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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一切，均指向3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赛克勒医生如何获得征集藏品所需的财富？他为何转而收藏难以捉摸的中国艺术？有何目的？美国联邦政府资助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对美国纳税人来说，他们从中得到的益处公平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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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个问题。由于新发现、人口老龄化、公共和个人健康保险，以及铺天盖地的广告，特别是电视广告，美国的卫生保健支出急剧增长。赛克勒与弟弟莫蒂默和雷蒙德一样，都对那种状况推波助澜，并从中大受其益。人们普遍认为，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卫生保健总额方面，美国均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此外，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药已被视为治疗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有效药物。作为医药工业投资者，赛克勒兄弟三人，成了医药行业总体上涨和二次增长中的弄潮儿。对赛克勒来说，他的战斗精神，也助推了自家弟兄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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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克勒三兄弟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他们的父亲艾萨克从当今乌克兰移居美国，开办了一家杂货店。母亲苏菲出生于波兰。赛克勒在一家医药广告代理公司打工，自筹学费在纽约大学医学院学医。后来，赛克勒成了那家公司的所有者。他的两个弟弟，也因此步兄长后尘，踏上了医学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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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经过多年医药生意实践，赛克勒练就了讨价还价和推销的能力。他出版期刊，资助学术研究。1952年，赛克勒三兄弟同时任职于克里德莫尔州立精神病医院，他们共同收购控制了普渡·弗雷德里克公司。那是一家陷入困境的制药厂，位于格林威治村。后来，该制药厂变成了普渡制药公司，生产泻药（番泻叶）、滴耳剂（耵聍软化剂）、防腐剂（必妥碘）等。赛克勒去世后，该公司还生产奥施康定，一种备受争议的麻醉止痛药。作为生物精神病学的开创性人物，赛克勒医生获得了广泛肯定。他与兄弟和其他人合作，共同发表了140篇研究论文，主要研究身体机能如何影响精神疾病。1987年，《纽约时报》资深艺术评论员格蕾丝·格卢克，在该报刊登了赛克勒的讣告，对赛克勒在精神病研究和其他领域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正面肯定。此外，她还写道：“赛克勒首先使用超声波进行医学诊断，在他开展的其他开拓性活动中，包括确定组织胺属于一种激素，呼吁人们关注受体部位的重要性等，对当今医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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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一切都值得一提。但是赛克勒医生在医学之外取得的最杰出成就，当时只被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在赛克勒收藏生涯的关键时刻，他设法以智取胜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比该馆馆长、高级管理人员、研究员和律师们技高一筹。在那场令人激动的竞争中，赛克勒把胜利奖杯握在了自己手中。在此，我们先梳理一下赛克勒的背景情况。亚瑟·赛克勒之所以有别于弟弟，在于他关注中国艺术品。赛克勒曾在纽约大学和库伯联盟学院学习艺术史（该院直到最近仍免收学费）。自20世纪40年代起，赛克勒开始收藏艺术品。他的收藏兴趣广泛，涵盖了前文艺复兴时期、后印象派作品和当代美国艺术。如赛克勒后来所讲，当时，他在某个家具店，偶遇了一张设计典雅的明代桌子以及其他精美绝伦的器物。“1950年的美好一天，我与一些中国陶瓷和明式家具不期而遇。我的人生从此改弦易辙。我意识到，中国艺术是一个尚未被人普遍欣赏或理解的审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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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不到10年，赛克勒遇见了辛格博士，与其确定了合作关系。赛克勒敬重辛格博士的专业能力，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资助他收购艺术品。辛格对被他人放弃却很重要的小件藏品情有独钟。那些收藏使赛克勒更传统的藏品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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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格博士征购的早期青铜器和小件考古出土文物，证明了他极具先见之明的天赋。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些藏品属于“盗墓者的遗留之物”。在辛格收藏中高居榜首的，是一批50件商代早期的青铜编钟（约公元前1200年）。它们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制作工艺，更在于发出的音调，为研究古代中国音乐提供了可听的答案。卫其志是赛克勒博物馆古代艺术部主任。我们撰写本书时从他那里得知，该馆正计划举办一个有关辛格收藏青铜编钟的展览。无论如何，那些组合收藏，毫无疑问提升了弗利尔/赛克勒博物馆的国际形象。2012年，在庆祝赛克勒博物馆建馆25周年之际，研究员对该馆接受捐赠藏品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弗利尔，3270件；赛克勒，812件；辛格，约5000件；总藏品中包括考古标本、日本江户时期的水印画、波斯和印度绘画等，它们都在华盛顿找到了与之匹配的归宿，并使赛克勒艺术博物馆的藏品总量增加了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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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藏家、古董商和博物馆研究员圈子中，有关谁在买入什么藏品的流言蜚语比比皆是，比任何回音壁传播的消息更为繁杂。在赛克勒收藏之初，他的资源和藏品征购所得，引起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任馆长詹姆斯·罗瑞墨的关注。当时，罗瑞墨正为该馆展厅改造和安装空调筹款。对于想要冠名的捐赠者而言，那个项目没有多少吸引力。1960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伸手向赛克勒化缘，他开出了一份颇具独创性的处方。赛克勒承诺拿出15万美元，用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楼大展厅的整体改造，将其命名为“赛克勒展厅”。改建后，那里将展示博物馆收藏的巨大壁画和重要标志性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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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赛克勒提出了交换条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行政主管约瑟夫·诺贝尔，认为那些条件“卑鄙下流”。1993年，托马斯·霍文（罗瑞墨馆长的继任者）出版了恶作剧式的回忆录《让木乃伊跳舞》。他在书中写道：“赛克勒将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0世纪20年代所付原价，买下那些顶级藏品，之后再贴以‘赛克勒捐赠文物’的标签赠送给博物馆，赛克勒医生则依据那些藏品的当今实价抵税。而且，那还不是他的唯一要求，他还要求博物馆在馆内提供一间大库房保管自己的藏品，将那里作为他免费获得的租借地，只有他本人和他的研究员可以出入。赛克勒算计着，他能够从其发现的税收漏洞中赚钱，他由此得到的免税数额，会远远超过其购买那些藏品的费用和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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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做法都不违法，但在诺贝尔看来，它们属于“诡诈”。而且，如霍文当时所获悉，赛克勒对堆积在免费租借地的中国艺术品，并未做出将其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任何承诺。根据赛克勒与该馆达成的协议，他将为自己的藏品获得一个大库房，由博物馆承担其保险、消防和安保等费用。赛克勒请布鲁克林博物馆前副研究员路易斯·卡茨保管那些藏品，由赛克勒本人支付其工资。赛克勒还设法帮助收藏合作伙伴保罗·辛格博士获得了博物馆兼职研究员的特权。托马斯·霍文不属于安分守己的馆长，他很快与同样桀骜不驯的亚瑟·赛克勒称兄道弟。为了摸清赛克勒医生是否打算把藏品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霍文邀请赛克勒“小聊一聊”。霍文与赛克勒的会面，为后人定格了一张永恒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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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他在我办公室的圆桌子旁边坐下，我敢说，他在几分钟内便喜欢上了我，知道我会与他合作。他很敏感、怪僻、随心所欲，并且很脆弱，我们之间的交谈因而更加趣味盎然。赛克勒的口音经过精心训练，显得十分造作，似乎在用嗓音展现其成功；但是，他的语调非常真实。他对自己讲话的方式深感自豪。我对此并不反感。他开口道：“我和吉姆（罗瑞墨馆长）在这里度过了许多美妙时光。他常把军靴跷到桌子上面。我们俩就像中国的文人骚客，连续几个小时探讨学术和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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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霍文的确说服赛克勒（在其两兄弟的协助下）捐赠了350万美元，用于建造存放埃及丹铎神庙的崭新大侧厅。为避免新建的阿斯旺大坝水位上涨对丹铎神庙造成破坏，埃及与美国合作，对其实施了迁移抢救。但是，对于自己藏品的最终归宿，赛克勒一直不愿做出任何承诺。在此期间，除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高层管理人员，多年以来，其他人并不知道，该馆曾异乎寻常地有一块赛克勒的私人租借地。1978年，刑法专家索尔·查内尔斯教授将赛克勒在博物馆拥有私人租借地一事公之于众。李·罗森鲍姆在《艺术新闻》上，刊登了一篇“扒粪”式报道，称纽约州检察长办公室已启动一项调查，以确定那块租借地是否构成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空间和资金的不当使用（自19世纪70年代建馆之初，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直高度依赖纽约市获得税收优惠，并协助支付博物馆的场馆运营费用）。罗森鲍姆要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此事做出解释。时任馆长菲利普·德·蒙特伯勒、总经理威廉·麦康伯、董事会会长道格拉斯·迪隆则把所有问题一概推给博物馆法律顾问佩内洛普·巴德尔答复。佩内洛普则一言以蔽之：“被调查者不适合谈论被调查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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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检察长办公室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秘密协定予以斥责，却并未采取任何法律行动，该馆的领导们如释重负。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努力应对赛克勒。赛克勒用毒舌宣泄着自己的愤怒和指责，对昂贵的赛克勒展厅被曝光和利用耿耿于怀。此外，他还有其他愤愤不平之事。迈克尔·格罗斯写过一本专著《无赖博物馆》（2009年出版），讲述了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有关的异闻趣事。格罗斯在书中对赛克勒的满腹牢骚娓娓道来。据他记述，赛克勒把一箩筐牢骚抛向霍文馆长，认为时任博物馆法律顾问的阿什顿·霍金斯，曾阻挠他进入博物馆董事会。而且，“博物馆在‘神圣’的丹铎神庙举办派对，赛克勒对那种利用方式感到愤怒，称在那里为时装设计师华伦天奴举办私人晚宴‘令人厌恶’。赛克勒还认为，一本时尚杂志刊登蒙特伯勒馆长的照片，也是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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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亚瑟·赛克勒宣布，他将把自己收藏的精品和400万美元，捐赠给史密森尼学会。史密森尼学会作为交换，同意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建造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如前所述，美国国民最终从中获益。如今，弗利尔美术馆和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已成为游客和当地居民的首选参观目的地（免收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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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赛克勒医生的是什么？有关收藏，法国“警句家”拉布吕耶尔有如此说法：“收藏不是消遣娱乐，而是激情澎湃的事情。收藏通常是如此强烈，除了琐碎的收藏目的，它丝毫不逊于爱情和人生抱负。”或者，如英国鉴赏家肯尼斯·克拉克所补充：“问男人和女人为什么收藏，如同问他们为什么坠入爱河。收藏的原因都是不理智的，动机都是乱如麻的。”最终，无论令灵魂出窍的收藏行为的源头多么难以捉摸，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遍布它们的结晶。至于在道德上，哪些人、哪些机构更有道义占有那些收藏，将是我们在后记中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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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后记 长城上的希望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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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该如何归纳总结？在古老中国与新兴美国之间，开展有效文化交流的现实前景如何？或许，我们应该把那两个形容词互换，将两国称为新兴中国与古老美国。因为，北京已不失时机、灵巧地迈入市场经济。然而，美国的现任总统，似乎正变得步履蹒跚。年迈的法学家，僵化的官僚制度，以及对前辈、惯例和神圣文件（由早已远离我们而去的不朽人物在费城秘密完成）崇拜有加的美国参议院等，都在给美国总统下绊儿。（至少在北京看来，美国的政治有可能像是被绑住手脚的巨人格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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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对中美艺术世界异常现象的解读，由于太平洋两岸看问题的视角不同，也会得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壁垒不仅在于物质。当绝大多数障碍属于思想问题时，它们同样难以对付。东西方在艺术品价值方面的分歧，有其审美、历史、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根源。上述四个层面，都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收藏家、博物馆研究员和古董商，也一直以此为依据开展各自的活动。第一，其中最基本的层面，涉及东西方完全不同的审美传统和相关标准。第二，双方的艺术市场经营，以及收藏家们的实际操作相互冲突。第三，有关文物返还、对拥有丰富文物遗址进行保护等，双方深感在法律和道德方面存在差异。第四，双方对艺术博物馆作用的解读不同。无论用古老、新兴，或其他任何词汇描述，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共同的任务，包括拨开困扰两国的未知迷雾，将艺术博物馆视为导师、保管者、裁决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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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自己的研究，我们认为，中国已确实在长城上打开了崭新的希望之门。当今世界，人们的思想观念如同太平洋上变化多端的气流和洋流。那扇全新的希望之门，尤其令人期待。换言之，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或属于古代道教阴阳二元论的典型例证：扩张即收缩，清澈即浑浊；一些人眼中的平淡无奇，在另一些人眼中成了不同凡响。旨在保护古代遗址的具体措施，在其他人看来，变成了怂恿应被消灭的盗墓活动。中国艺术市场耀眼如同流星，它的崛起值得注意。但是，仔细研究，它那看似硬邦邦的统计数据，也开始显得摇摆不定。而且，那种两极化现象常常充满活力，相互发生作用。它们不仅相互排斥，相互吸引，在穿越有争议地带时，还会发挥突破作用。以上述东西方的基本差异为例：东西方文明的审美观念截然不同；然而，双方都认为那种差异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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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艾尔索普是华盛顿的专栏作家。他才华横溢，做事痛快利落。1979年2月，他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朋友、东亚艺术权威人士高居翰教授写了封信。在此，我们引用那封忧心忡忡的信件，借以展开下面的叙述。当时，艾尔索普正在撰写重要著作《珍贵的艺术传统：艺术收藏及其有关现象史》（1982年出版）。针对该书有关中国章节，艾尔索普去信征求高居翰的意见。“亲爱的吉姆，”他开始写道，“……实际上，与本书其他任何部分相比，我更加忧虑其中的中国章节。”他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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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阅读中国艺术，断断续续搞了四十五年。首先，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休闲方式，难以搞好中国艺术研究。其次，在我看来，中国艺术的基本问题，似乎才刚开始得到整理解决。意味着我只有通过最艰辛的工作，才能应对中国艺术极其艰难的问题……如有可能，我应该完全放弃书中现有的中国章节。但是恐怕真的没有拿掉与中国有关内容的可能。因为本书的主题是：以艺术收藏为开端，人们已通过不可思议的方式，形成了一个复杂行为体系，许多行为几乎总在自发产生。在各不相同、互不连贯的艺术传统小集团中，中国显然是一个大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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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索普以善于把握政治或文化问题而闻名于世。因此，上述文字如同他的生动自白。关于中国，他的经验广泛而直接。1941年，艾尔索普从哈佛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快速成长的华盛顿记者（其家族与埃莉诺·罗斯福的家族有关）。当年年中，他有机会与陈纳德会面。陈纳德脾气暴躁，曾是美国陆军航空兵军官，正忙于招募“美国志愿队”，即后来人们熟知的“飞虎队”。“美国志愿队”在名义上属于中国国民党空军的特别单位。艾尔索普以陈纳德专职历史学家身份，签约入伙。日本偷袭珍珠港那天，他正在香港执行任务。当那座英国殖民地城市被日本侵略者攻陷时，艾尔索普被拘留了半年，直到通过俘虏交换被日本人释放。被拘禁期间，他刻苦钻研中国学问和语言，熟练掌握了4000个汉字（了不起的技能，除了古典文献，这样的词汇量足以阅读任何中文报纸）。艾尔索普总共在中国停留了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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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艾尔索普在华盛顿定居。他的家位于乔治城，家中装饰以中国元素为主。长期以来，那里成了政治家、外交家和记者朋友们的精英沙龙。“艾尔索普家的椅子和沙发上，都覆盖着中国丝绸，”艾尔索普传记的作者、同事老埃德温·约德写道，“空气中弥漫着东方味道。在特制的壁龛中，摆放着朝外凝望的中国、日本瓷瓶。墙上是丝绸悬挂物、艾尔索普家人的肖像、照片。艾尔索普是许多中国餐馆的老主顾。有时，他会让一同用餐的朋友等他，自己则兴高采烈地与餐厅主管道别，谈论蜜汁火腿和其他菜肴的烹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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