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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代皇侃的《论语义疏》中更详细地解释道：“树塞门，谓立屏以障隔门。别外内，礼天子，诸侯并有之也。臣来朝君至屏而起敬。天子尊远。故外屏于路门之外为之。诸侯尊近，故内屏于内门之内为之。”[113]门的内外树起屏风是为了内外有别，而内外有别是为了臣下来朝见君王时，来到屏风之前，心生敬意。《尔雅》云“门屏之间谓之宁”，天子的外屏与宫门之间的地方称为“宁”，通“伫”，也就是驻足之意。诸侯来面见天子时，要先在屏风之处停留，然后入门觐见。[114]《曲礼》之“帷薄之外不趋”孔疏云：“臣来朝君，至屏而加肃敬，屏外不敬，故不趋也。今言帷薄，谓大夫、士也。其外不趋，其内可趋，为敬也。”[115]是故入屏门之后便应小步快走，以表现敬意，这不仅适用于天子的外屏，也适用于内屏以及帷薄。天子之尊应从比较远的位置开始，因而要在路门外设屏，有人来朝，在门外可观屏处，就已产生对天子威严的敬意。诸侯相对天子，其尊更近些，故在门内设屏。障蔽塑造了君臣关系的心理基础。延伸到整个阶级群体，内屏、外屏、帘、帷都将自我与外界隔离开来，起到了“自障以蔽内外”的目的。每个人的可见与不可见，被他们的社会位阶所规定，并通过大门内外的障蔽物得以实现。屏在其中位阶最高，外屏比内屏高，究其原因，当是屏比帘、帷等更具稳固性和隐蔽性，设于户外之屏比设于户内之屏更有遮挡的明显意味。位阶越高的人，对于障蔽的要求也越高，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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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时期，这种礼制已被严重破坏，故有《论语·八佾》中的孔子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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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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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君即是鲁国国君，按位阶当属诸侯。“树”本指天子专用的外屏，但在周王室式微的春秋时期，外屏可能是诸侯国君亦可以使用的。管仲是齐桓公的宰相，地位上显然不可能够格使用“树”，因此孔子斥责他不知礼数。《礼记》中也引用此事言管氏“僭礼”之举[116]。这一点也可以说明，屏是只有天子和诸侯才能使用的建筑，大夫不能使用屏墙，这一规定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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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屏、外屏还有一些别称。《释名疏证补》按：“外屏即浮思，内屏即萧墙也。”然而实际上萧墙和浮思（罘罳）并没有严格的内外之分。“萧墙”之名在先秦就已出现。《论语·季氏》中有“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季孙按位阶是鲁国大夫，按上文对春秋礼制新规定的解释，鲁国诸侯使用外屏“树”，则季孙的身份使用萧墙是符合身份的。《释名》中解“萧墙”：“萧墙，在门内，萧，肃也。臣将入于此，自肃敬之处也。”“萧墙”之名，亦与“屏”的敬肃意义有关。到了汉代，屏墙的使用大概已经没有天子、诸侯之严格差别。萧墙处于门内，臣子要见君主时，走到萧墙之处，心生肃敬，这是为了君臣之礼所做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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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桴）思”的说法在先秦文献中从未出现过。汉代时多使用“罘罳”一名，故郑玄以“桴思”注“疏屏”。《广雅·释宫》：“罘罳谓之屏。”《汉书》曾记录汉末佞臣董贤的墓冢“内为便房，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罘罳甚盛”[117]。又有“文帝七年，未央宫东阙罘罳灾”，颜师古解释说：“罘罳，谓连屏曲阁也，以覆重刻垣墉之处，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118]《盐铁论·散不足》记载当时的祠堂建筑，“中者祠堂屏匌，垣阙罘罳”[119]，说明中等人家冢墓的墙垣和阙前已有罘罳的设置。在汉代都城西京，这种木板制成、中有镂空的建筑，无论是外围的都城、天子居住的宫城还是私人的宅邸，几乎每家门前皆有设置。[120]此外，在高层建筑的连阁上需要屏翳之处，也设有罘罳。汉代还有一种角罘罳，类似于今天的角楼。罘罳，这种从屏风演变而来的附属物，已经形成了一个小的独立的建筑。[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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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其名之义，说法甚多。宋程大昌《雍录》：“罘罳者，镂木为之，其中疏通，可以透明，或为方空，或为连锁，其状扶疏，故曰罘罳。……罘罳之名既立，于是随其所施而附着以为之名。”[122]此说认为其是以形貌得名。崔豹的《古今注》云：“罘罳，屏之遗像也。塾，门外之舍也。臣来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衣，详熟所应对之事也，塾之言熟也。行至门内屏外，复应思惟，罘罳言复思也。汉西京罘罳，合板为之，亦筑土为之，每门阙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国厅前亦树之。”[123]罘罳的设置基于周“天子外屏”之原则，而汉时统一将其设置于门内。“复思”的谐音，符合汉代宫阙“虽无其制，而特附之义”命名的风格[124]，同时也承接了“天子外屏”的作用。汉代城门外设一小室，名塾，谐“熟”，大臣前来朝拜君王时，到了城门外，就要进入这一小室，熟悉将要对皇帝上禀之事。[125]之后再行至城门内的屏风也即“罘罳”之外时，就应再次三思自己面圣时将要陈述的奏议，再呈与皇帝。这种谨慎的反思行为，正是出于对天子恭肃敬穆的要求。西汉末年，王莽攻入京师时，“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罘罳，曰：‘毋使民复思也。’”[126]他为了使臣民不再思念汉朝，期怀复辟之意，毁掉了陵园的屏墙，自此之后，“罘罳”一词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在大门内外设屏这种形制则保留了下来，唐代以后，与室内所用之屏统称为屏风，有时也称为“照壁屏风”或是“照壁”“影壁”等。在民间，许多留存下来的照壁或影壁，也是镂空镌刻成细格状，这也是承袭了罘罳之制。在门内所设的照壁多为木制，《营造法式》中就有关于“照壁屏风骨”的记载。《营造法式》另记截间屏风骨、四扇屏风骨两种，可见照壁屏风乃屏风中的一种。[127]而门外所设影壁多为石制[128]，成为建筑物不可移动的一个部分。无论是哪一种，皆起到“障蔽”的功能。在一般的家族中，君臣之礼在制度上的约束力已不大，影壁的设置主要是为了烘托气势，同时受到民间发展的堪舆风水观念的影响，故一般大户人家都制作高大的门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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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内之屏的名称随着时间不断更迭，但其所具意义始终是一致的。它的障蔽功能，主要并不是意在实现某种具体的目的，而是为了让人走近时，心中肃然起敬。这种敬意是通过遮挡外界的目光而形成的心理作用。据《晋书》记载，阮籍在晋文帝辅政时，被文帝赏识任命为东平相，走马上任后，立即“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129]。他故意毁掉自己府内的屏风，以使老百姓能够放下敬畏的心理，敢于到府中告以实情。这当然是自诩“礼岂为我设”的阮籍破坏政治结构中屋宇制度的一次个性化的行为，但同时也说明屏风在政治空间中是一种心理符号，而“坏屏风”是在象征的意义上对官府和百姓之间统治与被统治心理的解构。有趣的是，通过对建筑礼制的这次越度，阮籍却完成了权力之中“德行”部分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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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之间：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 [:1705469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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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藩卫：中央—四方的政治空间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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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作为动词的意思是障蔽，这不仅仅有隔绝目光的意义，还有护卫、保障安全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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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西周时期，“屏”的动词意义便和仪式中的黼依以及建筑中的树屏同时产生了。上文提到，周公负黼依辅政成王，分封四方诸侯，以巩固中央的政权（图17）。在这一历史事件中，除了朝堂上的周公背负屏风这一实际的意义外，还存在“屏”的双重隐喻意义：一是臣下辅佐君主。在现藏于美国阿金斯·纳尔逊博物馆的西周孝王时期（前891—前886）的青铜器“番生簋”上，记载有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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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藩屏模式 《三礼图》中的王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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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生不敢弗帅刑皇考丕显元德，用申恪大命，屏王位，虔夙夕尃求不朁德，用谏四方，揉远能迩。[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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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句的大意是，番生要以逝去的先祖为榜样，辅佐王位，日夜恭敬谨肃，谏戒四方，使远近诸侯皆可安定。番生是彼时和周公一样的宰政大臣，他使用的“屏”字，意义就是“辅佐”君王之意。君臣之间的关系，通过“屏”这样一个具有空间意味的动词表达出来，不但表明位于中央的君主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表明在中央周围的臣子负有屏障般辅佐、护卫君王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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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诸侯国和周王朝之间的“藩屏”关系。《汉书·诸侯王表》记载西周的分封制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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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周监于二代，三圣制法，立爵五等，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余。周公、康叔建于鲁、卫，各数百里；太公于齐，亦五侯九伯之地。《诗》载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师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怀德惟宁，宗子惟城。毋俾城坏，毋独斯畏。”所以亲亲贤贤，褒表功德，关诸盛衰，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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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人惟藩，大师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出自《诗经·大雅·板》。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此段时说：“介，善也。藩，篱也。屏，蔽也。垣，墙也。翰，幹也。怀，和也。俾，使也。以善人为之藩篱，谓封周公、康叔于鲁、卫；以大师为垣墙，谓封太公于齐也。大邦以为屏蔽，谓成国诸侯也；大宗以为桢干，谓王之同姓也。能和其德则天下安宁，分建宗子则列城坚固。”[132]藩、垣、屏、翰皆为同义词，原来都是指称具有障蔽、守卫功能的建筑附属物的名词，后转义为动词，指一种守护的关系。介人、大师指在朝的公卿，大邦和大宗指诸侯。[133]“藩屏”一词后来专门用来指分封的四方诸侯对于中央的守卫，也就是成为中央王朝的屏障。《后汉书》群臣上奏光武帝时也说：“古者封建诸侯以藩屏京师。周封八百，同姓诸姬并为建国，夹辅王室，尊事天子，享国永长，为后世法。”[134]周成王在位时，采纳周公提出的建藩屏周的方略，分封诸侯，即所谓藩国，使其保卫京畿。《诗经·大雅·民劳》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于是，处于中央的天子与四方诸侯之间形成了明确的地位界定与职责划分。四夷为外环，四方诸侯为内环，周王室为“中国”的中央—四方的政治格局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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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藩屏，不仅仅可以带来实际的守卫效果，在政治上还表明四方以中央为尊，承认中央统治的合法性。《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周景王的继承人王子朝被单氏政变追杀时，写下一封信诏告各诸侯国，其中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135]诸侯对中央的藩屏关系，也即是“称臣”的承诺。中央政权的合法性，通过这种藩屏关系得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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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尺度的殿堂或是居室之内，由于屏并没有将空间完全隔断，因而护卫的意义只是在实际空间中通过间隔视觉而产生的一种象征；但在一个更广阔的“国家”的尺度上，屏的障蔽性并不是“可视”的，而是一种通过“不可视的在场”[136]，将其意义扩及整个政治空间。《荀子·大略》篇说：“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137]其下一句，正是“天子外屏，诸侯内屏”。设置屏风的另一个原因，是使君主可居于中央之位，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统治威严。中央与四方、内部与外部的观念成为中国地理和政治空间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元素，臣子的辅佐、四方的藩屏，更加彰显处于中央的君主的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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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的政治意识亦施行于自然界的山川之中。《史记·五帝本纪》引《尚书·尧典》，记录了尧以治水与禅位向四岳之官咨询一事，“四岳”乃中央派遣的地方大员，分区监视四方诸侯[138]。后来，在四方区域内各选一名山，封为“岳”。其实，最早的四岳仅仅是天然形成的四座大山，或被当地的氏族用于崇拜之用。在汉武帝时，因“四岳”之名而扩充为“五岳”，东、西、南、北、中各一，“视为帝王巡狩所至之地”，确立了地理意义上的王权象征。这些山川继而又在政治的叙述中隐喻帝国的“屏障”。“中央—四方”通过居室空间之内的方位关系递进为一种政治关系，又通过政治的寓意被赋予了国土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权力结构始终是意义的能动者：中央是最高权力者，是主宰，是被藩屏者；四方是听命的从属者，是藩屏中央者。这一由地理方位转换为政治空间的模式，从外至内奠定了王权稳固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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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之间：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 [:1705469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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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隐：政治与伦理冲突的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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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风的障蔽功能在政治和人伦关系上还有奇妙的效果。屏风有一别名，称为“清防”，这就暗示着屏风在日常生活中所起的防隐作用。[139]《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每当接待宾客，与宾客坐着谈话时，总是在屏风后安排侍史，让他记录孟尝君与宾客的谈话内容，记载所问宾客亲戚的住处。宾客刚刚离开，孟尝君就已派使者到宾客亲戚家里抚慰问候，献上礼物，从来没有遗漏。[140]这是一个透过屏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发生关系的有趣故事。孟尝君会客之处是一个公共的会客空间，屏风背后藏匿着的，是一个私人空间。因为屏风的隔障，这两个空间无法彼此看到，但是因为声音的传播，这两个空间发生了关系。不过，在这个场景中，屏风后的人可以窥探到前面的事，而屏风之前的公共空间中的人则无法避开耳目，只有主人孟尝君才是两个空间的真正知情者与掌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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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景帝时有“屏风隔父子之坐”的美谈。一臣子吴纪亮为尚书令，他的父亲子骘为中书令，官阶比他低。每次上朝之时，皇帝就命令用皇家的屏风将两人隔开议政。[141]这个故事中，父子的人伦关系与君权授予的位阶在朝堂之上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在代表皇权的朝堂之上，君臣关系大于父子。但对于重视儒家伦理的中国社会来说，人伦关系是包括皇帝在内都要体谅的，一面屏风，使得纪亮和子骘的身份冲突得到很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