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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利总统挑选的美国驻中国公使，是自己在法学院时的密友、前爱荷华州国会议员埃德温·康格。1898年7月，康格作为美国全权代表公使抵达中国。当时正值中国开始发生攻击基督教徒事件，进而引发了义和团起义（之后的报纸报道，康格死于中国狂热分子之手，那也是他的命运）。今天看来，康格被选为驻华公使令人难以理解。他之前在美国驻巴西使馆任过职，对远东事务一无所知。康格不仅不会讲中文，也不会讲法语。义和团起义失败后，有关赔偿协商使用的语言正是法语。幸好，康格得到了麦金利的特使威廉·伍德维尔·柔克义的帮助，柔克义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中文，也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密友。“庚子赔款”谈判时，却出现了令人尴尬的情况：只允许公使参加正式会议。因此，柔克义只得依靠其他公使透露的消息。尽管如此，在给海约翰的信中，柔克义这样谈及康格：“我和康格相互欣赏，一见如故。他给了我无与伦比的热烈欢迎，把我作为合作者予以接纳，我对此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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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9月，柔克义抵达北京，那里已是一片废墟，见证了仍在中国北方发生的恐怖场面。柔克义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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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沽到北京，整个中国完全处于完美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多亏有了外国军队的出现，给那里带去了秩序。“遵守纪律的欧洲军队”四处指挥运作，肯定与13世纪蒙古军队的所作所为别无两样。从海滨到北京，几乎没有一座房屋不被抢劫，其中所有可移动物品被洗劫一空，有一半房屋被一把大火点燃烧毁。北京一直遭受最被认可的方式掠夺：从将军到随军流动的平民，从列强公使到最低等随员，从主教到等级最低的传教士，大家都在偷、抢、掠夺、敲诈勒索，干着耻辱的勾当——而那些行为目前仍在继续进行。昨天，我和夫人一起沿城墙走到了古观象台，那里有壮观的青铜观象仪器，有些可能建造于13世纪。我们看到，法国和德国士兵正一件件拆卸那些青铜观象仪，把它们运往巴黎和柏林。那些东西安然无恙留存了7个世纪，却未能逃过文明西方人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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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和德国人可以暂时休战，不计前嫌，像双胞胎一样打家劫舍。”柔克义抱怨道，但是，在他的轻蔑嘲笑中，美国人也没有置身度外，“此次对中国的远征，将作为本世纪最不光彩事件，被历史铭记。让我心碎的是，美国也与此脱不了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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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期间，德国公使和日本使馆的书记被杀，超过3000名中国基督教徒和大批传教士未能幸免于难，外国和中国基督教徒的财产也被破坏或损毁。马克·吐温是美国最重要的反帝国主义者。针对传教士将中国赔偿的鲜血钱“用于传播福音”的呼吁，他撰写了一篇著名的杂文《致坐在黑暗之中的人们》，把矛头指向了麦金利总统、英国殖民地事务国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称他们是“文明之福基金会”，试图“把文明之福传给我们坐在黑暗之中的兄弟”。在此，我们引用他一小段揶揄挖苦文字：德国皇帝“在山东暴乱中损失了几名传教士”，而“中国则不得不向他们每人支付10万美元和近2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土地价值2000万美元，居住着数百万居民，还要为此建立一座纪念碑和一座基督教堂。在指望中国人记住那些传教士的同时，又要他们忘记那些纪念物背后的昂贵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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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开展的战争赔偿谈判，进行了数月之久。中国同意赔偿33300万美元，由列强根据各自损失瓜分。回顾往事，柔克义成为那一时刻的英雄：他指定将中国赔款用于美国大学奖学金，提供给中国有价值的男男女女。奖学金的获得者中，出了一位总统、一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还有许多杰出的教育家和公务员。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署。流亡到西安的清政府，准备在严寒的来年1月重返北京紫禁城。如《纽约时报》报道，在北京火车站有两个中国骑兵连，士兵们骑着白马，还有两个连的澳大利亚士兵，也同样骑着马。他们在等候专列进站，等待列车上的中国皇帝、皇太后、年轻的皇后、后妃以及宫女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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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名官员、亲王、总督、道台，身着绫罗绸缎和皮草，把车站弄得五彩缤纷。站台上，有一件黄袍时而在人群簇拥中熠熠闪亮。当皇帝现身时，所有迎驾的队伍纷纷拜倒，跪地不起，直到皇帝陛下坐进轿子……在中国骑兵带领下，迎驾马队从车站出发。随后是骑着毛发蓬松的蒙古马的官员大队、满族旗手、手持伞盖者和步枪兵，身披最近获赐黄袍的袁世凯总督、端坐八抬大轿上的皇帝。在他们的两边，各有一队步兵护卫。之后是随行人员同样招摇的皇太后……皇帝、太后经过时，列队道路旁边的士兵们下跪，举枪致敬。喇叭手不停吹奏各自乐器。虽然街道已被清场，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拥挤在行进路线的高处举手张望。这种情况在从前绝不允许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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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是一系列的招待会。在理顺外国社团与清宫关系方面，康格夫人发挥了领先作用。1902年2月1日，在轿夫和中国骑兵护送下，外国使团的女眷和孩子，乘坐29乘绿色轿子前往紫禁城。换乘红色宫廷轿子后，由身穿黑袍的太监抬往宫殿门口。她们在那里面见慈禧太后和她的侄子光绪皇帝。康格夫人是那群人中唯一来过紫禁城的人。她担任了女眷的发言人，祝贺慈禧太后等人重返紫禁城，表示希望“令人悲伤的刺痛，将会消退”，希望未来大家的关系更加坦诚，更加可信，更加友好。致辞等活动后，慈禧太后双手紧握康格夫人的两手。如康格夫人写道：“太后被自己的感情所征服。当她可以控制嗓音时，她说：‘我很后悔，为以前发生的骚乱悲伤，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从今以后，中国要成为外国人的朋友……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成为朋友。’”讲话结束时，慈禧转向康格夫人，拉开她的手，随后从自己手指上撸下“一枚厚重、镶嵌一颗精美珍珠的金戒指”。她把戒指戴到康格夫人的手指上，又从自己的手腕上扒下几件手镯，一股脑戴到康格夫人的手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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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康格与慈禧手挽手，接受老佛爷的个人珠宝，使她受到了尖锐批评。约翰·奥特韦·珀西·布兰德是一名记者，为罗伯特·赫德爵士当了13年的私人秘书。他写过《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与同样不怎么有名的埃德蒙·巴克斯合著）一书，用充满污言秽语的文字，描述了大清帝国最后的日子。他在该书中称康格夫人是“一根筋”；对慈禧与公使夫人们的会面，也大唱反调。在给《泰晤士报》记者乔治·莫里森的一封信中，布兰德表达了自己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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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格夫人念的稿子前言不搭后语，让人感觉像一头白痴、愚昧的蠢驴。女眷去紫禁城参加招待会理所当然。但是，她们理应表现得与自己代表的文明相匹配。就在前不久，中国的皇宫和政府，对那个文明给予了无情蔑视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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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森则认为，那次会见，“是清廷返回紫禁城后发生的最具革命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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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格夫人成了慈禧太后的朋友。她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科学派信徒。当时，那是美国主妇中十分流行的一个基督教教派，其领袖和创始人是记者玛丽·贝克·埃迪。与其他相识的传教士相比，康格夫人对中国人和他们的皇后显得更为宽容。她招待过宫女吃午餐，因此名声大噪。但是，一直让《泰晤士报》记者莫里森愤愤不平的是，康格夫人“与那位狠毒凶悍的老妇人慈禧太后相当亲密，还有一位美国人凯瑟琳小姐正在为她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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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正如康格夫人写给女儿劳拉的信中所言，她之所以想出为慈禧画像的主意，是因为“几个月以来，我对报纸刊登的不公平的讽刺插图感到愤慨，它们把太后陛下描绘得极其吓人”，而她“有一个日益强烈的愿望：应该让世界更多地看到她的真实面貌”。作为一个让许多传记作者为之着迷的女人，面对西方人和日本人的入侵，慈禧太后还是做出了各种努力，试图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失败以后，她经历了来自洋人的太多羞辱。在外国传教士眼里，慈禧落后、独裁。在记者眼中，她低能、贪婪、堕落、邪恶。慈禧太后的形象，当然应该得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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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心讲，康格夫人是一位收藏家。她“收藏”人，收藏家具和中国艺术品。她自我评价道：“在中国，我是一名探索者，对中国（万物）感兴趣。我欣赏它们的美丽，进而希望对制造它们的人民有所了解。”参加生日、特别庆典等活动，意味着赠送礼品。但是，康格夫人写道，在媒体批评她接受慈禧太后赠送手镯和戒指后，“外国公使要求，不允许再向清宫女士送礼”。那些口诛笔伐似乎对慈禧没有任何影响。康格夫人写道，她们再次会面时，慈禧甚至把她拉到旁边，强塞给她一个小玉人，并悄悄地打个手势告诫：“别告诉别人。”慈禧赠送的其他宫廷礼物，还包括宫里喂养的两条狗：一条狮子狗叫“谢尔扎”，另一条京巴狗叫“虎子”，以及送给康格夫人孙女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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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驻欧洲首都的使领馆相比，1898年的北京并非吃香之地。中国人知道，北京的东交民巷是外国使馆区。它位于紫禁城的东南方，被玉河一分为二。外国人贬称那里是“皇宫的下水道”。伊莱扎·西德莫尔经常去看望在使馆工作的弟弟，据她描述：“使馆区的街道脏乱不堪，那里的漂亮花卉，被弄得仿佛在尘土中打过滚，脏臭令人心生厌恶。使馆门外的街道成了一个垃圾场，堆满了各种令人恶心的污物。”尽管如此，在使馆的高墙之内，外交官们占据着另外一个别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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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欧洲居民所住的区域被打理得相当漂亮。从喧闹街道突然走进美不胜收的公园和花园，走入那里居民的客厅、舞厅，可看到那些杰出人士如在欧洲一样生活，自娱自乐。那种景象展现出北京天壤地别的最大反差，令人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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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格担任美国外交官之前，曾是一位银行家。但是康格个人并非富豪，夫妻二人的收入达不到支撑外交生涯的水准。在那些岁月，美国的外交使节职位被认为是一种荣誉，须就任者自掏腰包补贴工作。根据一项记录，与“驻外任满一届后肯定会获得升职和嘉奖”的欧洲专业外交官相比，康格公使“住的是拥挤的出租屋，报酬只有其他国家公使的四分之一。而且，他不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外交官。即便熟悉了外交工作，另一位总统当选时，他也一定会被请出外交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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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起义破坏美国公使馆时，康格公使也遭受了损失。公使的许多个人物品被破坏或抢劫。康格夫妇租用了寺庙三官庙作为新住处，很可能需要自己支付装修费用。然而，尽管丈夫的年薪只有区区13000美元，在北京的宫殿遭到掠夺后，康格夫人仍然收集了众多藏品，后来在北京宫殿遭洗劫时，这些藏品引发了争议（读者还记得，美国公使馆一等秘书赫伯特·斯奎尔斯及其优雅的夫人哈里特借机猎获了大量战利品。据《纽约时报》报道，那些东西装满了几节火车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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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追求的不是数量，”康格夫人写道，“而是中国不同种类最佳制品的优秀代表作。”她痴迷于中国人穿戴的五彩缤纷的服饰。在其出版的信件中，有许多谈到了她与满族宫女的会面，描述了皇太后和宫女的穿着打扮。康格夫人是最早收集中国宫廷服饰的收藏家，尽管她还是挡住了诱惑，最终没有穿戴那些服饰。1903年，康格夫人给女儿写道：“最近，我得到了一些顶级藏品。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想要得到它们，但不知道如何得手。中国的公主和夫人们协助我收集了她们漂亮的服饰，以及没有公开出售的其他东西。寻找宝物的朋友们给我拿来了许多东西，都是他们在未被涉足的地区深入探索的成果。他们将我带入了一个旁门左道，那里没有烦恼，时间已深深掩埋了它们的稀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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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对外国使馆区的围攻，给康格公使的健康造成了伤害。他患上了痢疾，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辞呈。1905年4月，康格夫妇乘坐“西伯利亚”号轮船返回美国，在加州的帕萨迪纳市定居。1907年，康格去世。康格夫人继续过着自己的日子。如康格夫人传记的作者格兰特·海特·孟席斯所细述，康格夫人的晚年陷入了她在中国征集藏品的丑闻之中。第一件丑闻，是她在北京花90美元买入了一块地毯，转手以6910美元卖出。《纽约时报》公开质疑，说读者们想知道，康格夫人是否“从一块精致地毯中赚了大钱”？她低价买入，是否因为那是赃物？她是按90美元纳税，还是按6910美元纳税？康格夫人公开拍卖了自己的藏品，总收益为36207.5美元；其中有若干件藏品来自清宫和寺庙。纽约《世界晚报》报道的题目是：《由美国驻华公使携带入境、属于八国联军从北京盗窃、印有美国烙印的“赃物买卖”获准进行》，报道中写道：“的确，美国外交公使及其后来成为公使女婿的年轻军事助手，并没有偷盗清宫的玉器、象牙和青铜器，或绫罗绸缎、刺绣。”然而，报道随即谴责道，“盗窃那些东西的窃贼，却在美国国旗下找到了一个市场。”另一篇报道宣称，康格夫妇还谋求了一项协议，使“中国战利品”免税入境。一位美国海关官员解释道：“我们允许美国外交公使或外国公使、大使免税带入任何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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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唇枪舌剑仍在继续上演。报纸不断曝光哪些博物馆、哪位收藏家购买了“战利品”。销售活动第二天，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买入了一件精致的寺庙黄旗，以及一卷带有万字符的紫色锦缎。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的皮博迪博物馆买下了两个朝鲜枕套。霍温成为最高出价者，他以825美元的价格买下一件蓝锦缎清代官服。于是，美国国会就外交人员费用问题举办了听证会。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代表詹姆斯·卢瑟·司雷登对康格夫人予以谴责，并要求听证会对他所读一篇报纸文章予以记录：“星期六，一位著名的外国人在纽约俱乐部说：‘如果中国人劫掠了华盛顿，你们在十年以后，听说北京举办了拍卖会，其中许多拍品是白宫的珍宝，以及首都最好的官邸里面的东西，你们美国人会作何感想？’”国会议员司雷登引用了《纽约太阳报》的声明，称康格夫人的收藏，“并非属于收藏家沉溺于个人爱好，经过多年缓慢积累的结果，而是反映了一位有头脑、有审美品味的女人不失时机的征购。她在一场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中，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特别有利的地位，可信手拈来令全世界感兴趣的物品”。作为与清宫有联系的美国驻中国公使的夫人，她还有一个先天优势，“她可以把自己仔细挑选的战利品带入美国，还不用交纳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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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公众的强烈抗议，康格夫人试图私下卖掉剩余藏品。“我有许多中国刺绣，都是老货，图案丰富，精美绝伦。”她给查尔斯·朗·弗利尔写信，希望能够达成交易，“它们色彩丰富多样，有最扎眼的‘硬彩’，也有淡雅中的极品。那些宫廷外套、床罩、薄毯、桌布、靠垫、被罩、旗帜等，属于最精美的刺绣，全是手工精心制作而成的。”康格夫人并未避讳提及它们的出处：一对花瓶“是中国慈禧太后赠送的礼品……她老人家曾送给我许多价值不菲的礼物。许多礼物经过了精挑细选，包含着感情，对我而言十分宝贵”。其中最罕见的，是“慈禧太后本人创作的3册手卷画。两册属于她送给我的，另一册是康格先生离开中国时，慈禧太后亲自绘制的礼品。慈禧太后会告诉某位中国学者一个主题，由他赋诗一首。之后，她老人家会在手卷上描绘出诗中意境。手卷上有诗和作者的印章，顶端则是慈禧太后的大玉玺印，那是她老人家的私印。那些东西都是稀有珍宝，不应该秘不示人。我愿意为此放弃我的所有”。弗利尔很可能没有回信。那时，他已经病入膏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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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格夫人的晚年，在波士顿和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的基督教科学派养老院度过。1932年，康格夫人过世。1991年，她的孙女埃德森·朱维尔，把康格祖母剩余的数百件藏品，捐赠给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哈佛大学的皮博迪考古和人种学博物馆以及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其中一些属于慈禧太后赠送的私人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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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柔克义接替了康格公使的工作。毫无疑问，他是早期美国最合格的外交使节，或许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学者外交官。柔克义也是一位重要收藏家，藏品涉及服装服饰、装饰物和礼器、武器、乐器、数千件图书和手稿。柔克义去世后，他的第二任妻子伊迪斯，将他的许多藏品出售或捐赠给了史密森尼学会。那些藏品，还附带着柔克义撰写的注解。比如，对喀尔喀蒙古人、世俗藏人和喇嘛所穿不同类型的六种靴子，柔克义有过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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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克义出生于费城，父亲是律师，母亲是一位巴尔的摩美女。他的一生堪称约翰·巴肯的小说素材：就读于著名的法国圣西尔军校，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外籍军团中当过军官，在新墨西哥州当过农场主，翻译过西藏佛经，等等。年轻时，柔克义聆听过法国大学著名《圣经》学者欧内斯特·勒南的讲座，拜读过法国传教士哈克神父1846年前往拉萨旅行的报道，激发了他对亚洲研究的兴趣。柔克义承认，哈克的描述，引发了他一生探索西藏的抱负。1881年，柔克义卖掉了农场，移居瑞士生活了三年，在那里学习藏文、梵文和中文。1873年，柔克义迎娶了费城人卡洛琳·泰森。此时，两人的婚姻使他得以担任美国驻北京公使馆的二等秘书（堂兄去世时，留给了卡洛琳一笔多达7万美元的遗产）。起初，那是一个没有薪水的职位。1886年，柔克义被提升为美国公使馆一等秘书（带薪职位），负责朝鲜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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