洲艺术周期间，在佳士得拍卖行再次出现一件中国青铜器。它的拍卖价格标出了新高，结果却出人意料。人们的目光都落在了那件“皿方罍”身上。那是一件体量巨大的中国青铜盛酒礼器，通体装饰图案简洁有力，肩部铸有双龙，器身D形把手处有突起带角龙首面饰，时代为晚商或西周早期，重42公斤，高63.5厘米。据称，它的来源“无懈可击”：1928年曾有报道指出，它经过许多著名古董商之手，包括卢芹斋、包尔禄和姚昌复。“皿方罍”的拍卖估价为3000万美元。但是在原定3月20日拍卖前的最后一刻，它被撤出拍卖。据说，它以3000万美元价格，卖给了中国湖南省的一群私人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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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出现了什么情况？市场内部人士声称，佳士得拍卖行有些惊慌，担心通过公开拍卖，竞标获胜者会以那件壮观青铜器属于非法出口的中国国宝为由，公然拒绝付款。“皿方罍”最终私下成交。它的目的地可能是已收藏有“皿方罍”盖的湖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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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珺对此进行了盖棺论定：那些古代青铜器，无论光润圆滑或是有棱有角，不管小巧玲珑还是高大魁梧，“皆作为权力象征而制造，它们只能被保护或发掘，不能被复制。还有其他文物更能象征传统中国的辉煌吗？青铜器鉴赏家必须通晓历史、艺术、考古和审美，还有比他们更高贵的文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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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人们可以推测，端方的魂灵可以含笑九泉之下了。所有那些有关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技能，以及赋予其上的强烈政治意识，都属于端方。他的才智和意志几乎无人能及。端方被残忍砍首的事件，发生在中国一个关键时刻。那时，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最需要他依靠自己毋庸置疑的能力进行调解。端方信奉中庸和温良恭俭让，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他值得人们缅怀，不仅由于其文物鉴赏力，也因为其在所处时代表现出的勇气。端方所处时代的万事万物，又远远超越了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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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十二章 加拿大幽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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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0月的某一天，天空晴朗。无所事事的北京居民在大街上聚集，兴奋地观望装载两尊巨大中国石狮的马车，从面前颠簸而过。看热闹的人群拍照，高喊加油，工人们则奋力推拉，沿电车轨道把15吨重的巨大石雕运抵都城的火车站。之后，那一对石狮被装箱运往海外，经天津港途经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前往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在那里，那对看似凶猛又有些惹人喜爱的狮子，将很快成为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门卫，并深受当地民众的喜欢。在跻身西方争夺中国文物的混战中，该馆虽是后来者，却值得引人关注。那里的员工以令人可以接受的加拿大方式，努力构建起自己的世界级收藏，其中没有口诛笔伐和丑闻，甚至引发了南部边界那边美国人的半真半假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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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藏品之所以出类拔萃，不仅在于它们没有真伪问题，也在于它们的供货者极不寻常。他们的藏品向人们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字的真正起源，北宋皇帝如何在一处被遗忘的都市天堂统治，以及犹太人流浪部落如何抵达中国伊甸园并在那里停留了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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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取得那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看似互不搭界的四人组合：该馆创建馆长查尔斯·崔克·科雷利，他是一位埃及学高手，却立刻发现在远东能够征集到更好的文物；一位主要供货人乔治·克罗夫茨，他曾是一位英裔爱尔兰皮毛商，从不墨守成规，后来改行经营古董生意；接着是两位牧师：在中国河南省传教的英国国教主教怀履光，他与盗墓者称兄道弟，作为汉学家找到了第二职业；最后一位是低调、具有奉献精神的明义士，他是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1923年至1934年期间在河南北部传教，属于最早收藏甲骨文的外国人。在西方拥有优秀中国藏品的博物馆中，要如此归功于“上帝仆人”传教士的，只有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就连八面玲珑的乔治·克罗夫茨也出于对加拿大的钦佩，自己主动大幅降价，他的此番善行获得了回报（不论出于何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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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夫茨机智灵活，正是他努力把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以中国石狮为收藏标志产生的争议，降到了最低。那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功绩。今天看来，那对石狮超过3米高，最初立于一处豪华王府的大门口，里面有宫殿、宝塔和经过修剪花木的庭院。那里是肃亲王的家，他是一位很有势力的满族贵族，属于清代所封世袭“铁帽子王”，意为那个封号可以“永远”传承下去。不幸的是，肃亲王田园诗一样的王府紧邻北京的外国使馆区，那里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主要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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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联军围攻北京，中国战败。肃亲王在清王朝日暮西山之际，选择了逃亡。在某天某时，他的那对石狮子被意大利人拖走。意大利人发现它们过于沉重，无法用于花园装饰，把它们转送给了奥匈帝国使馆。1917年，中华民国向奥地利和德国宣战，中国政府没收了两个交战国的财产。1922年，克罗夫茨买下了那对石狮，费用情况至今无人知晓。然而，有两个事实确凿无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急于确立自己藏品的特长，查尔斯·科雷利馆长对此已是急不可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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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创建，要充分感谢加拿大公民的自豪感、卫理公会教派和慷慨的银行家拜伦·埃德蒙·沃克（1910年受封埃德蒙爵士）。他是一位收藏杂家，从矿石、箭头，到古典绘画杰作无所不包。沃克渴望将多伦多打造成世界重要城市，因此，建设一座最新博物馆必不可少。为实现目标，银行家沃克向多伦多市主要由卫理公会教徒组成的金融精英求助，提醒他们的社会福音是“满足启蒙历史的需要，实现未来社会的提升”，虽然他自己只是表面上的信徒。沃克的激励说教富有成效，自1914年诞生以来，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已极具新教伦理特色。最初，该博物馆包括五个各自独立的部门：考古学、地理学、矿物学、古生物学和动物学。但是它很快在科学领域，为人文学科开辟了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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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埃德蒙·沃克筹集了博物馆的启动资金，招募了第一位富有想象力、雄心勃勃和观念超前的馆长。之后，博物馆开始向人文学科转向。沃克的收藏属于大杂烩。1902年，他希望在自己的藏品中增添古埃及圣甲虫。他从儿子口中得知，查尔斯·崔克·科雷利是一位埃及学家。科雷利时年26岁，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卫理公会教徒家庭。他请沃克放心，称自己可以搞到圣甲虫。科雷利非常熟悉尼罗河谷，就像他对安大略周边大草原那样了如指掌。几年前，科雷利曾访问英国，见到了当时著名的埃及学家弗林特·皮特里，他对此印象深刻。很快，那个加拿大小伙子参加了皮特里的发掘队，在埃及的重要遗址开展工作。此外，科雷利还在冬季期间，定期陪同多伦多贵宾团前往埃及旅游，对购买文物提供专业咨询。总而言之，科雷利是一位处事见风使舵的信徒，与其博物馆生涯堪称绝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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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开馆，科雷利成为指导馆长。他的宏伟目标跨越了几个世纪、几个大洲（1956年，他出版了自传，将书名巧妙定为《我把历史带回家》）。尽管如此，科雷利对未来的关注，丝毫不逊于他对历史的关注。如加拿大学者丹尼斯·达菲所记述，科雷利协助开创了“儿童友好型”博物馆，使“任何多伦多的中产阶级父母，都能详述恐龙展品的每个细部”。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开馆初期，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忠实的英联邦自治领，加拿大自愿提供了军队和财富。因此，博物馆的藏品征集预算不可避免地被削减，博物馆的扩建计划被搁置。1918年，科雷利与乔治·克罗夫茨相逢相识。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得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新生。克罗夫茨绝对是博物馆的理想供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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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夫茨出生于一个令人尊敬的英裔爱尔兰家庭，是一只追求冒险的黑羊。20多岁时，他离开了科克郡，作为皮毛商去中国打拼新事业。1896年，克罗夫茨已在天津站稳了脚跟，开始倒腾经营文物。1916年，克罗夫茨前往多伦多访问。当时，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刚刚创建。他在酒店的桌子上无意中看到了一张彩色明信片，上面印着那座博物馆最近征集的一尊陶质佛像。克罗夫茨一眼看出，那是自己曾经拥有过的一件文物。随后，他与科雷利馆长取得了联系。1918年11月，克罗夫茨重返多伦多与馆长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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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商开始向馆长展示现有存货的照片。接下来，两人之间发生了以下对话：“我从未见过这类文物，它们没有在英国出现过。”“您说得没错，它们属于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好文物。”“或许你最好别谈价格，我们目前没有征集经费。但是，如果你不反对，我很想知道这两件东西值多少钱。”谈话在你来我往中继续进行。之后，科雷利（据他本人后来记述）说：“请把照片留在我这里。我无权让博物馆背上债务。但是，在我们让这批东西溜走之前，我要一分一分地从多伦多市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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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古董商收到了一张支票。藏品征集如行云流水般进行，绝大多数以跳楼价征购。在六年期间，前皮毛商克罗夫茨，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出售了5000多件墓葬雕塑、陶器和绘画藏品（参见彩色插图7）。1922年，当那对石狮抵达多伦多时，科雷利馆长通知古董商，说他获得了多伦多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头衔，那“属于现有最高荣誉，因为（加拿大）已不再授予爵士地位”。以下引用文字有助于解释那位供货商如何获得成功：“随着一条必须穿过早期陵墓的铁路开建，许多几乎不为人知的文物将会被发现。”此时，昔日的皮毛商，已成了乔治·克罗夫茨博士。这个尊称铺平了他向其他博物馆销售的通道。1923年，担任宾夕法尼亚艺术博物馆馆长的兰登·华尔纳宣称，科雷利馆长已同意与自己分享克罗夫茨博士最新猎获的中国文物。华尔纳提出，要特别关注那些“藏品中为数不少的杰出墓葬人物雕塑，以及类似的顶级代表作”。如华尔纳详细叙述，克罗夫茨提供的文物，补充了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中国唐代文物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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