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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中国值得尊敬的送礼文化，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贫穷的博物馆官员更新升级。2011年7月，屈志仁研究员退休，摆脱了上述问题及其他难题的困扰。它们变成了何慕文的问题和挑战。何慕文以新任道格拉斯·迪隆荣誉研究员的身份，接管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部。作为该部门第三任掌门人，何慕文有自己的明显优势。他是亚洲艺术部戏剧性扩张的直接参与者。1971年，何慕文来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那时，他刚从耶鲁大学毕业，是一位到处跑跑颠颠的实习生。之后，他到普林斯顿大学深造，跟着方闻学习。当时，亚洲艺术部刚刚开始起步。今天，即便是长期贬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人，也承认该馆的亚洲艺术收藏几乎位居西方的顶峰。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马拉松竞赛中，何慕文拥有充足的理由，享受绕场一周的胜利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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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而言，何慕文热情，愿意承认错误，对新知识张开双臂（他的口头禅是：“很有意思，我得查阅一下”）。由此看来，他的举止更像中部美国人，而不是常春藤联盟名校的毕业生。2015年是亚洲艺术部创建100周年。何慕文强调说，该部门不仅个头长大了，在藏品鉴赏力方面，也有了大幅提升，尤其是中国绘画。20世纪70年代公认的正典，与今日大不相同。那时，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绘画精品，是“我们了解的全部”。10年后看到中国大陆的收藏时，我们对宋代和明代绘画的了解大为增加，终于使“整整另外一套正典”进入我们的视野。的确，“扩充那一套正典，经历了一代人的努力”。何慕文补充道，那种情况在西方艺术中也不例外；例如人们对现存伦勃朗作品的共识，同样经历了不断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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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慕文的巨大力量，体现在他使中国艺术展厅变得更加明亮。40年前，他和方闻琢磨，要在博物馆内复建一个中国文人花园。他扭动着身躯，钻入展厅天花板上面的狭窄空间，发现上面有一扇关闭的天窗，可以将阳光引进待建的花园。当时的霍文馆长否定了他们的方案，称博物馆刚刚花了巨款安装了空调管道。“面对那种情况，”荷兰·考特写道，“方闻先生部署了一件秘密武器：博物馆董事布鲁克·阿斯特夫人。孩提时代，她曾在北京居住过。当霍文馆长向她解释不可能挪动空调管道时，阿斯特夫人只是简单地回答：‘好吧，那得花费多少钱？’很快，阳光照射进入博物馆。他们从园林城市苏州引进了26名中国工匠，外加一名专职厨师，建造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被称为‘阿斯特庭院’的‘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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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博物馆界，谈到破解中国艺术的谜团和悖论，几乎没有人比何慕文更有资格。2014年6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法迹：观远山庄珍藏法书选》展开幕。展览展现了何慕文的自身长处。其部分展品，来自雅虎联合创始人杨致远及其妻子山崎明子的收藏。据《纽约时报》报道，该展“时髦、通俗易懂”，它采用各种手段，向一窍不通的观众提供了解中国书法的线索。例如，通过诗歌教授学生写汉字；用明信片大小的导览器，帮助观众理解楷书和草书之间的区别。展览中的明星展品，是一幅明代手卷，名为“十三家行书屋舟篇”，由明代13位著名书法家联手创作，各自在上面呈现自己的代表作，风格迥异。展览首先由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倪明昆策划。之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助理研究员史耀华，将其接至纽约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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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博物馆征集藏品和互相竞争的辉煌岁月，已让步于阐释藏品和博物馆相互合作的新时期。因此，我们必须从更加全球化的视角看待世界。1981年，道格拉斯·迪隆中国绘画展厅开放时，方闻和何慕文对此有过恰如其分的描述。他们试图解释“中国绘画的独特风格”，即中国绘画与书法的密切关系。中国书画常用工具是毛笔，由山羊、马、兔子、黄鼠狼或老鼠胡须等动物毛发制成，以其“软硬程度排列升序”。毛笔使用起来极其流畅，可呈现浓墨光亮或半透明灰色的丰富书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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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用毛笔“模仿自然韵律”书写表意文字的技巧，被中国人视为“一种不逊于绘画的更纯的艺术表现形式”。方闻和何慕文进一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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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毛笔书写的极妙笔画，不仅是华丽和令人喜悦的动感，反映艺术家欣然运用手指、手腕和上肢的平衡力，它还直接源于书写者的腹部和头脑。因此，中国人把书法称作“脑力打印”。每个笔画线条，或浓或淡，弯曲转折，停顿时往后收笔等，都包含着高度紧张的内在运动。艺术家的书法笔法，可以将个人的独特风格进行无限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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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内的西方博物馆以及西方文物保护专家，还面临着更深层次的挑战。如亚历山大·斯蒂尔在《历史的未来》（2000年出版）一书中叙述，一队意大利文物修复专家抵达西安，向中国同行提供建议和协助。意大利人对双方互不理解的鸿沟之大感到震惊。中国人会问，为何不能对出土文物状况进行改善或复制？与旅游商店的庸俗纪念品相比，制作真正精良的古代文物复制品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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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人的领队是米歇尔·科达罗。她是意大利中央文物保护研究所的所长，总是被诸如此类的问题吓得目瞪口呆。他们得知，送往国外展览的著名兵马俑，绝大多数属于中国人所说的复制品，意指高质量的复制，与廉价的仿制品有很大区别。在修复西安古建筑或是龙门石窟佛造像时，仍可看到那种整形态度的延伸影响。如斯蒂尔所总结，中国的土地下面拥有丰富的历史遗产，“可能意味着我们今日之所见，会与我们明日所见大不相同。中国考古仍然处于幼年期，与19世纪中期埃及考古所处的阶段相当，未来还将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要想为今日中国画像，如同为飞驰的子弹头火车拍照。无论人们如何描述，5年或10年后，一切都会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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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中美两国之间的学习过程，应该成为一条双向道路。美国最古老的百科全书式博物馆，有可能成为那条双向道上一位有用的交通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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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第十八章 敌国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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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营中国艺术的主要古董商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灾难时期。卢芹斋在上海的存货被中国人没收。1944年，日本古董行山中商会（及其在芝加哥、波士顿、海豹港、纽约的分店）在美国的存货，被美国“敌国财产管理办公室”没收、拍卖。在协助拉里·史克曼为堪萨斯城博物馆征集藏品方面，功不可没的北京著名古董商奥托·伯查德遭受了三重不幸：1933年，他不得不逃离德国；1935年，曾经属于他画廊中的东西，在为时两天的销售会上被拍卖；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美国的存货，又被美国政府当作敌国财产没收。但是，所有上述故事，都没有以下这13件中国文物经历的故事更令人称奇。1941年，13件文物中的一部分从卢芹斋手中征购；1942年，被出借给美国布法罗科学博物馆。它们都曾被德裔瑞士收藏家爱德华·冯·德·海特男爵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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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特在职业上是银行家，在本性上属于收藏家。无须添枝加叶，便可成为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小说中的人物。德·海特是一位艳丽的流浪者、有名的同性恋、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潜伏高手，离过婚，没有后代。他把自己的艺术收藏留给了两家博物馆。他的亚洲艺术收藏，成了苏黎世里特贝格博物馆的最重要藏品。他的欧洲艺术藏品，包括一些现代大师的作品，遗留给了德国伍帕塔尔市的一家博物馆（与其父亲奥古斯特一样）。1961年，那家博物馆更名为冯·德·海特博物馆。但是，我们在此关注的，是目前收藏于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的8件中国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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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爱德华·冯·德·海特出生于德国的埃伯菲尔德市（目前已并入伍帕塔尔市），那里曾是纺织工业中心。他是银行家的次子，那个银行家族古老、强大，不久前，还被授予了爵位。曾祖父奥古斯特担任过普鲁士王国的贸易部长，后来又成了俾斯麦内阁的财政部长，负责修建了普鲁士王国的东部铁路。冯·德·海特家族，早已属于财富不断扩张的鲁尔工业圈的中坚。不仅如此，1863年，家族还荣获了世袭贵族头衔，获得了进一步提升。那意味着，家族的两个儿子奥古斯特和爱德华，拥有了与普鲁士宫廷成员建立重要联系的渠道，并得以进入柏林闲人免进的沙龙（德·海特出生前，曾祖父在柏林买下了家族的豪宅。奥古斯特去世后，上天注定，那里变成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在埃伯菲尔德市，德·海特的父母主持招待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还收藏先锋派艺术作品，包括莫德松·贝克、诺尔迪、科科施卡、马蒂斯，以及博物馆界的首幅毕加索作品。他们的儿子德·海特，则把那些藏品留给了伍帕塔尔市的博物馆。该馆至今仍以他们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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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接受完古典中学的教育后，爱德华在波恩游手好闲了一年。之后，他加入了杜塞尔多夫轻骑兵。两年后，他又加入了另一支骑兵团——更加贵族化的波茨坦枪骑兵（这些骑兵预备队，成了“富二代”获得普鲁士贵族军官光环的地方）。爱德华前往日内瓦上大学。1905年，在弗莱堡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他没有步哥哥后尘进入家族企业工作，而是在一家纽约银行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公司当了一年见习生。那家公司负责照料洛特希尔德家族在美国的利益。但是，爱德华与纽约和纽波特市轻佻、花天酒地的生活并不合拍，又返回了家乡。1909年，他前往伦敦，在27岁时创建了家族银行的一个分行——爱德华·冯·德·海特公司，其资金源于他继承的遗产以及骑兵团的一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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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对伦敦的博物馆和艺术商店十分着迷。作为年轻的银行家，他所到之处畅通无阻，常身着燕尾服，光临伦敦贵族住宅区的高端聚会和夜总会。1914年夏天，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他正好在波茨坦，并作为轻骑兵（枪骑兵）预备队中尉在西线服役，参加了马恩河之战。为此，他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战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小男爵”，影射他不到1.7米的矮个子）。1915年，他负伤退伍，担任德国驻海牙大使馆的领事。他在德国军队服役，逃脱了在伦敦遭拘禁甚至可能被放逐的厄运。但是1917年，他的银行财产被当作敌国财产被没收。他变得一无所有，包括他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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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柏林处于革命动荡之时，爱德华迎娶了一位汉堡银行家的女儿维拉·冯·施瓦巴赫。他的老丈人保罗·冯·施瓦巴赫，是一位已改变宗教信仰的犹太人，也是强大的布雷希洛德银行的共同所有人。那家银行曾资助过俾斯麦领导的普鲁士王国扩张。因此，德·海特未来的金融事业再次得到了保障。1920年，在老丈人的帮助下，德·海特在阿姆斯特丹开办了冯·德·海特-克斯腾银行。但是他的婚姻属于包办，18岁的新娘毫无经验，而他这位新郎的年龄两倍于她，还只对男人感兴趣。在波茨坦骑兵团时，德·海特与德国外交家赫伯特·冯·德克森成了朋友。爱德华曾向德克森坦承，自己“不适合结婚”。1927年，他与妻子维拉离婚，尽管两人之间还保留着朋友关系（在英国，德·海特男爵成了一名杰出的荣格心理分析家。在瑞士，他是最后几位与荣格本人一起工作过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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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2年，爱德华曾回忆道，1908年，他最早接触到佛教艺术。那是一次神秘的邂逅：“秋风吹过阿姆斯特丹的黑暗街道，瓢泼大雨重重敲击着运河上面的老荷兰船。一切都在摇动，连房屋也无法静止。一道光线穿越一个小窗户……一尊巨大、安详的大理石佛头出现在眼前，它在狂风暴雨中稳如泰山。我在它面前守候，想起我的学生时代，想起德国的叔本华、印度的《奥义书》和佛教经典。”刹那间，他被勾走了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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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开始收藏时，显得保守。他在伦敦征购17世纪荷兰绘画。1908年，他在阿姆斯特丹买下了首尊中国雕像。之后，开始经常去卢芹斋的古董店逛荡，包括保罗·马伦在巴黎的亚洲艺术画廊。他的口头禅是：“从一流古董商手里买最好东西。因为，一旦出现疑问，或者你不喜欢，他们会立刻接受退货。”在70岁生日时，他追忆早期收藏中国艺术的冒险：“你研究中国古代王朝，向艺术史学家提问，他们所给答案各不相同。一切都在不断变化。那些汉、隋、唐、宋等朝代名字像旋涡一样旋转。对我来说，它们毫无意义。因为我可不想上历史课。我只对艺术本身入迷。我不在乎是何人何时制作了它们。”随着藏品的增长，他需要更大的住处。他们夫妇在阿姆斯特丹皇帝运河区购买了一栋豪宅，还把自己的银行搬到了里面。1922年，他一举买下了意大利裔法国汉学家拉斐尔·彼得鲁奇的收藏，其中包括400余件藏品。为此，他们在房屋一层设立了一个私人东亚艺术画廊，取名为“艺苑”。爱德华·冯·德·海特如此描述“艺苑”，认为它“不是博物馆，不是音乐厅，不是寺庙，而是三者的结合。同时还是住宅和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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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爱德华与哥哥得到了父亲的欧洲艺术收藏，以后还将其捐赠给伍帕塔尔市的博物馆。尽管如此，德·海特之所以与同时代人不同，还在于他对非欧洲艺术的爱好。有人曾问他，为何收藏亚洲艺术？他回答说，因为它们当时“便宜得不可思议”，在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尤其如此。爱德华在荷兰的银行生意，使他得以在奥地利、德国之类的国家征购艺术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里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他征购藏品，使用的是有黄金支持的荷兰盾，一直发行至1923年。德·海特采用了一个有意思的投资策略，他诱劝自己的朋友海因里希·蒂森-博尔奈米绍男爵购买艺术品，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古董商。德·海特不讨厌整批购买，比如，他从卢芹斋手里买下了一批鄂尔多斯青铜器，一种欧亚大草原游牧部落的艺术形式，1934年至1935年期间，卢芹斋曾在自己的维也纳分店展示过那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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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海特的经营运作中，藏品图录显得极为重要。1924年，艺术史学家卡尔·维斯编辑出版了德·海特的第一本图录《艺苑藏东亚、南亚雕塑集萃》。据维斯讲，虽然德·海特结识了一些艺术史学家，但“他从不需要，也不希望得到任何专业上的建议。他更愿意大胆跟随自己的心血来潮。他具有绝对可靠的天生直觉、审美辨别力和品质感，可以有把握地信任自己的判断。在侦查寻找猎取不同寻常、甚至是冷门艺术珍品的过程中，德·海特经常证明自己几乎具备了千里眼，具有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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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收藏方面，德·海特高瞻远瞩。但是作为银行家，他却常常举步维艰。德·海特与老丈人散伙后，曾一度离开银行界。后来我们的“不倒翁”又回过神来。1924年，他又在荷兰温泉疗养胜地赞德福特，创办了另外一家私人银行。赞德福特的那家银行占用了一群建筑，包括一栋令人惊叹的别墅，拥有30个房间，由4栋较小房屋联排而成，其中有巨大全景玻璃窗，可俯瞰外面的海洋和海滩。此时，德·海特的私人客户中，包括埃德蒙·施廷内斯，他数量可观的财产来自他的父亲、企业家雨果·施廷内斯。德·海特协助他打理那些钱财。流亡中的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曾是赞德福特的常客。那也使德·海特男爵身陷流言蜚语之中，认为他是“独裁皇帝的银行经理”。别墅的部分区域对公众开放，包括博物馆和快餐厅。人们跟随一块不起眼的导引标志牌抵达那里：博物馆快餐厅。德·海特相信，应该让公众接触艺术。在博物馆快餐厅，客人可以“在日本魔像下饮用啤酒”，或在“南海神像前享用面包和黄油”。此时，德·海特用“艺术万象”一词，即包含所有文化的艺术，来描述自己无所不包的艺术收藏。德·海特喜欢购买房屋、艺术品和社会声誉，一直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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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从德·海特男爵的客人签到簿可以看出他喜欢开招待会，喜欢释放作为男主人的热情。很快，他成了一名著名的艺术赞助人，资助考察队和学术研究。那时，他在瑞士提契诺发现了阿斯科纳村，那里曾是一个安静的渔村。这个艺术家聚集的村子曾经经历过一场改革（1904至1926年），成为“生活改革”运动的最前线。那场运动孕育了一个新时代，支持健康生活、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素食主义和裸体主义。在那次改头换面的改革中，阿斯科纳村吸引了艺术家（玛丽·维格曼、伊萨多拉·邓肯、保罗·克利、埃里克·米萨姆、赫尔曼·黑塞），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教育家（鲁道夫·斯泰纳），学者（马克斯·韦伯）、一位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以及海伦娜·布拉瓦茨基夫人等神智学界的一些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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