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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路易莎夫人谈到了摆姿势的话题。但是慈禧太后坚持己见。最后，慈禧太后同意了肖像所采用的姿势，以及带水仙和“双喜”图案的黄色锦缎服装。接下来，她们确定了肖像的巨大尺寸——1.83米×3.05米。由于宫廷的木匠不会拉开油画布，那份工作就落在了画家本人和一大群太监身上。“我自己使用铁钳子拉拽画布，”凯瑟琳写道，“太监们站在凳子上，拽住画布四角。一个太监拿着大头针，另一个拿着锤子……我每发出一个口令，总管太监都会大声重复一遍。每当太监们没能领会我的指令，总管太监会呵斥他们，威胁要‘打竹板’。最后，我完成了那个艰巨任务，伸开撑好了巨大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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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大家一致同意，把画像的次数定为两次。但是，慈禧被画像那件事儿弄得挺着迷，整个过程一拖就是9个月。凯瑟琳则像个犯人，居住在醇亲王的宫殿里，直到占星家宣布：肖像必须于1904年4月19日4时完成。此时出现了问题。慈禧觉得画像不再好玩，难以安静下来。路易莎的女儿德龄，只得作为替身摆出姿势。而且，慈禧太后并不认可西方的艺术习惯，比如明暗法：“我不想让人们在那里想象，我的脸是一半儿白，一半儿黑。”慈禧还以为画面上的珠宝可以轻而易举地去除，就像从人身上摘下来一样。最终，慈禧的肖像以四平八稳结束。那种效果并非画家本人的过错。凯瑟琳给一位东方学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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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梦想，把慈禧太后画得像一尊佛像：她在清王朝古老的龙椅上端坐，弯曲的美臂、玉手摆放在龙椅扶手之上，使它们的优雅，与扶手的严峻线条形成反差……慈禧具有极其吸引人的个性，仅此一点，就能使肖像抓住观众。在龙椅的左边，我会安放一个巨大的宫廷火盆，蓝色的火焰跳向空中。火焰的光芒，在她的珠宝和服饰皱纹上到处闪耀。整个画面弥漫着一种蓝色熏香烟雾，从古老青铜香炉之中冉冉升起。在画面底部，慈禧太后的脚下有一对龙，张牙舞爪，难以驾驭。而慈禧那位“永恒女性”，则眼神神秘莫测，流露出永远令人难以捉摸的光亮。慈禧应是明察秋毫。她以近乎残酷的洞察力，将周围的一切谜团尽收眼底。在暗淡内景中，她的面部应该是光彩照人。因为，她的个性，已超越了她所身处的真实环境。我应努力在那张极具个性的脸上，展现慈禧本性中的所有能量和长处，放大那张脸的每个特点，而不是使用柔和的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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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慈禧太后对肖像效果十分满意。她要求凯瑟琳留下来，继续创作更多肖像。凯瑟琳有礼貌地拒绝了太后的请求。但是，作为对凯瑟琳努力的奖赏，慈禧向她授予了“双龙宝星”奖章和二类三级勋章；同时，还赏赐她一条名为“金琥珀”的北京哈巴狗，以及为3幅肖像画支付的1500英国畿尼。在春节期间，周到细致的慈禧太后，又送给凯瑟琳两件裘毛衬里衣服，它们对欧式服装和中式服装进行了折中：一条褶皱裙，其正前中间带有刺绣镶嵌杂色条纹，以及上身所穿的短上衣。乔装打扮后，凯瑟琳为自己拍了照片。她头戴慈禧设计的黑貂毛皮帽，那是太后从旧印刷图片上复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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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完成后，慈禧设计了樟木相框，让人制作了一个与画像匹配的巨大架子。从那时起，人们对待路易莎所作肖像，就像对待活女神一样。那套宫廷展示首先邀请各国公使馆女眷进行专场鉴赏。慈禧太后先是在金銮殿接见她们，之后再用四周带帷幔的轿子，把她们抬到凯瑟琳的宽敞工作室，那里配备有适合作画的灯光。公使女眷在那里赏画，陪同她们的还有宫里的女眷。第二天，受邀享此殊荣的是王子们和其他王公贵族，由于他们不得进入宫内后妃居住区，只得把肖像画搬到外面。人们搭起脚手架，把画像放到画架上，并让路易莎的儿子荀龄为肖像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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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的肖像，通过专门建造的铁路运往火车站，“因为一般运输工具，被认为不适合运送太后陛下的肖像”。另有一趟专列把“圣像”运往天津港，在那里受到了地方总督及其官员的迎驾，继而乘开往上海的轮船，转船驶往旧金山。之后，在官员护送下，乘坐列车包厢抵达圣路易斯。6月19日4时（我们猜测那个日期和时辰并非巧合），溥伦亲王在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的美术馆迎接“圣像”。美术馆的助理馆长和董事会几位成员，参加了肖像的开箱活动。人们拿开包裹肖像的黄绸缎，用香槟庆祝肖像的大驾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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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会结束后，肖像被运往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公使把它赠送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他代表美国接受了那件礼物。后来，肖像被转往史密森尼学会，出借给了台北历史博物馆。它在那里逐渐憔悴，直到20世纪60年代被发现，送回华盛顿修复。目前，那幅肖像有了崭新的特制画框，属于赛克勒美术馆的馆藏。凯瑟琳·卡尔则返回纽约居住。1938年，她在洗澡时被烧伤，死于非命。1905年，凯瑟琳出版了《与慈禧太后为伴》一书，将其献给了罗伯特·赫德爵士。2012年，该书被再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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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利总统挑选的美国驻中国公使，是自己在法学院时的密友、前爱荷华州国会议员埃德温·康格。1898年7月，康格作为美国全权代表公使抵达中国。当时正值中国开始发生攻击基督教徒事件，进而引发了义和团起义（之后的报纸报道，康格死于中国狂热分子之手，那也是他的命运）。今天看来，康格被选为驻华公使令人难以理解。他之前在美国驻巴西使馆任过职，对远东事务一无所知。康格不仅不会讲中文，也不会讲法语。义和团起义失败后，有关赔偿协商使用的语言正是法语。幸好，康格得到了麦金利的特使威廉·伍德维尔·柔克义的帮助，柔克义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中文，也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密友。“庚子赔款”谈判时，却出现了令人尴尬的情况：只允许公使参加正式会议。因此，柔克义只得依靠其他公使透露的消息。尽管如此，在给海约翰的信中，柔克义这样谈及康格：“我和康格相互欣赏，一见如故。他给了我无与伦比的热烈欢迎，把我作为合作者予以接纳，我对此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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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9月，柔克义抵达北京，那里已是一片废墟，见证了仍在中国北方发生的恐怖场面。柔克义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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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沽到北京，整个中国完全处于完美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多亏有了外国军队的出现，给那里带去了秩序。“遵守纪律的欧洲军队”四处指挥运作，肯定与13世纪蒙古军队的所作所为别无两样。从海滨到北京，几乎没有一座房屋不被抢劫，其中所有可移动物品被洗劫一空，有一半房屋被一把大火点燃烧毁。北京一直遭受最被认可的方式掠夺：从将军到随军流动的平民，从列强公使到最低等随员，从主教到等级最低的传教士，大家都在偷、抢、掠夺、敲诈勒索，干着耻辱的勾当——而那些行为目前仍在继续进行。昨天，我和夫人一起沿城墙走到了古观象台，那里有壮观的青铜观象仪器，有些可能建造于13世纪。我们看到，法国和德国士兵正一件件拆卸那些青铜观象仪，把它们运往巴黎和柏林。那些东西安然无恙留存了7个世纪，却未能逃过文明西方人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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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和德国人可以暂时休战，不计前嫌，像双胞胎一样打家劫舍。”柔克义抱怨道，但是，在他的轻蔑嘲笑中，美国人也没有置身度外，“此次对中国的远征，将作为本世纪最不光彩事件，被历史铭记。让我心碎的是，美国也与此脱不了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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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期间，德国公使和日本使馆的书记被杀，超过3000名中国基督教徒和大批传教士未能幸免于难，外国和中国基督教徒的财产也被破坏或损毁。马克·吐温是美国最重要的反帝国主义者。针对传教士将中国赔偿的鲜血钱“用于传播福音”的呼吁，他撰写了一篇著名的杂文《致坐在黑暗之中的人们》，把矛头指向了麦金利总统、英国殖民地事务国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称他们是“文明之福基金会”，试图“把文明之福传给我们坐在黑暗之中的兄弟”。在此，我们引用他一小段揶揄挖苦文字：德国皇帝“在山东暴乱中损失了几名传教士”，而“中国则不得不向他们每人支付10万美元和近2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土地价值2000万美元，居住着数百万居民，还要为此建立一座纪念碑和一座基督教堂。在指望中国人记住那些传教士的同时，又要他们忘记那些纪念物背后的昂贵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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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开展的战争赔偿谈判，进行了数月之久。中国同意赔偿33300万美元，由列强根据各自损失瓜分。回顾往事，柔克义成为那一时刻的英雄：他指定将中国赔款用于美国大学奖学金，提供给中国有价值的男男女女。奖学金的获得者中，出了一位总统、一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还有许多杰出的教育家和公务员。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署。流亡到西安的清政府，准备在严寒的来年1月重返北京紫禁城。如《纽约时报》报道，在北京火车站有两个中国骑兵连，士兵们骑着白马，还有两个连的澳大利亚士兵，也同样骑着马。他们在等候专列进站，等待列车上的中国皇帝、皇太后、年轻的皇后、后妃以及宫女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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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名官员、亲王、总督、道台，身着绫罗绸缎和皮草，把车站弄得五彩缤纷。站台上，有一件黄袍时而在人群簇拥中熠熠闪亮。当皇帝现身时，所有迎驾的队伍纷纷拜倒，跪地不起，直到皇帝陛下坐进轿子……在中国骑兵带领下，迎驾马队从车站出发。随后是骑着毛发蓬松的蒙古马的官员大队、满族旗手、手持伞盖者和步枪兵，身披最近获赐黄袍的袁世凯总督、端坐八抬大轿上的皇帝。在他们的两边，各有一队步兵护卫。之后是随行人员同样招摇的皇太后……皇帝、太后经过时，列队道路旁边的士兵们下跪，举枪致敬。喇叭手不停吹奏各自乐器。虽然街道已被清场，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拥挤在行进路线的高处举手张望。这种情况在从前绝不允许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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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是一系列的招待会。在理顺外国社团与清宫关系方面，康格夫人发挥了领先作用。1902年2月1日，在轿夫和中国骑兵护送下，外国使团的女眷和孩子，乘坐29乘绿色轿子前往紫禁城。换乘红色宫廷轿子后，由身穿黑袍的太监抬往宫殿门口。她们在那里面见慈禧太后和她的侄子光绪皇帝。康格夫人是那群人中唯一来过紫禁城的人。她担任了女眷的发言人，祝贺慈禧太后等人重返紫禁城，表示希望“令人悲伤的刺痛，将会消退”，希望未来大家的关系更加坦诚，更加可信，更加友好。致辞等活动后，慈禧太后双手紧握康格夫人的两手。如康格夫人写道：“太后被自己的感情所征服。当她可以控制嗓音时，她说：‘我很后悔，为以前发生的骚乱悲伤，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从今以后，中国要成为外国人的朋友……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成为朋友。’”讲话结束时，慈禧转向康格夫人，拉开她的手，随后从自己手指上撸下“一枚厚重、镶嵌一颗精美珍珠的金戒指”。她把戒指戴到康格夫人的手指上，又从自己的手腕上扒下几件手镯，一股脑戴到康格夫人的手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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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康格与慈禧手挽手，接受老佛爷的个人珠宝，使她受到了尖锐批评。约翰·奥特韦·珀西·布兰德是一名记者，为罗伯特·赫德爵士当了13年的私人秘书。他写过《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与同样不怎么有名的埃德蒙·巴克斯合著）一书，用充满污言秽语的文字，描述了大清帝国最后的日子。他在该书中称康格夫人是“一根筋”；对慈禧与公使夫人们的会面，也大唱反调。在给《泰晤士报》记者乔治·莫里森的一封信中，布兰德表达了自己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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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格夫人念的稿子前言不搭后语，让人感觉像一头白痴、愚昧的蠢驴。女眷去紫禁城参加招待会理所当然。但是，她们理应表现得与自己代表的文明相匹配。就在前不久，中国的皇宫和政府，对那个文明给予了无情蔑视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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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森则认为，那次会见，“是清廷返回紫禁城后发生的最具革命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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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格夫人成了慈禧太后的朋友。她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科学派信徒。当时，那是美国主妇中十分流行的一个基督教教派，其领袖和创始人是记者玛丽·贝克·埃迪。与其他相识的传教士相比，康格夫人对中国人和他们的皇后显得更为宽容。她招待过宫女吃午餐，因此名声大噪。但是，一直让《泰晤士报》记者莫里森愤愤不平的是，康格夫人“与那位狠毒凶悍的老妇人慈禧太后相当亲密，还有一位美国人凯瑟琳小姐正在为她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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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正如康格夫人写给女儿劳拉的信中所言，她之所以想出为慈禧画像的主意，是因为“几个月以来，我对报纸刊登的不公平的讽刺插图感到愤慨，它们把太后陛下描绘得极其吓人”，而她“有一个日益强烈的愿望：应该让世界更多地看到她的真实面貌”。作为一个让许多传记作者为之着迷的女人，面对西方人和日本人的入侵，慈禧太后还是做出了各种努力，试图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失败以后，她经历了来自洋人的太多羞辱。在外国传教士眼里，慈禧落后、独裁。在记者眼中，她低能、贪婪、堕落、邪恶。慈禧太后的形象，当然应该得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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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心讲，康格夫人是一位收藏家。她“收藏”人，收藏家具和中国艺术品。她自我评价道：“在中国，我是一名探索者，对中国（万物）感兴趣。我欣赏它们的美丽，进而希望对制造它们的人民有所了解。”参加生日、特别庆典等活动，意味着赠送礼品。但是，康格夫人写道，在媒体批评她接受慈禧太后赠送手镯和戒指后，“外国公使要求，不允许再向清宫女士送礼”。那些口诛笔伐似乎对慈禧没有任何影响。康格夫人写道，她们再次会面时，慈禧甚至把她拉到旁边，强塞给她一个小玉人，并悄悄地打个手势告诫：“别告诉别人。”慈禧赠送的其他宫廷礼物，还包括宫里喂养的两条狗：一条狮子狗叫“谢尔扎”，另一条京巴狗叫“虎子”，以及送给康格夫人孙女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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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驻欧洲首都的使领馆相比，1898年的北京并非吃香之地。中国人知道，北京的东交民巷是外国使馆区。它位于紫禁城的东南方，被玉河一分为二。外国人贬称那里是“皇宫的下水道”。伊莱扎·西德莫尔经常去看望在使馆工作的弟弟，据她描述：“使馆区的街道脏乱不堪，那里的漂亮花卉，被弄得仿佛在尘土中打过滚，脏臭令人心生厌恶。使馆门外的街道成了一个垃圾场，堆满了各种令人恶心的污物。”尽管如此，在使馆的高墙之内，外交官们占据着另外一个别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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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欧洲居民所住的区域被打理得相当漂亮。从喧闹街道突然走进美不胜收的公园和花园，走入那里居民的客厅、舞厅，可看到那些杰出人士如在欧洲一样生活，自娱自乐。那种景象展现出北京天壤地别的最大反差，令人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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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格担任美国外交官之前，曾是一位银行家。但是康格个人并非富豪，夫妻二人的收入达不到支撑外交生涯的水准。在那些岁月，美国的外交使节职位被认为是一种荣誉，须就任者自掏腰包补贴工作。根据一项记录，与“驻外任满一届后肯定会获得升职和嘉奖”的欧洲专业外交官相比，康格公使“住的是拥挤的出租屋，报酬只有其他国家公使的四分之一。而且，他不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外交官。即便熟悉了外交工作，另一位总统当选时，他也一定会被请出外交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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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起义破坏美国公使馆时，康格公使也遭受了损失。公使的许多个人物品被破坏或抢劫。康格夫妇租用了寺庙三官庙作为新住处，很可能需要自己支付装修费用。然而，尽管丈夫的年薪只有区区13000美元，在北京的宫殿遭到掠夺后，康格夫人仍然收集了众多藏品，后来在北京宫殿遭洗劫时，这些藏品引发了争议（读者还记得，美国公使馆一等秘书赫伯特·斯奎尔斯及其优雅的夫人哈里特借机猎获了大量战利品。据《纽约时报》报道，那些东西装满了几节火车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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