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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与一位海军陆战队员搭车去天津，乘坐火车前往北京。车上到处是人，拥挤不堪。那时，如人们所说，共产党游击队正在山区与国民党士兵作战。由于人群出现纠纷，我们不得不多次停留。但是，我兴奋不已，我竟然要去看北京了。（火车终于抵达北京。他身着美国海军军服，看到一辆人力车，立刻直奔紫禁城。）我来到了紫禁城北门，那里排列着骆驼大篷车。北京的城墙仍然完整，巍然耸立。城墙和住宅，被粉刷成黄色、浅桃红和浅蓝色。北京真是美得不可思议。随后，我在琉璃厂发现了一些古董店……我看到了一件磁州窑瓷枕……上面装饰着美景和人物画面。我真的没有多少钱，但我还是把它买下了。当然，它的要价微不足道——约有2.5美元。看来，我从磁州窑开始收藏，真乃上天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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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一切都从那里开始。”李雪曼如此谈论自己最初的征集。目前，那件磁州窑瓷枕由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收藏。它既是经过讨价还价的捡漏，也是一件非常好的跨界藏品，标志着一位博物馆研究员的初出茅庐，标志着他将致力于为所有类型亚洲艺术寻找更多的观众。磁州窑陶瓷属于中国北方窑口制品，数量众多。它们经久耐用，雕刻图案设计大胆，其生产制作的黄金时代是宋元时期。那个书页大小的粗陶枕，可用于现世或来世（在来世使用时会更加舒适）。它的图案令人称赞，在一层透明釉覆盖下散发出光彩。从那件陶枕身上，人们一眼就能理解，中国陶瓷如何、为何早早变成了一种世界性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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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李雪曼再次受到命运的眷顾。他在克利夫兰的导师霍华德·霍利斯，受雇于占领日本的“盟军艺术与古迹处”。导师邀请时年28岁的李雪曼担任自己的主要助手。一年以后，霍利斯返回美国时，李雪曼接替了他的职责。在两年时间里，李雪曼的工作是视察并为日本的伟大收藏编目，以协助评估哪些文物被毁坏，如何保护其余文物。中国的国民政府给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写了一封信，宣称日本在战争期间掠夺了一些中国文物。据说，它们被隐藏于日本京都的正仓院。那里收藏着日本最伟大的古代珍宝。李雪曼拿到了进入日本皇家珍藏库房的唯一许可。最后，中国人在那里举办了一个被掠夺文物展览，其中只有一些小玩意儿。据李雪曼说：“展品挤满了一个很大的餐厅，主要展品是一套8块玉屏风。真是奇怪，那里真是没有多少被掠夺文物，没有什么让人感兴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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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曼利用独特的身份，视察那些许久未对公众开放的地方，检查那些没有展出的艺术品，进而与日本收藏家、古董商和艺术史学家们建立了长久友谊。此外，他还确保与霍华德·霍利斯关系友好。此时，李雪曼那位昔日导师，已选择了经营古董生意。李雪曼遇到了拉里·史克曼。二次大战期间，史克曼在中国服役，担任美军的作战情报官。战后，史克曼来到东京，担任美国占领军“古迹处”的顾问。这又是一次幸运的轮岗：李雪曼本人在日本任职结束时，他在密歇根大学的老师詹姆斯·普卢默教授也抵达日本，同样担任了“古迹处”的顾问。那几位志趣相投的博物馆研究员聚集在一起，协助美国中西部的主要博物馆，在藏品征集的优先级方面进行了重要转变。而且，由于战后日本的经济压力，日本收藏家都缺乏资金，使“盟军夺宝队”的成员们能以适当价格征集艺术品，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可以合法出口自己的猎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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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李雪曼返回美国，担任了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助理馆长，那是一个大有前途的新职位。该馆的创建者是理查德·富勒馆长，以及他的母亲玛格丽特·麦克塔维什·富勒。母子两人也是该馆的主要捐赠人。1933年，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开馆。从那时起，他们便已掉头凝望东方。起初，该馆的欧洲艺术代表作只有著名古典杰作的彩印照片。他们把藏品优先征集放在了日本艺术以及中国石雕和玉器方面。富勒母子俩的热情远远超过了现金。即便如此，在李雪曼来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工作前，富勒馆长还是向那位新助手提供了5000美元，供他在日本征购藏品，结果大大增加了该馆的收藏。李雪曼还说服了克雷斯基金会，向该馆提供欧洲主要艺术家的作品。之后，由于与日本收藏家保持着密切关系，李雪曼得以依靠有限的资金增加该馆的日本和中国绘画收藏。所征集的中国绘画中，包括了南宋绘画大师李安忠的著名册页《鹰与雉鸡图》。之前，它属于日本的黑田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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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李雪曼进入了克利夫兰博物馆，在那里真正开始了作为杰出鉴定家的传奇。李雪曼本人不会阅读日文或中文，依靠中国出生的助手何惠鉴的协助。1958年，李雪曼担任克利夫兰博物馆馆长时，何惠鉴接替他担任该馆东方与中国艺术的研究员。李雪曼荣升馆长前，当地一位矿业和运输巨头伦纳德·汉纳，刚向克利夫兰博物馆遗赠了3500万美元：一半用于博物馆运作，一半用于藏品征集。李雪曼认为，那种遗赠规定非常明智，能够保证博物馆的财政良好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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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何惠鉴说，克利夫兰博物馆开始买入藏品时，每当李雪曼成功猎获着珍宝，便会喝一杯干马提尼作为奖励。不到十年，李、何两人征集的中国绘画，使该馆位居中国之外最伟大中国绘画收藏的前五名。两人的“标志性”合作（如高居翰所述），是将李雪曼的眼力和非凡记忆力，与何惠鉴的学识合二为一。何惠鉴对中国文献、印章和铭文的知识无与伦比。1980年，何惠鉴的知识结出了一个展览成果：《中国八朝艺术展》，展品包括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和克利夫兰博物馆精选的300幅绘画。（堪萨斯城的拉里·史克曼馆长和克利夫兰的李雪曼馆长，毫不掩饰自己的扬扬得意。此展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高竖拇指。当时，该馆还在为1973年将王己千所藏25幅中国绘画收入囊中而自吹自擂。）如两人合作展览所展示，李雪曼和史克曼，属于最早赞美中国元、明、清绘画的美国人。他们认为它们优美，具有相当的可用性和可收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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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感谢何惠鉴，他对李雪曼馆长与众不同的长处，有过合乎情理的评价：“李雪曼属于为数极少的不依靠语言能力鉴赏亚洲艺术史的非亚洲人。他不会阅读中文或日文。然而，在不能阅读题跋或印章的情况下，李雪曼能够讲出石涛和张大千的区别，超过了绝大多数中国艺术史学家。他的鉴定秘诀，是他称之为与生俱来的一双慧眼以及经过精雕细琢的直觉。”对于要领会亚洲艺术精髓，必须掌握深奥难懂学问的说法，李雪曼并不认同。确实如此，学识背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绝不会像中国人那样看待中国艺术，更不能希望我们对中国艺术的了解，能与它自己所属的时代完全一致”。李雪曼撰写过广受欢迎的《远东艺术史》一书，他在其中详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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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重申，宽广的视野，尤其是对艺术风格的见多识广，对于鉴赏东方艺术至关重要。那与西方艺术鉴赏并无两样。那种视野并非特别、独特和孤立的灵光一现……就此而论，没有浪漫的神秘，不用掌握艰涩的学识。在我看来，东亚艺术似乎更易理解，更有共鸣，更加人性……我们有成千上万意味深长和赏心悦目的艺术品，它们属于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应让它们成为文献学者、梵文学家或所谓禅宗佛教徒的专属领地，我们应该置身其中。东亚艺术是什么？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它们对我们有何意义？对它们的制造者有何意义？对东亚艺术进行整体研究，需要对那些问题给予适当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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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李雪曼确实有自己根深蒂固的偏爱（也可算是一个盲区）。朋友们称他有“难以自拔的恋石癖”，痴迷于岩石。1973年，李雪曼率领北美艺术与考古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突破性访问。从他保留的此行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恋石癖好。学者诺埃尔·朱弗里达爆料道，在华期间，“那位不可救药的恋石癖”每天都写日记，记满了他在中国各地所见石头的笔记。她发现：“其中包括花园中巨大的太湖石，以及他在展厅和商店里看到的微型和书桌大小的山石摆件。”由此不难解释，在克利夫兰期间，李雪曼最早、最为公众所知的藏品征集之一，为何是《溪山无尽图》。据称，那是中国早期风景画的重要代表作，作者和出处不明。那幅手卷绢画长2.13米，用水墨浅彩描绘，卷后有9篇记载作品历史的跋记，表明它的创作时间是1100年前后或1205年至1380年期间。李雪曼将那幅手卷画作，描述为某种电影鼻祖：“人们可以移动两端画轴，自右至左，或自左至右，组成不同画面，从而形成无数小场景画。”当然，最令未经训练的门外汉感兴趣的，大概是绘画中云雾缭绕那些凹凸不平的嶙峋岩石，它们如同众多怒向天空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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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克利夫兰博物馆藏品的增多，李雪曼公开反对博物馆哗众取宠，对“重磅展览”一词不屑一顾。那个时髦词汇与托马斯·霍文掌管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期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在霍文辞去馆长一职多年后，有人听到李雪曼称赞纽约举办的一个特别展览。他评论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真是太伟大了！即便是霍文也未能毁掉它。”1970年，时任《纽约时报》首席艺术评论家约翰·卡纳迪写道，李雪曼领导下的克利夫兰博物馆，已成为“美国唯一名副其实的贵族博物馆”。2008年，李雪曼去世，享年90岁。后来，一位记者翻出了卡纳迪的评论，对此霍文的继任者菲利普·德·蒙德伯乐做出了这样的应答：“贵族博物馆？是的，但主要体现于博物馆精英的管理。在博物馆馆长圈子里，李雪曼承担了太多重任。他全方位征集藏品，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成绩斐然，在许多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他把地区性的克利夫兰博物馆，转变成一个真正的世界级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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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雪曼绝非一个人独奏。他不但从何惠鉴的学识见解中受益，也认真听取他所尊重的主要古董商们的意见。那种做法并不罕见。至此，读者们或许已经注意到，博物馆的重要收藏经常是多方合作的结果，以收藏家、博物馆研究员和古董商之间相互征求意见为代表。说到古董商，出现过（为数众多的）著名绝配：劳伦斯·史克曼与奥托·伯查德，阿比·洛克菲勒与山中定次郎，摩根、老洛克菲勒与约瑟夫·杜维恩。但是所有这些合作，或许都比不上李雪曼与洛克菲勒三世及其妻子布兰切特之间的成果。20世纪60年代初，李雪曼还是克利夫兰博物馆亚洲艺术研究员时，他们便开始了合作。布兰切是把亚洲与更宽广艺术世界联系起来的领军人物。她继公婆和叔叔纳尔逊·洛克菲勒之后，加入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但是，直到1951年她与洛克菲勒三世访问日本后，夫妇二人才开始收藏亚洲艺术品，尽管“断断续续，有些业余”。接近花甲之年的洛克菲勒三世，开始把李雪曼作为藏品征集的咨询顾问。与喜欢批量买入的父亲小洛克菲勒不同，洛克菲勒三世和布兰切特，更为关注征集少量精品。夫妇两人收藏的强项是陶瓷、雕塑和青铜器。目前，它们正在纽约的亚洲协会博物馆轮换展出。小洛克菲勒收藏清代多彩珐琅瓷，儿子则喜欢早期青瓷和粗陶器。洛克菲勒三世夫妇在15年里，组建了自己的顶级收藏。1974年，他们把那些藏品捐赠给了亚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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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三世的收藏，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与李雪曼之间签署的君子协议。他们对拟征集藏品如何分配有过明确规定，从而避免了李雪曼所属博物馆方面可能面临的利益冲突。如李雪曼写道：“在征集藏品时，洛克菲勒三世面临个人智慧和思虑周全的问题……我们的协议很简单、直截了当：凡是他首先发现或首先向他报价的藏品，他均自动享有优先选择权；凡是我或博物馆其他人首先发现或首先接到报价的藏品，博物馆均享有优先选择权。如出现任何不确定状态或同时接到报价，则由运气决定谁先挑选。那种情形只发生过一次，由掷硬币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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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中国大陆“禁止通行”。李雪曼等人的许多征集活动都在欧洲，绝大多数通过古董商和拍卖完成。与另一位伟大鉴赏家邓曼·罗斯一样，李雪曼同样相信，鉴定要直接上手，需要“通过长期比较”培养而成。李雪曼给洛克菲勒三世写过许多信，里面充满了比较。他提醒洛克菲勒三世，如果某件东西已有其他可作为良好范例的藏品，或他的收藏中已有了一些同样好的藏品，就不要再去征集那件东西。1965年3月4日，李雪曼给洛克菲勒三世去了封信，罗列了他们征集藏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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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真正属于世上最好的东西。绝无仅有，或只有一件或两三件质量相同的其他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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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顶级博物馆以将其纳入该馆收藏而感到自豪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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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可为更好的博物馆接受的东西；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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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博物馆和我们自己均认为其质量不足以进入我们收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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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述建议分类，”李雪曼继续写道，“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寻找属于A类的东西，当然，我们也知道它们不常见。一般而言，我们只能准备接受B类东西。在我看来，只有我们发现某件东西特别有吸引力，比如我那两匹汉代马，似乎才可考虑C类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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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当洛克菲勒三世夫妇的藏品对公众开放时，亚洲协会发布了一篇新闻稿，其中引用了李雪曼的话：“在那些藏品背后，有一个基本理论，强调所征集藏品具有尽可能高的品质，强调它们可以被饶有兴趣的门外汉所理解、欣赏，而不仅是供专业学者研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能用相对短时间构建那批藏品实属万幸。毫无疑问，没有谁能再次获得同等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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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三世收藏中最吸引人的藏品，包括一件江西景德镇窑烧制的青花大盘，上面附带有特别铭文。在穆斯林国家，那种青花瓷大盘大受欢迎，通常用于向成群食客提供食物。那件青花大盘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它上面的波斯语铭文，标注了印度莫卧儿王朝皇帝沙贾汗的名字。1627年至1658年在位期间，沙贾汗建造了泰姬陵，以纪念爱妻。沙贾汗皇帝十分钟爱中国陶瓷。那个元青花大盘，属于印度至今保存的极少数元青花之一。在它的圈足里面，刻有表明其属于沙贾汗皇帝所有的标志，也成为展现南亚与东亚之间进行文化贸易的早期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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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作为李雪曼与洛克菲勒三世15年合作结晶的藏品，仍在克利夫兰博物馆展出，提醒人们他们之间的合作多么富有成效。洛克菲勒三世去世后，李雪曼收到了他给自己的遗赠：一幅日本水墨画家雪村周继（1504—1589）的卷轴手卷画，价值4万美元。李雪曼以纪念洛克菲勒三世的名义，将其赠送给了克利夫兰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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