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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一场景的主角还未出场,一切的道具皆因他的出现而设定。君王,政治权力结构中的顶点,终于要穿戴着“衮冕”,出现在这一臣下按照礼制精心布置的空间中。在诸侯全部依各自的位置列席之后,他缓步来到明堂户牖之间,来到这面为他而陈设的华丽黼依之前,背负黼依而立,身前凭玉几,南面而听,一个君王的经典形象由此诞生了。他的出现,让在场的所有器具不再是一件件“物”,而是与他的身体一起,共同透出了权力至高无上的光辉。缺少君主的凭依,它们便没有其“实现”(actuality)的象征意义,而仅仅具有一种“潜能”(potentiality)。“负黼依,冯玉几,南面而听”,这不是给器物的规定,是给君主的规定,给“人”的规定,但却真正令器物的意义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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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面”是君主的这一系列动作中的高潮,黼依也由于他的面向而有相同的规定。这一面向的形成,最初与中国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国位于北半球,南面向阳,堂的建筑就是朝南,以使三面有阳光。《易·说卦》云:“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南面”一说,后来成为君主德治的代称。《管子·戒》中管仲教导齐桓公:“南面听天下而无骄色。”《荀子·成相》中赞曰:“大人哉舜!南面而立万物备。”《大戴礼记》记载武王登基,行端冕之礼时,尚父端冕奉书而入,负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48]这一朝觐礼仪的方向,成为一个贤德君王的语词符号。[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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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场景下,黼依之特别之处,除了处于中心的位置,还在于它与“王”的关系最为密切。仍然是“司几筵”这句话——“王位设黼依,依前南乡(向)”,这中间缺失了一个最重要的主语“王”,也正由于这种缺失,才使得王的至尊形象弥漫在这段看似娓娓道来的述说之中。黼依是王最切近的器具,王背后的高大黼依也最能够带给前来朝觐的诸侯一种天威的印象。根据《燕丹子》和《史记》中“八尺屏风,可超而越”的说法,又《三礼图》云“(扆)从广八尺”[50],可知黼依近似方形,纵横八尺,按秦制约1.84米,高于一人,君王站立于黼依之前,从形象上给下方群臣诸侯造成心理上的压迫感。而且,《礼书》云“其制则左右有张容焉”,这是根据《荀子》“居则设张容负依”之说。因此古代的黼依可能一开始便不是独扇,而是两侧对称有翼的围屏。此屏实物便近似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复原的漆木屏风,这面长3米的屏风,高度恰好为1.8米,两侧有翼可合(图1)。有趣的是,此屏正面的三个屏版中央还设有两扇小门,以便南面的帝王可以在仪式之后,以一种神秘的姿态,立即消失于公众的视野,而只留下华贵高大的屏风,暗示着那曾经威严的身影及其背后的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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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漆木屏风 广州南越王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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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的身份通过君王身体与屏风这一器物格制上的对比,再加上四周规整的几席陈设,形成一种整体的图像,转化为权力等阶的印象传达给诸侯。《仪礼》中没有特别介绍黼依,只说“天子衮冕负斧依”,这一“负”字,是天子和黼扆之间关系的说明。负,也就是依靠的意思。但是,君王立于黼依之前,身体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倚靠着屏风,而是肃直而立,使身后的屏风与自身构成一个威风凛凛的形象。设置黼依的实际作用是彰显了面南而立于其中央的身体,从而在视觉和心理上形成王权的威严之感。可视的身体的姿态,使得君王权力的象征意义得到实现。黼依是政治与身体之间的媒介,换言之,黼依与君王是一个权力的统一体,他们共同在臣民的心理上筑造这道不可逾越的界碑。在后世,“扆”逐渐成为帝王的指代,这与黼扆在礼仪中与帝王的密切性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些词汇中,屏风这件“物”的本体已经隐去,留下的只有具有至高权力的意义了。这并非是一种当场意义的缺失,反而是由于这种当场在象征效力上的鲜明,意义才会在漫长的历史中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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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心神明,秉执圣道,负黼依,冯玉几,南面而听断,号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响应”,《汉书·严助传》中淮南王刘安赞武帝的这句话,正是本自《周书》,这也成为后世的许多史书对威权君主的描述。一面屏风、一个玉几、一个方位,一种形象,这一仪式中在场的景象是对王权的最高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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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图饰中的神权与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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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在一个器物体系之内的位置,礼仪的当场赋予屏风极大的荣光;同时,它当然不会忘记屏风内部的那个“角落”。无论是黼依还是皇邸,内部符号的彰目恰恰在暗示着符号自身的卑微,它的内容完全受制于这个空间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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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中为“黼依”,这一词在《礼记》和《仪礼》中皆作“斧依”,所指同物。依为屏风之名,而黼文则是屏风上的纹饰。郑玄注为“斧谓之黼,其绣白黑采,以绛帛为质”。黼,是就色彩而言,指绣制的黑白之纹,出自《周礼·考工记》:“白与黑谓之黼”;斧,就绣于屏风之上的图案形状而言,贾公彦又补充云:“为金斧文,近刃白,近銎黑,则曰斧,取金斧断割之义”;二者合一,“黼”文与“斧”文皆指这一种图案。古代屏风上覆绛帛,也就是大红色的绢,因而后世帝王屏风也称为“丹扆”。其上绣黑白文的斧头,在靠近刃的地方绣白色,另一侧绣黑色。《周礼·考工记》中曾记载与“三礼”相互参证的一本图谱《三礼图》,为郑玄所编。这本图谱用图像示范了礼制上要求的各种服饰、器物、宫阙等的建制,可惜后来佚失。到了“尚古”之风日盛的宋代,学者聂崇义搜集考订了多种古代《三礼图》,并编纂了《新定三礼图》,历史中已经消失的黼扆图像出现在我们面前(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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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三礼图》中的斧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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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黼文”的解释尽管仍有一些争议[51],但还是得到多数训诂文献的接受。《尔雅·释器》云:“斧谓之黼。”注云:“黼文画斧形,因名云。”[52]在先秦这一图案只有天子才可享有。《礼记》中说:“绣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礼也。”春秋时期有些大夫在中衣的领缘上使用丹朱色,并在上面绣黼文,这便是一种僭越礼制的做法。汉代孔安国注《尚书·顾命传》云:“扆,屏风,画为斧文,置户牖间。”[53]贾公彦疏《仪礼》云:“言绨素者,绨,赤也,素,白也。汉时屏风以绨素为之,象古者白黑斧文。”[54]屏风上绣黼色斧纹的传统,到汉代时依然在沿用,这是为了追慕上古时期的礼制中规定的图像符号。《周礼》云“凡王巾,皆黼”,无论是天子的冕服、饮食所用覆物的布帛还是丧葬用棺椁的覆帛上都绣有黼纹[55],黼文的装饰带来的肃重感充满了仪式的整个空间,具有醒目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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黼文的颜色与图案都显示了皇权象征的普遍意义。《晏子春秋》赞之云:“公衣黼黻之衣,素绣之裳,一衣而王采具焉。”黑白鲜明的黼文还代表一种刚断之意,《荀子·君道》言“知国之安危臧否,若别白黑”,国家的治乱兴衰,正在这庄严而分明的色彩当中。如果说黼色表现的是先秦的审美观念,则斧文更明显地直接象征着权力的力量。郑玄注《仪礼·觐礼》云:“有绣斧文,所以示威也。”[56]邢昺疏《尔雅·释言》之“黼黻彰也”又云:“黼取能断。”[57]斧纹的决断之形、彰明之色,表现了统治者是非分明、刚断示威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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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象征可能与商周政权的建立有关。《周礼注疏》卷六中解释“黼黻”一词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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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与黑作斧文,取今斧断割之义。云“周尚武”者,周以武得天下,故云尚武,故用黼也。云“其用文德,则黻可”者,谓若夏以揖让得天下,是文定天下,则当用黑与青,谓之黻,两已相背也。若然,易云“汤武革命”,殷亦以武得天下,则亦用黼耳。[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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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可知,夏代因禅让之制得天下,其用文德,以黻纹示之;商周的政权以武力革命得天下,则使用黑白相间的斧文,彪炳武权。这似乎有武力暴政之嫌。然而,郑玄在《三礼图》中描述黼文时说:“画斧无柄,设而不用之义。”[59]屏风上面的斧文是没有柄的,“设而不用”说明律令的条款和权力的威严是一种象征之意,表示了一种对正义的决断,从本质上仍然是道义与律令统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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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黑白黼文是在世威权的象征,那么皇邸上的装饰依然保留了先民祀天的痕迹。郑玄解此物“染羽象凤皇羽色以为之”,这种圜丘祭祀所用的屏风上面装饰着一种彩色羽毛,类似于凤凰。凤凰本身就是神话中的神鸟形象,而在郊祀中的皇邸上,皇羽的装饰一方面传递了上古社会祭祀中的习俗,如《礼记》中“有虞氏皇而祭”,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是王者之饰。[60]凤凰自古为高贵的象征,先秦文献中有颇多记载。《诗·大雅·卷阿》云:“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楚辞》中屈原有数次自比凤凰,“飞而高翔”,“栖梧桐,食竹实”。龙凤图示在盛行巫觋的楚国文化中最盛,湖北省江陵望山1号战国楚墓出土的彩漆小座屏就是以凤鸟的图形镂雕的。同样是在楚地,长沙马王堆1号西汉墓曾出土一件彩色漆屏明器,宽0.72米,高0.58米,上面绘有一条腾飞的龙(图3)。墓中出土的“遣策”竹简第217片墨书“木五菜(采)画并(屏)风一,长五尺,高三尺”[61]。这面屏风上面的游龙纹,让人想到了1973年在长沙子弹库1号墓出土的战国帛画人物御龙图。两幅图龙身的形制都比较细长,龙头都高昂于画面上方的位置,腾云的装饰也很接近;图中人物,驾着飞龙,向天而去。《楚辞》的开篇《离骚》:“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意思是:驾四条白龙乘五彩凤凰,任你尘土飞扬,我已踏上我的征程。或许,这幅战国帛画也曾经覆盖在礼仪过程中的屏风上面。显而易见,通天的宗教观念,是龙凤用于墓葬和祭祀中的主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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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五彩屏风线描图 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 58cm×72cm 湖南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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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屏风的使用中,黼文和龙凤纹有着明确的场合分野,但无疑,这两种图像在当时都被列为最为尊贵的礼仪符号。《诗经》中有“玄衮及黼”的说法将其并列。《左传·桓公二年》中,臧哀伯批评桓公时列述的礼制中有:“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62]“昭”意味着这些纹样是为了彰示某种意义。在汉代,它们终于被聚集于帝王的身体之上,发展为冕服十二章。[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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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符号化的扆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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