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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中国值得尊敬的送礼文化,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贫穷的博物馆官员更新升级。2011年7月,屈志仁研究员退休,摆脱了上述问题及其他难题的困扰。它们变成了何慕文的问题和挑战。何慕文以新任道格拉斯·迪隆荣誉研究员的身份,接管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部。作为该部门第三任掌门人,何慕文有自己的明显优势。他是亚洲艺术部戏剧性扩张的直接参与者。1971年,何慕文来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那时,他刚从耶鲁大学毕业,是一位到处跑跑颠颠的实习生。之后,他到普林斯顿大学深造,跟着方闻学习。当时,亚洲艺术部刚刚开始起步。今天,即便是长期贬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人,也承认该馆的亚洲艺术收藏几乎位居西方的顶峰。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马拉松竞赛中,何慕文拥有充足的理由,享受绕场一周的胜利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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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而言,何慕文热情,愿意承认错误,对新知识张开双臂(他的口头禅是:“很有意思,我得查阅一下”)。由此看来,他的举止更像中部美国人,而不是常春藤联盟名校的毕业生。2015年是亚洲艺术部创建100周年。何慕文强调说,该部门不仅个头长大了,在藏品鉴赏力方面,也有了大幅提升,尤其是中国绘画。20世纪70年代公认的正典,与今日大不相同。那时,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绘画精品,是“我们了解的全部”。10年后看到中国大陆的收藏时,我们对宋代和明代绘画的了解大为增加,终于使“整整另外一套正典”进入我们的视野。的确,“扩充那一套正典,经历了一代人的努力”。何慕文补充道,那种情况在西方艺术中也不例外;例如人们对现存伦勃朗作品的共识,同样经历了不断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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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慕文的巨大力量,体现在他使中国艺术展厅变得更加明亮。40年前,他和方闻琢磨,要在博物馆内复建一个中国文人花园。他扭动着身躯,钻入展厅天花板上面的狭窄空间,发现上面有一扇关闭的天窗,可以将阳光引进待建的花园。当时的霍文馆长否定了他们的方案,称博物馆刚刚花了巨款安装了空调管道。“面对那种情况,”荷兰·考特写道,“方闻先生部署了一件秘密武器:博物馆董事布鲁克·阿斯特夫人。孩提时代,她曾在北京居住过。当霍文馆长向她解释不可能挪动空调管道时,阿斯特夫人只是简单地回答:‘好吧,那得花费多少钱?’很快,阳光照射进入博物馆。他们从园林城市苏州引进了26名中国工匠,外加一名专职厨师,建造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被称为‘阿斯特庭院’的‘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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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博物馆界,谈到破解中国艺术的谜团和悖论,几乎没有人比何慕文更有资格。2014年6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法迹:观远山庄珍藏法书选》展开幕。展览展现了何慕文的自身长处。其部分展品,来自雅虎联合创始人杨致远及其妻子山崎明子的收藏。据《纽约时报》报道,该展“时髦、通俗易懂”,它采用各种手段,向一窍不通的观众提供了解中国书法的线索。例如,通过诗歌教授学生写汉字;用明信片大小的导览器,帮助观众理解楷书和草书之间的区别。展览中的明星展品,是一幅明代手卷,名为“十三家行书屋舟篇”,由明代13位著名书法家联手创作,各自在上面呈现自己的代表作,风格迥异。展览首先由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倪明昆策划。之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助理研究员史耀华,将其接至纽约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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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博物馆征集藏品和互相竞争的辉煌岁月,已让步于阐释藏品和博物馆相互合作的新时期。因此,我们必须从更加全球化的视角看待世界。1981年,道格拉斯·迪隆中国绘画展厅开放时,方闻和何慕文对此有过恰如其分的描述。他们试图解释“中国绘画的独特风格”,即中国绘画与书法的密切关系。中国书画常用工具是毛笔,由山羊、马、兔子、黄鼠狼或老鼠胡须等动物毛发制成,以其“软硬程度排列升序”。毛笔使用起来极其流畅,可呈现浓墨光亮或半透明灰色的丰富书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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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用毛笔“模仿自然韵律”书写表意文字的技巧,被中国人视为“一种不逊于绘画的更纯的艺术表现形式”。方闻和何慕文进一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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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毛笔书写的极妙笔画,不仅是华丽和令人喜悦的动感,反映艺术家欣然运用手指、手腕和上肢的平衡力,它还直接源于书写者的腹部和头脑。因此,中国人把书法称作“脑力打印”。每个笔画线条,或浓或淡,弯曲转折,停顿时往后收笔等,都包含着高度紧张的内在运动。艺术家的书法笔法,可以将个人的独特风格进行无限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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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内的西方博物馆以及西方文物保护专家,还面临着更深层次的挑战。如亚历山大·斯蒂尔在《历史的未来》(2000年出版)一书中叙述,一队意大利文物修复专家抵达西安,向中国同行提供建议和协助。意大利人对双方互不理解的鸿沟之大感到震惊。中国人会问,为何不能对出土文物状况进行改善或复制?与旅游商店的庸俗纪念品相比,制作真正精良的古代文物复制品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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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人的领队是米歇尔·科达罗。她是意大利中央文物保护研究所的所长,总是被诸如此类的问题吓得目瞪口呆。他们得知,送往国外展览的著名兵马俑,绝大多数属于中国人所说的复制品,意指高质量的复制,与廉价的仿制品有很大区别。在修复西安古建筑或是龙门石窟佛造像时,仍可看到那种整形态度的延伸影响。如斯蒂尔所总结,中国的土地下面拥有丰富的历史遗产,“可能意味着我们今日之所见,会与我们明日所见大不相同。中国考古仍然处于幼年期,与19世纪中期埃及考古所处的阶段相当,未来还将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要想为今日中国画像,如同为飞驰的子弹头火车拍照。无论人们如何描述,5年或10年后,一切都会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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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中美两国之间的学习过程,应该成为一条双向道路。美国最古老的百科全书式博物馆,有可能成为那条双向道上一位有用的交通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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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十八章 敌国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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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营中国艺术的主要古董商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灾难时期。卢芹斋在上海的存货被中国人没收。1944年,日本古董行山中商会(及其在芝加哥、波士顿、海豹港、纽约的分店)在美国的存货,被美国“敌国财产管理办公室”没收、拍卖。在协助拉里·史克曼为堪萨斯城博物馆征集藏品方面,功不可没的北京著名古董商奥托·伯查德遭受了三重不幸:1933年,他不得不逃离德国;1935年,曾经属于他画廊中的东西,在为时两天的销售会上被拍卖;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美国的存货,又被美国政府当作敌国财产没收。但是,所有上述故事,都没有以下这13件中国文物经历的故事更令人称奇。1941年,13件文物中的一部分从卢芹斋手中征购;1942年,被出借给美国布法罗科学博物馆。它们都曾被德裔瑞士收藏家爱德华·冯·德·海特男爵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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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特在职业上是银行家,在本性上属于收藏家。无须添枝加叶,便可成为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小说中的人物。德·海特是一位艳丽的流浪者、有名的同性恋、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潜伏高手,离过婚,没有后代。他把自己的艺术收藏留给了两家博物馆。他的亚洲艺术收藏,成了苏黎世里特贝格博物馆的最重要藏品。他的欧洲艺术藏品,包括一些现代大师的作品,遗留给了德国伍帕塔尔市的一家博物馆(与其父亲奥古斯特一样)。1961年,那家博物馆更名为冯·德·海特博物馆。但是,我们在此关注的,是目前收藏于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的8件中国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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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爱德华·冯·德·海特出生于德国的埃伯菲尔德市(目前已并入伍帕塔尔市),那里曾是纺织工业中心。他是银行家的次子,那个银行家族古老、强大,不久前,还被授予了爵位。曾祖父奥古斯特担任过普鲁士王国的贸易部长,后来又成了俾斯麦内阁的财政部长,负责修建了普鲁士王国的东部铁路。冯·德·海特家族,早已属于财富不断扩张的鲁尔工业圈的中坚。不仅如此,1863年,家族还荣获了世袭贵族头衔,获得了进一步提升。那意味着,家族的两个儿子奥古斯特和爱德华,拥有了与普鲁士宫廷成员建立重要联系的渠道,并得以进入柏林闲人免进的沙龙(德·海特出生前,曾祖父在柏林买下了家族的豪宅。奥古斯特去世后,上天注定,那里变成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在埃伯菲尔德市,德·海特的父母主持招待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还收藏先锋派艺术作品,包括莫德松·贝克、诺尔迪、科科施卡、马蒂斯,以及博物馆界的首幅毕加索作品。他们的儿子德·海特,则把那些藏品留给了伍帕塔尔市的博物馆。该馆至今仍以他们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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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接受完古典中学的教育后,爱德华在波恩游手好闲了一年。之后,他加入了杜塞尔多夫轻骑兵。两年后,他又加入了另一支骑兵团——更加贵族化的波茨坦枪骑兵(这些骑兵预备队,成了“富二代”获得普鲁士贵族军官光环的地方)。爱德华前往日内瓦上大学。1905年,在弗莱堡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他没有步哥哥后尘进入家族企业工作,而是在一家纽约银行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公司当了一年见习生。那家公司负责照料洛特希尔德家族在美国的利益。但是,爱德华与纽约和纽波特市轻佻、花天酒地的生活并不合拍,又返回了家乡。1909年,他前往伦敦,在27岁时创建了家族银行的一个分行——爱德华·冯·德·海特公司,其资金源于他继承的遗产以及骑兵团的一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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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对伦敦的博物馆和艺术商店十分着迷。作为年轻的银行家,他所到之处畅通无阻,常身着燕尾服,光临伦敦贵族住宅区的高端聚会和夜总会。1914年夏天,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他正好在波茨坦,并作为轻骑兵(枪骑兵)预备队中尉在西线服役,参加了马恩河之战。为此,他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战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小男爵”,影射他不到1.7米的矮个子)。1915年,他负伤退伍,担任德国驻海牙大使馆的领事。他在德国军队服役,逃脱了在伦敦遭拘禁甚至可能被放逐的厄运。但是1917年,他的银行财产被当作敌国财产被没收。他变得一无所有,包括他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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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柏林处于革命动荡之时,爱德华迎娶了一位汉堡银行家的女儿维拉·冯·施瓦巴赫。他的老丈人保罗·冯·施瓦巴赫,是一位已改变宗教信仰的犹太人,也是强大的布雷希洛德银行的共同所有人。那家银行曾资助过俾斯麦领导的普鲁士王国扩张。因此,德·海特未来的金融事业再次得到了保障。1920年,在老丈人的帮助下,德·海特在阿姆斯特丹开办了冯·德·海特-克斯腾银行。但是他的婚姻属于包办,18岁的新娘毫无经验,而他这位新郎的年龄两倍于她,还只对男人感兴趣。在波茨坦骑兵团时,德·海特与德国外交家赫伯特·冯·德克森成了朋友。爱德华曾向德克森坦承,自己“不适合结婚”。1927年,他与妻子维拉离婚,尽管两人之间还保留着朋友关系(在英国,德·海特男爵成了一名杰出的荣格心理分析家。在瑞士,他是最后几位与荣格本人一起工作过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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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2年,爱德华曾回忆道,1908年,他最早接触到佛教艺术。那是一次神秘的邂逅:“秋风吹过阿姆斯特丹的黑暗街道,瓢泼大雨重重敲击着运河上面的老荷兰船。一切都在摇动,连房屋也无法静止。一道光线穿越一个小窗户……一尊巨大、安详的大理石佛头出现在眼前,它在狂风暴雨中稳如泰山。我在它面前守候,想起我的学生时代,想起德国的叔本华、印度的《奥义书》和佛教经典。”刹那间,他被勾走了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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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开始收藏时,显得保守。他在伦敦征购17世纪荷兰绘画。1908年,他在阿姆斯特丹买下了首尊中国雕像。之后,开始经常去卢芹斋的古董店逛荡,包括保罗·马伦在巴黎的亚洲艺术画廊。他的口头禅是:“从一流古董商手里买最好东西。因为,一旦出现疑问,或者你不喜欢,他们会立刻接受退货。”在70岁生日时,他追忆早期收藏中国艺术的冒险:“你研究中国古代王朝,向艺术史学家提问,他们所给答案各不相同。一切都在不断变化。那些汉、隋、唐、宋等朝代名字像旋涡一样旋转。对我来说,它们毫无意义。因为我可不想上历史课。我只对艺术本身入迷。我不在乎是何人何时制作了它们。”随着藏品的增长,他需要更大的住处。他们夫妇在阿姆斯特丹皇帝运河区购买了一栋豪宅,还把自己的银行搬到了里面。1922年,他一举买下了意大利裔法国汉学家拉斐尔·彼得鲁奇的收藏,其中包括400余件藏品。为此,他们在房屋一层设立了一个私人东亚艺术画廊,取名为“艺苑”。爱德华·冯·德·海特如此描述“艺苑”,认为它“不是博物馆,不是音乐厅,不是寺庙,而是三者的结合。同时还是住宅和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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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爱德华与哥哥得到了父亲的欧洲艺术收藏,以后还将其捐赠给伍帕塔尔市的博物馆。尽管如此,德·海特之所以与同时代人不同,还在于他对非欧洲艺术的爱好。有人曾问他,为何收藏亚洲艺术?他回答说,因为它们当时“便宜得不可思议”,在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尤其如此。爱德华在荷兰的银行生意,使他得以在奥地利、德国之类的国家征购艺术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里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他征购藏品,使用的是有黄金支持的荷兰盾,一直发行至1923年。德·海特采用了一个有意思的投资策略,他诱劝自己的朋友海因里希·蒂森-博尔奈米绍男爵购买艺术品,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古董商。德·海特不讨厌整批购买,比如,他从卢芹斋手里买下了一批鄂尔多斯青铜器,一种欧亚大草原游牧部落的艺术形式,1934年至1935年期间,卢芹斋曾在自己的维也纳分店展示过那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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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海特的经营运作中,藏品图录显得极为重要。1924年,艺术史学家卡尔·维斯编辑出版了德·海特的第一本图录《艺苑藏东亚、南亚雕塑集萃》。据维斯讲,虽然德·海特结识了一些艺术史学家,但“他从不需要,也不希望得到任何专业上的建议。他更愿意大胆跟随自己的心血来潮。他具有绝对可靠的天生直觉、审美辨别力和品质感,可以有把握地信任自己的判断。在侦查寻找猎取不同寻常、甚至是冷门艺术珍品的过程中,德·海特经常证明自己几乎具备了千里眼,具有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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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收藏方面,德·海特高瞻远瞩。但是作为银行家,他却常常举步维艰。德·海特与老丈人散伙后,曾一度离开银行界。后来我们的“不倒翁”又回过神来。1924年,他又在荷兰温泉疗养胜地赞德福特,创办了另外一家私人银行。赞德福特的那家银行占用了一群建筑,包括一栋令人惊叹的别墅,拥有30个房间,由4栋较小房屋联排而成,其中有巨大全景玻璃窗,可俯瞰外面的海洋和海滩。此时,德·海特的私人客户中,包括埃德蒙·施廷内斯,他数量可观的财产来自他的父亲、企业家雨果·施廷内斯。德·海特协助他打理那些钱财。流亡中的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曾是赞德福特的常客。那也使德·海特男爵身陷流言蜚语之中,认为他是“独裁皇帝的银行经理”。别墅的部分区域对公众开放,包括博物馆和快餐厅。人们跟随一块不起眼的导引标志牌抵达那里:博物馆快餐厅。德·海特相信,应该让公众接触艺术。在博物馆快餐厅,客人可以“在日本魔像下饮用啤酒”,或在“南海神像前享用面包和黄油”。此时,德·海特用“艺术万象”一词,即包含所有文化的艺术,来描述自己无所不包的艺术收藏。德·海特喜欢购买房屋、艺术品和社会声誉,一直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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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从德·海特男爵的客人签到簿可以看出他喜欢开招待会,喜欢释放作为男主人的热情。很快,他成了一名著名的艺术赞助人,资助考察队和学术研究。那时,他在瑞士提契诺发现了阿斯科纳村,那里曾是一个安静的渔村。这个艺术家聚集的村子曾经经历过一场改革(1904至1926年),成为“生活改革”运动的最前线。那场运动孕育了一个新时代,支持健康生活、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素食主义和裸体主义。在那次改头换面的改革中,阿斯科纳村吸引了艺术家(玛丽·维格曼、伊萨多拉·邓肯、保罗·克利、埃里克·米萨姆、赫尔曼·黑塞),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教育家(鲁道夫·斯泰纳),学者(马克斯·韦伯)、一位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以及海伦娜·布拉瓦茨基夫人等神智学界的一些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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