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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石碑时代和铭文意思的争论持续不断。但是，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在长达一千年时间里，开封是一个起源于古波斯地区犹太人部落的安身之地。实际上，马可波罗曾提及犹太人现身中国。随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及几个世纪前的其他传教士，也都提到过此事。显然，开封犹太教堂原汁原味的安息日仪式，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50年代。那时，自然灾难使犹太人教堂遭到了毁坏。最近，犹太学者和以色列狂热分子，已确认并欢迎那些被流放犹太部落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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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履光备受鼓舞，很快将考古学当成了自己的第二职业。他利用实用主义方法开展研究，认为应与盗墓贼开展合作，既握手交流，也并肩挖掘。对此，我们找到了哈佛大学费正清及其艺术家、学者妻子维尔玛（她曾在怀履光最后署名出版物的封皮上画过素描）提供的证据。1982年，费正清出版了自传《与中国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他在书中回忆道：“在20世纪30年代考古争夺战中，怀履光做出的贡献超过了绝大多数外国人。我们拜访怀履光主教后一年多，发现他一直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寻求与当地从中国历史中获利的中国人合作，借以开展一项抢救工作，并取得了科学考古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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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的结果是，盗墓者通常会通过怀履光主教家的后门，把平日非法挖掘获得的战利品交付给他。因此，主教可在最新发现墓葬品转交北京古董商之前，对它们进行检查和征购。在怀履光的最后一部著作描述的8座陵墓中，只有一座属于科学发掘。其他7座陵墓都由洛阳铲直接刺穿进入墓中。洛阳铲属于特别适合盗墓的工具。在《甲骨文》一书中，彼得·赫斯勒有如此描述：洛阳铲是“一种从中间劈开的管状刀片，其后端捆绑一根长木棍”。那意味着三足青铜鼎等大件文物无法完整地从墓中取出，而是常常被强力捅破。“显然，那不属于暂时或偷偷摸摸的盗窃，而是一种长期活动，必定得到了地头蛇的保护。”费正清教授写道，“南京政府在河南没有任何根基。”中国的专业考古学仍处于不成熟阶段。如洛阳金村大墓情况一样，重要陵墓在洗劫一空后被回填。费正清最后哀叹道：“其原因只是庄稼地太珍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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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履光之所以能够与盗墓者开展不同寻常的合作，或得益于他的世俗生活方式。1873年，怀履光出生于英国的康沃尔市，父亲是英国共济会会员和工程承包商。威尔（大家都那么称呼他）4岁时，他的父亲迁至加拿大安大略省定居。年轻的怀履光很开朗，自以为是，却也要到教堂做礼拜。他每天都写日记，每篇日记前都引用一句《圣经》上的告诫语。青少年时期的怀履光一心向往冒险，决定当一名英国国教传教士。他进入了多伦多的威克里夫学院学习，于1896年获得圣职。怀履光在21岁时，散发了一首以“小苏格拉底”署名的诗。他在诗的最后写道：“与我一起大笑吧！我又成了男孩子。岁月较真不造假，今年我已二十一。”（令他惊喜的是，一家多伦多报纸发表了他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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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履光中等个子，头发乌黑，额头宽阔，嗓音低沉，身材瘦削而结实。他一直（如有人对歌德的形容）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普通人，一般人可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或者，用他的传记作者刘易斯·卡尔文·沃姆斯利的话讲：“怀履光被一种永无止境渴望和富于感染性的精神兴奋所驱动。他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好奇心，相信世界上的秘密在等待他去发现。”怀履光正是那样一位修道士。1896年5月，他刚向自己的甜心安妮·雷求过婚，便获悉自己要去中国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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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2月，怀履光独自一人从温哥华登上了“日本皇后号”轮船。抵达上海后，他得知自己被安排到福建省传教。那是中国南方一省，被认为是“外国鬼子”的冒险之地。他的目的地是一座山城，从庄严的福州港前往那里，需要乘坐驴车走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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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福州后，作为传教士见习生的怀履光，很快为自己购买了一件中式长袍、帽子和一条假辫子。那一年是猴年，经过义和团运动、围攻使馆区，以及慈禧太后从北京逃亡，满族统治阶层的精英，已开始走下坡路，各地充斥着各种密谋和排斥异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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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那个时代，与怀履光所能期待的一样有意思。此时，他在福建的建宁开始了自己的传教士生涯。那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山城，四周是云雾缭绕的茶园。怀履光在那里，开始学习中文口语和阅读，留蓄长辫子，并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怀履光。1897年10月，安妮·雷来到了上海，两人在那里完婚。怀履光夫人通情达理，她没有穿着中式服装，是冲动任性丈夫的平衡稳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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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挑战无处不在。加拿大英国圣公会传教会没有畏缩撤退，选择了迎难而上扩大影响。教会的长老们获悉，中国对创办医院和学校，采取了敞开大门的欢迎态度，怀履光似乎是可授权管理更大区域的理想人选。他曾经与麻风病患者一同工作，学习过顺势疗法，会演奏中国乐器，还知道如何制作腊八醋。而且，他还以“像中国人一样讲汉语的老外”而声名远扬。当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享有许多特权，包括容易引发众怒的治外法权。但是，当外国人因此遭受攻击时，能讲中文就变得格外重要。因此，当英国国教会总主教把河南省指定给加拿大时，英联邦自治领地的主管，把目光投向了来自安大略省的年轻人怀履光，安排他对付属于特别动乱地区的河南省。1909年，怀履光36岁，被任命为加拿大派往中国的首位英国国教主教，属于当时获得主教长袍、主教冠以及宗教法庭主教宝球的最年轻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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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年，怀履光便踏上了前往开封的征程。那里是北宋时期的古都，最近成了河南省首府，管辖着超过17万平方公里的3500万居民。3月，在一个令人难以睁眼的沙尘暴之日，怀履光夫妇乘坐轿子来到开封。迎接他们的（据怀履光传记记述）是一个3岁大的孩子，他伸出一个空饭碗，很有礼貌地问道：“你吃了没（当地问候语，相当于‘你今天过得好吗’）？”新主教似乎很快融入了开封熙熙攘攘的街道之中。“怀履光身材瘦小柔软，”在此继续引用沃姆斯利的描述，“怀履光走在大街上，看上去很像一个短小精悍的中国小伙儿。幸好，他头发乌黑，眼睛也不是那么湛蓝，不至于引发众人的议论纷纷。”虽然开封的辉煌仍然不为人知，连喝过墨水的老外也不例外。怀履光在那座城市担任主教的历史，也是同样的幸运，扣人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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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960—1127）九位皇帝统治期间，开封曾是中国的封建都城，达到了辉煌顶峰。人们普遍认为，宋代皇帝是“天朝王国”最有能力、最文明的统治者。北宋时期，见证了中国城市发展，印刷书籍首次面世，科学发明突飞猛进，经过严格考试形成了一批政治精英阶层。13世纪，开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令人难忘：它的人口约为140万，包括9个城郊居民区和军队家眷驻地，使开封城的面积达到古罗马城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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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的崛起，应归功于它毗邻黄河，以及不久前开通的大运河，中国北方的煤和铁，因此得以与通过驳船从土地肥沃的南方运来的粮食进行交易。开封还成了一个商业交叉路口，市场上挤满了来自中亚的大篷车。1961年简·雅各布斯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对那座已被遗忘的开封都城进行了理想化描述：那里一度成为城市天堂，和平、稳定，其令人愉悦的文明礼貌、生机勃勃的市井生活延续了一千年。对此我们有一个形象见证：《清明上河图》。那是一幅5米多长的卷轴绘画，据传由张择端创作。许多学者认为，那幅画作描绘了鼎盛时期的开封景象，包括一排排商店、水运航道、拱桥、花园、学校、寺庙、食品市场和戏院，其间点缀着骆驼大篷车、街头音乐家、杂技演员、官员和学生，以及里面有妓女和歌女的青楼（芝加哥大学网站有该卷轴画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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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年轻的怀履光主教，对所管辖的教会王国进行了调查。此时，他发现那座曾经的大都市，已沦为一个落后的省城。开封还保留着老城墙、令人难忘的铁塔、迷宫一样的水路以及千姿百态的花园。但是，由于开封邻近黄河泛滥区，洪水定期发作，那里的纪念碑式大型建筑已被冲走，几乎全部消失。除此之外，由于开封地区缺乏大型石材，早期大型建筑均采用夯土和易于腐烂的木结构。相对而言，当地的大量古墓更为经久耐用，它们支撑了开封的地下经济，使怀履光主教成为科雷利馆长的授权供货商，充实了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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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发现，我与怀履光在多伦多一起读过书。”科雷利馆长在自传中回忆道，“他向我们呈现了一幅1300年或1400年的精致绘画，技法高超，保存状况极好。由于怀履光与河南省某位大古董商结下了友谊，他受到了良好训练，对于所出土文物的情况一目了然……尽管怀履光温文尔雅，但他有勇气在破坏中拯救他的城市。”最后一句的意思是，在中国数十年军阀混战中，怀履光是一位全能调解人。20世纪中期，在一个危急时刻，怀履光主教给科雷利馆长寄了一封信，谈到了因军阀军队威胁产生的令人不安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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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封信说，怀履光主教从一个英国人那里获悉，军阀军队进入城镇10分钟内，便会前往他很熟悉的一座寺庙。那里保留着精美壁画。士兵们到达那里，会用刺刀抠出壁画上的人像，祖祖辈辈的僧人珍爱许多世纪的伟大绘画作品将会毁于一旦。僧人们安排了一些人，从寺庙墙上揭取壁画。他们切开厚厚的泥灰，将壁画一块一块切割下来。被切割的壁画共有80块，用棉花包裹后装车运走。僧人们也不知道它们被运往哪里，因而无法通过酷刑逼迫他们告知壁画的下落。当军阀来到那个寺庙时，那里只剩下空空荡荡的一面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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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怀履光估计，那些濒于灭绝的壁画属于元代时期的作品，价值非凡。寺庙名为兴化寺，建于公元992年，位于山西省一个偏远农村。那些壁画一直在兴化寺受到精心保护。此时，那里的僧人已是手忙脚乱。怀履光催促科雷利馆长买下那些壁画。1928年，科雷利馆长给那位英国中间人发报，提出了购买要求。80块壁画残片及时抵达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并被精心修复。科雷利就壁画修复问题征求兰登·华尔纳的意见，后者推荐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专家乔治·斯托特。在斯托特的建议下，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技术人员一丝不苟，重新修复了约12米的干壁画绘画，那便是目前为人所知的壁画《弥勒佛的乐园》。它描绘的是弥勒佛（未来佛）及其周围的一群神人、凡人贵族和个人随从，包括弥勒佛的理发师，整个画面显得虔诚、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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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购《弥勒佛的乐园》后，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又（通过山中商会）买入了另外两幅元代壁画。它们同样来自陷入危险之中的山西省，被称为“北斗星君”和“南斗星君”。“南斗星君”描绘的是与“天朝”干支纪年有关的12个动物。总而言之，用科雷利馆长的话说：“现在，我们拥有了一组我从未见过、最令人难忘的绘画。”（那些壁画被重新修复后，一直在该馆亚洲艺术展厅复原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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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怀履光还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提供了各类其他的文物：古代青铜器、带铭文的甲骨，它们为中国文化历史增添了崭新的序言。因此，1935年，怀履光从主教岗位退休后，顺理成章地到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开始了新的事业，担任了该馆东亚藏品保管部的主任。之后，怀履光发表了一系列博学多才的专题论文，包括他于1940年出版的《中国寺庙壁画》一书，其中附带有精美的插图。在那本书中，怀履光对上述3幅壁画进行了注解。福开森（另外一位传教士改行的古玩收藏家）曾为怀履光早期有关中国陵墓的书籍写过前言，他评论道：当时，怀履光在中国似乎属于“最幸运之人”，“能够通过可靠的代理，密切关注每个阶段的盗墓活动，对墓中出土的许多文物予以保护”。福开森应该对中国的情况一清二楚，他公正描述了专业考古学家的困惑，描述了他们为保护中国大地的出土文物，甚至盗墓者手上那些文物进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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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怀履光进退两难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怀履光自我评价很高，对此并非全无道理。他能很快地精准拿捏有关法律的问题。在怀履光出版的著作中，对于所购买文物如何进入他的视线，通过了何种渠道，他一直小心翼翼，闭口不谈。另一位传教士出身的挖掘者是明义士，怀履光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有关中国青铜时代的知识。尽管如此，怀履光在自己的著作中，并未对同事明义士的工作给予足够赏识。中国学者董福林是明义士牧师传记的作者，他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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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董福林统计，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有数百件（甚至可能是数千件）中国文物，包括玉器、青铜器、陶器和绘画，属于非法走私到加拿大的，违反了1930年中国禁止出口古物的法律。他坚持认为，怀履光通过不知名的小火车站运送文物，那里的检查形同虚设；或在其他传教士的行李中夹带文物。董福林披露的情况引发了中国媒体的公开辩论，尽管尚未有人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正式提出文物返还要求。争论也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明义士。在职业道德方面，明义士选择的道路，与河南省主教怀履光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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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义士是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不同寻常的是：明义士不仅在加拿大受到尊敬，在中国也是如此。他被中国誉为“殷商文化和甲骨文的最重要的西方学者”。明义士1957年去世。由于冷战原因，他生前未能重访自己长期在安阳居住的老房子。尽管如此，2004年，明义士在安阳的故居，被指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明义士之所以令人感兴趣，不仅在于他对中国考古学发挥的先驱作用；也在于他坚定不移地认为，他所发现的绝大多数文物属于中国，也应该留在中国。明义士总共收集了35913件带铭文甲骨，以及23000件其他古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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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助重新发现已失落的中国国家、文明根源方面，明义士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发现并解读甲骨文之前，人们推测中国最古老的商周王朝，至多是尚未成形，或属于杜撰。但是，“龙骨”（带有铭文的龟甲和牛骨）的发现，不但使怀疑者哑口无言，也表明中文是最古老且一直延续使用的书写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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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商代是富于创造性的生产者。西周崛起前，商代的30位统治者统治了7个世纪。“随着周克商，”费正清归纳道，“中国的国家形态最终形成。而诸如青铜器铭文以及新出土的周代甲骨文等新考古证据，均可与中国古代文献和最早历史记载吻合，与那些久为人知的古代地名、人物和事件吻合。”通过对其统治者赋予“天赋王权”，商代和周代创造了新的合法统治地位。因此，同质、勤劳、早熟的中国人民，得以沿着“天朝”封建统治的道路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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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都证明了古代甲骨文的作用。根据一个常被人提起的故事，甲骨文发现于1899年。当时，清代一位名叫王懿荣的官员患上了疟疾。他的医生给他开了一服俗称“龙骨”的药方，其中包括碾碎的龟甲。王懿荣拜访了北京当地的药店，注意到那些尚未碾成粉末的甲骨上刻有一些清晰可辨的文字，与他在古代青铜器看到的文字类似。义和团起义爆发时，王懿荣正在深入研究那些奇怪甲骨。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领馆时，王懿荣被任命担任京师团练大臣。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时，面临着投降或被流放的结局，他选择了服毒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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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懿荣自杀后，他收集的一千多件甲骨文转手落入同僚刘鹗手中。1903年，刘鹗出版了首部有关玄妙甲骨文的著作。之后，刘鹗得罪了清政府的权力部门，因遭腐败指控被流放新疆。1909年，刘鹗在新疆去世，端方接手了那批甲骨文的鉴别工作。端方是清廷著名官员，也是首屈一指的文物收藏家，曾出高价征集甲骨文。如本书前面所述，1911年，发生了成功推翻满族清王朝的起义。其间，端方被手下叛乱军队砍掉了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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