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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劳费尔受雇于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1908年至1910年，劳费尔又以拉萨为目的地，身兼“布莱克斯通考察队”队长和唯一队员，分两次独自前往中国西藏和中国内地进行长期考察。1903年至1904年，英国的扬哈斯本爵士率英国远征军入侵西藏，随后占领了西藏的各个山口。劳费尔提交了前往西藏的申请，遭到受英国控制的印度政府的拒绝。劳费尔还受到了其他限制，只能在印度东北部大吉岭和锡金的市场上征集藏品。尽管如此，他仍从加尔各答向美国运送了634件“喇嘛”文物。1923年，在百货商店巨头马歇尔·菲尔德（也是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捐助人）所留基金资助下，劳费尔再次返回中国。通过那几次中国之行，劳费尔搞到了19000件内地文物、4000件西藏文物。它们构成了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国藏品的核心。其中，中国早期陶瓷和玉器尤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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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期间，劳费尔也为金主们征购藏品。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在芝加哥的竞争对手是芝加哥艺术博物馆。1920年，当劳费尔被聘为后者的名誉研究员时，便帮助其从自己提供咨询的施主手中征集亚洲文物。实际上，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早期收藏日本和中国艺术，得到了劳费尔的具体指导。芝加哥继承人凯特·斯特奇斯·白金汉是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一位捐赠人。她购买过一套16件中空青铜饰物，准备用于装饰精美的大门，劳费尔为它们出具了假想的来源证明。白金汉女士开始收藏的是鼻烟壶，之后品位越来越高雅，成为最早收藏中国青铜礼器和陶瓷的重要藏家。她对藏品的质量更感兴趣，而不是它曾经的特别归属或年代。劳费尔把她介绍给日本古董商山中商会芝加哥分店。她从那里购买了一尊宋代银鼎，与其他藏品一样，她以纪念过世姐姐露西·茂德·白金汉的方式，将其捐赠给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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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费尔每年有3周假期，绝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为私人收藏鉴定上面，并按自己的标准收费。他也会从自家库房拿出藏品出售。比如，1912年，他卖给了查尔斯·弗利尔两幅绘画，收入不菲。在为同事和未来客户看东西时，劳费尔习惯用这些词汇描述：“罕见、一流”“一钱不值”“绝对独一无二”“新出土的”“百里挑一、登峰造极”“重要而可爱”等。同时，还告诫：征集藏品下手要快，因为“老东西的数量在快速下降”，而且，“我相信这些机会一旦失去，将不会再来”。几年后，劳费尔的那种经营活动，会被人们不屑一顾，在当时的情况下，更是被严格禁止。但是，或许是担心失去一位有声望的研究员，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似乎并未反对劳费尔的兼职活动。尽管劳费尔把档案资料留给博物馆前，已将其中与自己私自经营有关的信件仔细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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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费尔在顶峰时期，成为美国“东方”藏品的最后定调人。请他编写、出版藏品图录，等于登上了收藏界金字塔的顶端。包尔禄也是劳费尔的客户，他出生于上海，常居伦敦，是一位煤炭商人、进口商和收藏家。在义和团起义期间，他还曾是一位炮手。劳费尔为包尔禄所藏中国古代玉器编辑出版了图录。劳费尔所筹集的善款，使那批玉器最终落户于菲尔德博物馆。1947年（劳费尔去世多年后），包尔禄以30万美元价格，把另外一批藏品卖给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总计149件，绝大多数是绘画。但是，正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现任研究员何慕文不久前所评论，其中只有10%属于博物馆级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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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费尔经常使用“帝王”一词。因为他的副业之一，是从北京的古董店回收从清宫掠夺的文物。劳费尔在北京，面临着来自传教士、外交官、博物馆研究员和收藏家的直接竞争。劳费尔对竞争对手的收藏策略义愤填膺，比如柏林民族志博物馆的员工穆勒博士。1902年，即义和团起义后不久，劳费尔给博厄斯写道：“难道你当真相信我会玷污双手，购买战利品和被盗财产？我绝不会让我的名字与那种行为有染。我心甘情愿把那种辉煌，留给穆勒博士之类的伟大人物。我们以诚实的方式征集藏品……我们不是贪婪的秃鹫，它们紧随残暴、野蛮的军国主义，在其身后大摇大摆地抢劫。穆勒博士的庞大收藏包含了部分战利品。对柏林的博物馆来说，那是一种蒙羞、一种耻辱。穆勒博士不仅吞咽（实际上，德语一词是“咀嚼”）战利品，还直接把士兵和传教士手中的战利品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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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哈佛大学档案中，保存着1931年堪萨斯城一份报纸的剪报，令人充满好奇。剪报表明，劳费尔的道德标准及其作为鉴定家的相当影响力，并非坚如磐石。弗雷德里克·帕格斯利博士是美国海军的一名军医，他试图把自己收藏的中国文物出售给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那是他在中国驻扎期间的收获。劳费尔被请到堪萨斯城，“对帕格斯利藏品进行专业鉴定，为该城可能的征集提供了初审意见。劳费尔宣布，那批藏品‘由一位远近闻名的堪萨斯人为堪萨斯城征集’”，称它们是“美国最杰出的中国艺术收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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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格斯利带回家的“纪念品”中，有义和团起义期间取自紫禁城的宫殿房门。帕格斯利夫人表示遗憾，称自己其他“纪念品”的获得，“有可能在义和团起义期间从皇宫掠夺”。但是，它们属于“可购买战利品，既可能被他们夫妇拥有，也可能落入别人之手”。在帕格斯利征集的其他藏品中，有一个劳费尔宣称“很不错”的“皇帝宝座”、两个“皇宫皇后使用”的“宝座”。看到其中一个宝座“被人快速拉拽穿过北京街道”时，帕格斯利夫人买下了它，随即追踪到一个古董商的后屋。在帕格斯利夫人的客厅，劳费尔看到那个作为装饰的“宝座”，宣称它属于“顶级”藏品。他说：“我也见过另一个宝座，但它已是破烂不堪；而这个宝座的保存状况非常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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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堪萨斯城后，劳费尔随即给帕格斯利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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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家里，我吃惊地发现有如此多的好东西，它们质量上乘。北魏时期的那尊武士石雕像，属于令人赞叹的不朽之作，具有独特、重要的艺术、考古价值。我很有幸看到了你那个青铜鼓，它设计完美，属于顶级藏品……我从未见过比你那些皇宫宝座更精美的藏品……明代皇帝宝座背后的镂空龙雕，只能说是精美绝伦……此外，我很喜欢你的许多高古青铜器，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精美青铜器相当好的研究对象。我喜欢你的汉唐和宋代金属镜，它们数量多，种类全；还有你的许多精美象牙制品、木雕和瓷器。你的几件珐琅彩瓷饰板，上面的人物风景，仍在我脑海中栩栩如生，印象突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无法忘记你那两尊大理石高发髻观音雕像，它们可与古希腊最佳雕塑杰作相媲美；还有来自热河寺庙的那尊大体量漆雕观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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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费尔以热情的吹嘘结束了长长的藏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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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见是：那些杰出藏品应该永久保存于顶级艺术博物馆。新成立的堪萨斯城艺术博物馆应成为它们合情合理的去处，该馆应至少留出三四个展厅展示中国艺术。如果我的意见能为此目的带来一些切实的结果，我将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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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沃克用5000美元买下了那批藏品，他是堪萨斯城首屈一指的慈善家。当征集藏品的消息传到兰登·华尔纳耳中时，他怒不可遏。当时，华尔纳是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研究员，同时担任堪萨斯城博物馆的顾问。一位董事给华尔纳写信，抱怨说大家都对堪萨斯城得到那批藏品“极为吃惊”，因为华尔纳曾宣称，劳费尔“带着嘲笑”拒绝了那批藏品，认为其拥有者“太不可靠”；很难“理解劳费尔先生怎么会人前一套，背后另一套”。沃克确实买下了那批藏品，只是经过了劳伦斯·史克曼的去粗取精。史克曼属于具有新知识的博物馆研究员，更像一位艺术史学家，而非民族志学者。最终，帕格斯利的大部分藏品，落户于堪萨斯城博物馆协会，其余藏品则由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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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费尔去世后，另一批收藏也给他的名声投下了阴影。1913年，洛杉矶郡立历史、科学和艺术博物馆在博览会公园开馆，它由洛杉矶当选的郡议会资助管理，与南加州大学校园几乎紧密相连。从洛杉矶当地拉布雷亚沥青坑出土的史前动物骨骼，成为该馆科学部吸引观众眼球的藏品。但是，尽管该馆拥有一些不错的日本水印画，以及伯林盖姆·约翰逊的中国陶瓷收藏，其亚洲艺术藏品一直未能引起观众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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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情况是这样：1926年6月，洛杉矶郡立历史、科学和艺术博物馆收到了约翰·威廉·诺尔曼·蒙特藏品的目录和照片。他是挪威人，1887年曾受聘于由英国人掌管的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担任巡视员。1894年至1895年，中国在中日战争中战败后，蒙特应邀参加袁世凯领导的“新军”，担任骑兵队的二把手。义和团起义期间，蒙特前往天津，一度隶属于俄国军队，在天津港附近参加过几次战斗。清王朝倒台后，袁世凯当上了中国的总统，还昙花一现当了回皇帝。此时，蒙特成了北京宪兵队的一名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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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的八字胡上抹着蜡，一套军装量身定做，上面挂满了熠熠闪光的勋章，堪称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少将的翻版。蒙特欣赏中国艺术，他流利的汉语和通畅的对外联系能力，更使其如虎添翼。当清宫收藏一夜之间触手可及时，蒙特和妻子不失时机地开始收藏。“去年，我的藏品得到了极大丰富。”1915年，蒙特写道，“辛亥革命后，清宫太监不得不卖掉他们的东西。”凭借对海关内部事务了如指掌，蒙特还得以最大规模地出口自己收藏的文物。据学者德里克·吉尔曼报道，自1907年始，蒙特开始征集，并向家乡挪威卑尔根市的博物馆运送了大型雕塑和建筑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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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蒙特决定出售自己其余的藏品。那时，洛杉矶郡立博物馆的馆长是鸟类学家威廉·布莱恩，他没有征求专家意见，仅凭蒙特的藏品目录和3大本相册，就以试用方式把近400件文物从北京运至洛杉矶，其中包括瓷器、绘画、雕塑和青铜器。蒙特上将为藏品的估价是100万美元，但提出以火灾受损物品拍卖价60万美元卖给洛杉矶博物馆。布莱恩馆长给当时交易中间商、洛杉矶人欧文·弗曼写道：“首次查看那批东西的照片目录，我已深信不疑……它们不仅内容广泛，颇有价值，也属于真正杰出的博物馆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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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劳费尔曾在北京见过那批东西，研究过那些目录和照片。此时，弗曼请劳费尔携带妻儿飞至洛杉矶，用3天时间对其进行鉴定。劳费尔按照要求提供了鉴定报告，并在菲尔德博物馆档案室存档。劳费尔在鉴定报告中详述道，新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宣布，它有意实施禁止出口文物的法律。因此，“毫不夸张地说，那批东西可能是最后，也是从中国获得如此重要、高品质文物的唯一机会”。劳费尔认为：“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说，那批东西不可复制。”劳费尔宣称自己特别赞赏蒙特收藏的绘画，深信它们优于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绘画。简言之，“我相信，蒙特上将为那批藏品要价60万美元公平合理；如果在纽约、伦敦或巴黎展览、拍卖，或在私人收藏家之间转手，至少值100万美元，有可能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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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洛杉矶郡立博物馆的主管们预付了20万美元，征购蒙特藏品中的118件陶瓷，保留了以40万美元价格购买其他藏品的选择权。该馆发布消息，将其视为博物馆发展转折点予以庆祝。批评者和学者也随之蜂拥至洛杉矶。《帕萨迪纳星报》的威尔森·佛思首先开火发起了攻击：“对此事感兴趣的任何人，都应该征求一下专家们的意见，如底特律‘东方博物馆’的研究员本杰明·马奇、波士顿美术馆的约翰·洛基博士、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凯利博士，问问他们对蒙特收藏有多少了解。”消息很快泄露出来：上述学者所知道的，是蒙特曾到美国各地推销那批东西，没有引起任何人征集的兴趣。同为德国移民的阿尔弗雷德·扎尔莫尼是实打实的中国艺术权威。他称蒙特那批东西“是大杂烩，充斥着复制品、赝品和旅游纪念品小玩意儿”。此时，洛杉矶郡立博物馆主管们的态度已经转变，放弃了那批藏品的选择权，并拒绝向博物馆拨付更多征集经费，使该馆在此后若干年，在藏品征集方面一直处于不利地位。尽管如此，蒙特那批东西、包括保留征集选择权的藏品，继续在洛杉矶郡立博物馆展览到1940年。那年，该馆新馆长罗兰德·麦金尼，终于决定就此征求专家意见。在麦金尼馆长1940年给博物馆董事会的报告中，保留了专家们的鉴定意见，其结论是：“那批藏品的真伪十分可疑，不值得在洛杉矶郡立博物馆中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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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蒙特收藏一直留在洛杉矶郡立博物馆，直到该馆首位亚洲艺术研究员亨利·特鲁博纳斩钉截铁地表示，征集那批藏品是一个“可怕错误”。对于已经征集的藏品，特鲁博纳研究员在加州的斯克利普斯学院，找到了对那批藏品深信不疑的艺术家米勒德·希茨。他安排将那批有争议的艺术品，租借给了自己所在的学院。它们在那里停留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它们连同曾遭拒绝未售出的蒙特藏品，一并还给了蒙特指定的藏品继承者西挪威实用艺术博物馆（目前，该馆属于挪威卑尔根市博物馆的分支机构，简称K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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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藏品的结局十分离奇。2010年12月，盗贼闯入卑尔根博物馆，偷走了部分蒙特藏品。2013年1月5日，星期六，又有23件藏品被盗。该馆馆长艾伦德·霍耶斯登怀疑，那是“按图索骥”行为：“显然，盗贼知道自己要什么。”由于推测蒙特藏品中许多东西属于圆明园被盗文物，我们自己的理论是：某些中国人为收复文物，实施了盗窃。然而那个故事还有续集，2014年，经中国房地产商、慈善家黄怒波先生牵线搭桥，西挪威实用艺术博物馆宣布与北京大学签订历史性协议，将其所藏的21件汉白玉石柱中的7件送还中国，它们属于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掠夺物。虽然由中国石匠雕刻，那些建筑石柱显示出深受西方影响，出自圆明园西式风格建筑中的西洋楼。石柱将在北京大学展出，挪威方面因此得到了163万美元。同时，西挪威实用艺术博物馆希望得到北京大学中国艺术专家的支持，对该馆藏品进行研究，改善其展览条件（1990年，北京大学教授马世长曾经说过，该馆许多中国藏品如果不是开门假，就是低档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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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费尔和波士顿美术馆的冈仓天心，属于美国早期研究中国艺术为数不多的博物馆研究员，他们能够流利地读写汉语。然而，劳费尔一生的故事，展现了文物鉴定和归属的危险性，使后代艺术史学家备感痛苦。在许多年里，博物馆界一直传言，劳费尔跳楼自杀，或许缘于他担心自己遭人指控，卷入由自己定为精品或赝品的文物鉴定争议。不管怎样，劳费尔最亲近的同事，将其过早的纵身一跳归结于不断恶化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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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常遭受他人指责，劳费尔也会揭发竞争对手藏品中存在赝品。比如，他曾抨击一件小型唐代石棺上的铭文有假，它目前藏于波士顿美术馆，当时为一位日本竞争对手收藏。劳费尔也有自己的“实践伦理学”。西雅图博物馆大门口有一对明代石雕，由该馆馆长理查德·富勒的母亲从冈普百货商店购买。劳费尔应邀对它们进行鉴定时，认为它们待在中国原属地似乎更好，现在与其原有历史环境分离，“它们看上去毫无意义”。但是劳费尔并不谴责外国古董商，却对“中国人破坏公共财物行为、贪婪、缺乏爱国主义”等颇有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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