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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03 莎拉·康格与慈禧手挽手，接受老佛爷的个人珠宝，使她受到了尖锐批评。约翰·奥特韦·珀西·布兰德是一名记者，为罗伯特·赫德爵士当了13年的私人秘书。他写过《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与同样不怎么有名的埃德蒙·巴克斯合著）一书，用充满污言秽语的文字，描述了大清帝国最后的日子。他在该书中称康格夫人是“一根筋”；对慈禧与公使夫人们的会面，也大唱反调。在给《泰晤士报》记者乔治·莫里森的一封信中，布兰德表达了自己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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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05 康格夫人念的稿子前言不搭后语，让人感觉像一头白痴、愚昧的蠢驴。女眷去紫禁城参加招待会理所当然。但是，她们理应表现得与自己代表的文明相匹配。就在前不久，中国的皇宫和政府，对那个文明给予了无情蔑视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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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07 莫里森则认为，那次会见，“是清廷返回紫禁城后发生的最具革命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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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09 康格夫人成了慈禧太后的朋友。她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科学派信徒。当时，那是美国主妇中十分流行的一个基督教教派，其领袖和创始人是记者玛丽·贝克·埃迪。与其他相识的传教士相比，康格夫人对中国人和他们的皇后显得更为宽容。她招待过宫女吃午餐，因此名声大噪。但是，一直让《泰晤士报》记者莫里森愤愤不平的是，康格夫人“与那位狠毒凶悍的老妇人慈禧太后相当亲密，还有一位美国人凯瑟琳小姐正在为她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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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11 实际上，正如康格夫人写给女儿劳拉的信中所言，她之所以想出为慈禧画像的主意，是因为“几个月以来，我对报纸刊登的不公平的讽刺插图感到愤慨，它们把太后陛下描绘得极其吓人”，而她“有一个日益强烈的愿望：应该让世界更多地看到她的真实面貌”。作为一个让许多传记作者为之着迷的女人，面对西方人和日本人的入侵，慈禧太后还是做出了各种努力，试图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失败以后，她经历了来自洋人的太多羞辱。在外国传教士眼里，慈禧落后、独裁。在记者眼中，她低能、贪婪、堕落、邪恶。慈禧太后的形象，当然应该得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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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13 从内心讲，康格夫人是一位收藏家。她“收藏”人，收藏家具和中国艺术品。她自我评价道：“在中国，我是一名探索者，对中国（万物）感兴趣。我欣赏它们的美丽，进而希望对制造它们的人民有所了解。”参加生日、特别庆典等活动，意味着赠送礼品。但是，康格夫人写道，在媒体批评她接受慈禧太后赠送手镯和戒指后，“外国公使要求，不允许再向清宫女士送礼”。那些口诛笔伐似乎对慈禧没有任何影响。康格夫人写道，她们再次会面时，慈禧甚至把她拉到旁边，强塞给她一个小玉人，并悄悄地打个手势告诫：“别告诉别人。”慈禧赠送的其他宫廷礼物，还包括宫里喂养的两条狗：一条狮子狗叫“谢尔扎”，另一条京巴狗叫“虎子”，以及送给康格夫人孙女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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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15 与美国驻欧洲首都的使领馆相比，1898年的北京并非吃香之地。中国人知道，北京的东交民巷是外国使馆区。它位于紫禁城的东南方，被玉河一分为二。外国人贬称那里是“皇宫的下水道”。伊莱扎·西德莫尔经常去看望在使馆工作的弟弟，据她描述：“使馆区的街道脏乱不堪，那里的漂亮花卉，被弄得仿佛在尘土中打过滚，脏臭令人心生厌恶。使馆门外的街道成了一个垃圾场，堆满了各种令人恶心的污物。”尽管如此，在使馆的高墙之内，外交官们占据着另外一个别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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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17 正式欧洲居民所住的区域被打理得相当漂亮。从喧闹街道突然走进美不胜收的公园和花园，走入那里居民的客厅、舞厅，可看到那些杰出人士如在欧洲一样生活，自娱自乐。那种景象展现出北京天壤地别的最大反差，令人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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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19 康格担任美国外交官之前，曾是一位银行家。但是康格个人并非富豪，夫妻二人的收入达不到支撑外交生涯的水准。在那些岁月，美国的外交使节职位被认为是一种荣誉，须就任者自掏腰包补贴工作。根据一项记录，与“驻外任满一届后肯定会获得升职和嘉奖”的欧洲专业外交官相比，康格公使“住的是拥挤的出租屋，报酬只有其他国家公使的四分之一。而且，他不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外交官。即便熟悉了外交工作，另一位总统当选时，他也一定会被请出外交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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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21 义和团起义破坏美国公使馆时，康格公使也遭受了损失。公使的许多个人物品被破坏或抢劫。康格夫妇租用了寺庙三官庙作为新住处，很可能需要自己支付装修费用。然而，尽管丈夫的年薪只有区区13000美元，在北京的宫殿遭到掠夺后，康格夫人仍然收集了众多藏品，后来在北京宫殿遭洗劫时，这些藏品引发了争议（读者还记得，美国公使馆一等秘书赫伯特·斯奎尔斯及其优雅的夫人哈里特借机猎获了大量战利品。据《纽约时报》报道，那些东西装满了几节火车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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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23 “我追求的不是数量，”康格夫人写道，“而是中国不同种类最佳制品的优秀代表作。”她痴迷于中国人穿戴的五彩缤纷的服饰。在其出版的信件中，有许多谈到了她与满族宫女的会面，描述了皇太后和宫女的穿着打扮。康格夫人是最早收集中国宫廷服饰的收藏家，尽管她还是挡住了诱惑，最终没有穿戴那些服饰。1903年，康格夫人给女儿写道：“最近，我得到了一些顶级藏品。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想要得到它们，但不知道如何得手。中国的公主和夫人们协助我收集了她们漂亮的服饰，以及没有公开出售的其他东西。寻找宝物的朋友们给我拿来了许多东西，都是他们在未被涉足的地区深入探索的成果。他们将我带入了一个旁门左道，那里没有烦恼，时间已深深掩埋了它们的稀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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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25 义和团对外国使馆区的围攻，给康格公使的健康造成了伤害。他患上了痢疾，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辞呈。1905年4月，康格夫妇乘坐“西伯利亚”号轮船返回美国，在加州的帕萨迪纳市定居。1907年，康格去世。康格夫人继续过着自己的日子。如康格夫人传记的作者格兰特·海特·孟席斯所细述，康格夫人的晚年陷入了她在中国征集藏品的丑闻之中。第一件丑闻，是她在北京花90美元买入了一块地毯，转手以6910美元卖出。《纽约时报》公开质疑，说读者们想知道，康格夫人是否“从一块精致地毯中赚了大钱”？她低价买入，是否因为那是赃物？她是按90美元纳税，还是按6910美元纳税？康格夫人公开拍卖了自己的藏品，总收益为36207.5美元；其中有若干件藏品来自清宫和寺庙。纽约《世界晚报》报道的题目是：《由美国驻华公使携带入境、属于八国联军从北京盗窃、印有美国烙印的“赃物买卖”获准进行》，报道中写道：“的确，美国外交公使及其后来成为公使女婿的年轻军事助手，并没有偷盗清宫的玉器、象牙和青铜器，或绫罗绸缎、刺绣。”然而，报道随即谴责道，“盗窃那些东西的窃贼，却在美国国旗下找到了一个市场。”另一篇报道宣称，康格夫妇还谋求了一项协议，使“中国战利品”免税入境。一位美国海关官员解释道：“我们允许美国外交公使或外国公使、大使免税带入任何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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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27 然而，唇枪舌剑仍在继续上演。报纸不断曝光哪些博物馆、哪位收藏家购买了“战利品”。销售活动第二天，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买入了一件精致的寺庙黄旗，以及一卷带有万字符的紫色锦缎。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的皮博迪博物馆买下了两个朝鲜枕套。霍温成为最高出价者，他以825美元的价格买下一件蓝锦缎清代官服。于是，美国国会就外交人员费用问题举办了听证会。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代表詹姆斯·卢瑟·司雷登对康格夫人予以谴责，并要求听证会对他所读一篇报纸文章予以记录：“星期六，一位著名的外国人在纽约俱乐部说：‘如果中国人劫掠了华盛顿，你们在十年以后，听说北京举办了拍卖会，其中许多拍品是白宫的珍宝，以及首都最好的官邸里面的东西，你们美国人会作何感想？’”国会议员司雷登引用了《纽约太阳报》的声明，称康格夫人的收藏，“并非属于收藏家沉溺于个人爱好，经过多年缓慢积累的结果，而是反映了一位有头脑、有审美品味的女人不失时机的征购。她在一场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中，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特别有利的地位，可信手拈来令全世界感兴趣的物品”。作为与清宫有联系的美国驻中国公使的夫人，她还有一个先天优势，“她可以把自己仔细挑选的战利品带入美国，还不用交纳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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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29 面对公众的强烈抗议，康格夫人试图私下卖掉剩余藏品。“我有许多中国刺绣，都是老货，图案丰富，精美绝伦。”她给查尔斯·朗·弗利尔写信，希望能够达成交易，“它们色彩丰富多样，有最扎眼的‘硬彩’，也有淡雅中的极品。那些宫廷外套、床罩、薄毯、桌布、靠垫、被罩、旗帜等，属于最精美的刺绣，全是手工精心制作而成的。”康格夫人并未避讳提及它们的出处：一对花瓶“是中国慈禧太后赠送的礼品……她老人家曾送给我许多价值不菲的礼物。许多礼物经过了精挑细选，包含着感情，对我而言十分宝贵”。其中最罕见的，是“慈禧太后本人创作的3册手卷画。两册属于她送给我的，另一册是康格先生离开中国时，慈禧太后亲自绘制的礼品。慈禧太后会告诉某位中国学者一个主题，由他赋诗一首。之后，她老人家会在手卷上描绘出诗中意境。手卷上有诗和作者的印章，顶端则是慈禧太后的大玉玺印，那是她老人家的私印。那些东西都是稀有珍宝，不应该秘不示人。我愿意为此放弃我的所有”。弗利尔很可能没有回信。那时，他已经病入膏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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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31 康格夫人的晚年，在波士顿和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的基督教科学派养老院度过。1932年，康格夫人过世。1991年，她的孙女埃德森·朱维尔，把康格祖母剩余的数百件藏品，捐赠给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哈佛大学的皮博迪考古和人种学博物馆以及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其中一些属于慈禧太后赠送的私人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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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33 威廉·柔克义接替了康格公使的工作。毫无疑问，他是早期美国最合格的外交使节，或许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学者外交官。柔克义也是一位重要收藏家，藏品涉及服装服饰、装饰物和礼器、武器、乐器、数千件图书和手稿。柔克义去世后，他的第二任妻子伊迪斯，将他的许多藏品出售或捐赠给了史密森尼学会。那些藏品，还附带着柔克义撰写的注解。比如，对喀尔喀蒙古人、世俗藏人和喇嘛所穿不同类型的六种靴子，柔克义有过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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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35 柔克义出生于费城，父亲是律师，母亲是一位巴尔的摩美女。他的一生堪称约翰·巴肯的小说素材：就读于著名的法国圣西尔军校，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外籍军团中当过军官，在新墨西哥州当过农场主，翻译过西藏佛经，等等。年轻时，柔克义聆听过法国大学著名《圣经》学者欧内斯特·勒南的讲座，拜读过法国传教士哈克神父1846年前往拉萨旅行的报道，激发了他对亚洲研究的兴趣。柔克义承认，哈克的描述，引发了他一生探索西藏的抱负。1881年，柔克义卖掉了农场，移居瑞士生活了三年，在那里学习藏文、梵文和中文。1873年，柔克义迎娶了费城人卡洛琳·泰森。此时，两人的婚姻使他得以担任美国驻北京公使馆的二等秘书（堂兄去世时，留给了卡洛琳一笔多达7万美元的遗产）。起初，那是一个没有薪水的职位。1886年，柔克义被提升为美国公使馆一等秘书（带薪职位），负责朝鲜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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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37 柔克义一生一直结交高端朋友，坚决不与傻瓜为伍。他为人冷漠、唐突无礼、喜怒无常，常常是郁郁寡欢，令下属心惊胆战。“我们对柔克义真是怕得要命。”后来的美国驻中国大使纳尔逊·约翰逊说，他正坐着参加汉语考试，“大老板”柔克义现身，吓得他浑身颤抖。约翰逊回忆道：“通常，他总是对人友善，彬彬有礼。但是在大街上，他从不搭理人，似乎我们不是他的下属……他总是流露出陷入自我世界不能自拔的样子。”柔克义做人低调，否认自己寻求大胆冒险的人生。他曾如此回答一位记者的提问：“一些人从纽约到布鲁克林，也能经历探险过程。我不属于那样的人。我的一生未经历过一次冒险……探险会找那些寻求探险的人。如果一个人要管好自己的事情，就不要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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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39 柔克义不想去宫廷探险，是童子军座右铭“时刻准备好”的化身。在远东停留期间，他得到了一位喇嘛的帮助，把藏文功夫打造得炉火纯青。他准备前往中国最遥远的省份，希望抵达它的首府拉萨。旅行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在中国政府支持下，西藏已对外国人关闭了边境。任何中国人或西藏人，如协助外国人进藏旅行，将面临受惩罚或入狱的风险。1882年，印度“博学者”萨拉特·钱德拉·达斯打着朝圣、寻求精神开悟的旗号，令人钦佩地从锡金抵达拉萨。但是，自1846年两位法国神职人员哈克神父及其同伴约瑟夫·加贝去拉萨旅行，亲眼见过布达拉宫以来，再无西方人到达过那里。1885年，印度探险家达斯陪同孟加拉国财政部长科尔曼·麦考利访问北京，柔克义与他见面。据柔克义传记作者肯尼斯·魏默尔记载，他们讨论了联手前往西藏的计划。一计不成，柔克义决定沿法国人所走线路，从中国的北路进藏，而不走达斯从印度穿越喜马拉雅山谷的那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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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41 怀揣史密森尼学会的一封介绍信，柔克义从北京城的西门踏上了前往拉萨的征途，跟随他的只有一名中国仆人刘炯三（音译）。“我的行头很简单，花费也不多。”柔克义在《喇嘛之境》（1891年出版）一书中解释道，“我的穿着和起居与中国百姓一样：既无过多衣服、大量外国货，也没有寝具、浴盆、医药，或许多旅行者认为必需的其他累赘。”柔克义乘坐一种叫“马扒”的两轮车，由一头驴子驮拉，穿越土匪猖獗的省份，来到了青藏高原上的西宁。但是，柔克义身高1.95米，一头红发，很难不成为众目睽睽的对象。警察对他起了疑心，命令他去当地执法部门报到。柔克义则剃光了脑袋，脱掉中式服装，换上一件蒙古袍（一种前面对襟、连肩、两侧带纽扣的大外套），头戴皮帽，一大早乘坐一辆骆驼大篷车离开，驶向西藏。柔克义描述同路人“身穿羊皮大衣，戴大皮帽子，或穿黄色、红色的喇嘛长袍，除了那些卖弄风情的人，很难辨别男女。到达塔尔寺时，人们穿上了绿绸长袍，在头上、脖子上戴着银饰和其他饰品，使人感觉就要进入塔尔寺了”。大篷车在端午节头天晚上抵达塔尔寺。柔克义“溜溜达达穿过那里的街道，到处都有木偶戏台、赌桌、小吃店，以及装满糖果、肉类、烤制食物、小装饰物、皮毛、纪念品的四轮马车。喇嘛们很挑剔，他们经常挥舞长鞭清理街上的西洋镜。尽管如此，仍有欧洲原汁原味、极富挑逗性的画面在街上展示”。几天后，在塔尔寺，柔克义看到了一座巨大的酥油塑像，它有6米长、3米高，由数百个小酥油灯点亮。完成制作那座酥油雕塑用时3个月，仅展示一个晚上就被融化。柔克义在塔尔寺停留了6周，记满了许多笔记本，成为他为《世纪杂志》撰写的8篇文章以及后来著作的资料。但是，柔克义的向导惊恐万状，不辞而别。此时，虽然柔克义以前的藏语导师布喇嘛就住在附近寺庙，并愿意提供帮助，但他继续前往拉萨的希望很快灰飞烟灭。于是，他独自一人出发，陪伴他的只有一条藏獒。花光了所有盘缠后，他在距目的地600多公里处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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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43 1891年，柔克义第二次进藏。这一次，他拿到了史密森尼学会支付的定期津贴，每月50美元的薪水，足够他购买研究所用的装备。但是，柔克义缺少现金，他写道：“如何钱包空空（就我而言，还是饥肠辘辘）在陌生国度上路旅行，那是一个比测量球体面积更为困难的问题。”柔克义进藏所走的路线，是途经青藏高原今天的青海省（之前蒙语称之为Kokonor）。他为此行做好了准备，包括一本中国外事部门签发的特别护照，允许他进入蒙古和西宁府大臣管辖的西藏地区。但是，柔克义没有做好应对夏季暴风雪的准备，驮运行李的牲畜因此全部丧命。不管怎样，食物或缺少食物是他的最终祸根。首先是食物不够，即便有了，也不适宜食用。他记得有个顺口溜是：蒙人吃饭，每年吃掉近3斤羊毛；藏人吃掉近3斤碎石；汉人吃掉近3斤尘土。“我咽下的食物中有尘土、羊毛和沙砾，与那些民族的残酷命运相吻合，令人痛苦。我深信，在西藏和蒙古期间，我所喝茶水，所吃糌粑（由青稞面和酥油茶混合制成）、肉和面包中的羊毛，多得足以装满一个枕头。尘土和沙子可以轻而易举地下咽，但是我对羊毛真是无能为力，怎么咀嚼都无法将其清除掉。”到了晚上，温度会降至零下15摄氏度。抵达塔尔寺时，柔克义在原有5名汉人团队基础上，又雇用了两名蒙古族向导，向导同意带他们到日喀则，那是西藏西部的一个大城市，与拉萨分道而驰。柔克义买了衣物和补给品，准备从东北向西南横穿西藏抵达英属印度。此时，他收到西藏东部甘孜地区一位中国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由于当地人怀疑他是拉萨的间谍，已有人为他的脑袋标明了价码（当时，西藏人相互内讧，对拉萨极不信任）。藏东地区非常危险，柔克义的3位中国雇员，假借生病返回家乡。虽然柔克义还在挣扎，最终仍在距离目的地177公里处停滞不前。他在报告中悲伤地写道：“我离日喀则有10天路程，离英属印度有25天路程。再过6周或7周，便可凯旋。而现在，我只能绕路前行，需要4个月或5个月才能到达那里。这真是天命，是‘上天的旨意’。”西藏人阻止了他往西南方向进发，却给他提供了食物和一匹小马，允许他往东穿越未经探索的昌都贸易之路，而不是往北重返他来时所走的道路。同年10月，柔克义抵达上海，走过了近13000公里，跨越了69座平均海拔超过4400米的山口，将一路所拍照片、所画素描，以及许多装满藏族服装、珠宝的大篮子带回家中，还为史密森尼学会带回了鎏金铜器和黄铜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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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45 1894年，史密森尼学会出版了柔克义的全部旅行笔记，定名为《穿越蒙古、西藏的旅行日记》。（读完日记后，通常吝啬溢美之词的亨利·亚当斯，给自己的朋友柔克义写信道：“我被你的奇闻异事深深吸引。任何人经历那样的奇遇，都会产生全身心的愉悦。那些冒险读来令人亲近，仿佛宾夕法尼亚大道的门牌号……我感觉自己产生了更多新的自尊活力，我们应该成为不见外的朋友。你的日记，使我仿佛与马可·波罗有过亲密接触，与成吉思汗吃过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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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47 英国伦敦的皇家地理学会，向柔克义颁发了令人垂涎三尺的金质奖章。在华盛顿，美国政府的“五人核心集团”向他致意，包括亨利·亚当斯、海约翰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他们的帮助下，柔克义与美国国务院的工作再续前缘，先是担任组长，之后担任了国务卿助理。不幸的是，后来柔克义被任命为美国驻希腊公使，妻子卡洛琳在那里死于伤寒症，享年42岁。在同一年，海约翰成了柔克义的救星。他被调回华盛顿，成了美国国务卿远东政策的主要谋划人。柔克义的最杰出成就，是指导海约翰国务卿在中国推行“门户开放”政策。通过那项政策，美国和五个欧洲主要列强，承认了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同时，列强一致同意，在中国境内，所有国家应在相同的基础上进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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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49 柔克义重返中国，安排义和团起义善后事宜。罗斯福总统热情为柔克义饯行，对他说：“宣布你去中国时，我感觉心里的石头落了地。”1905年，罗斯福连任总统，他指定自己的朋友柔克义担任美国驻华公使。在任期间，柔克义与新婚妻子伊迪斯接待了罗斯福总统的女儿“爱丽丝公主”。在北京停留时，爱丽丝在美国公使的陪同下，受到了慈禧太后和皇帝的接见。爱丽丝在日记中这样描述柔克义：“他虽然很高，满头金发似乎用水洗过，可是，无论怎么看，他都像一个奇怪的中国人，使人觉得中国已融入他的血液。如果他蓄起胡子，使其下垂形成几缕弯曲长髯，再穿上中式服装，人们会认为他是一位尊贵的中国老者，我不知道那是像老子，还是像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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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64651 尽管柔克义从未到过拉萨，此时，他已成为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的顾问。达赖喇嘛属于保护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柔克义这样描述自己扮演的角色，“那是我迄今为止最不寻常的经历”。1903年至1904年，随着弗朗西斯·扬哈斯本爵士率领英国远征军入侵西藏，土登嘉措逃离了拉萨。当时的英国驻印度总督是柯曾勋爵。他担心俄国人进入西藏，因此说服英国政府，为保护印度，很有必要派兵进入拉萨。扬哈斯本爵士轻而易举地击溃了装备不足的西藏人，挺进到了拉萨。此时，十三世达赖已逃亡蒙古。获悉柔克义是美国学者、外交官，讲藏语并在北京居住，十三世达赖指望柔克义担任代表，对他与中国人进行的艰难协商做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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