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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的政治意识亦施行于自然界的山川之中。《史记·五帝本纪》引《尚书·尧典》，记录了尧以治水与禅位向四岳之官咨询一事，“四岳”乃中央派遣的地方大员，分区监视四方诸侯[138]。后来，在四方区域内各选一名山，封为“岳”。其实，最早的四岳仅仅是天然形成的四座大山，或被当地的氏族用于崇拜之用。在汉武帝时，因“四岳”之名而扩充为“五岳”，东、西、南、北、中各一，“视为帝王巡狩所至之地”，确立了地理意义上的王权象征。这些山川继而又在政治的叙述中隐喻帝国的“屏障”。“中央—四方”通过居室空间之内的方位关系递进为一种政治关系，又通过政治的寓意被赋予了国土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权力结构始终是意义的能动者：中央是最高权力者，是主宰，是被藩屏者；四方是听命的从属者，是藩屏中央者。这一由地理方位转换为政治空间的模式，从外至内奠定了王权稳固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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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隐：政治与伦理冲突的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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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风的障蔽功能在政治和人伦关系上还有奇妙的效果。屏风有一别名，称为“清防”，这就暗示着屏风在日常生活中所起的防隐作用。[139]《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每当接待宾客，与宾客坐着谈话时，总是在屏风后安排侍史，让他记录孟尝君与宾客的谈话内容，记载所问宾客亲戚的住处。宾客刚刚离开，孟尝君就已派使者到宾客亲戚家里抚慰问候，献上礼物，从来没有遗漏。[140]这是一个透过屏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发生关系的有趣故事。孟尝君会客之处是一个公共的会客空间，屏风背后藏匿着的，是一个私人空间。因为屏风的隔障，这两个空间无法彼此看到，但是因为声音的传播，这两个空间发生了关系。不过，在这个场景中，屏风后的人可以窥探到前面的事，而屏风之前的公共空间中的人则无法避开耳目，只有主人孟尝君才是两个空间的真正知情者与掌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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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景帝时有“屏风隔父子之坐”的美谈。一臣子吴纪亮为尚书令，他的父亲子骘为中书令，官阶比他低。每次上朝之时，皇帝就命令用皇家的屏风将两人隔开议政。[141]这个故事中，父子的人伦关系与君权授予的位阶在朝堂之上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在代表皇权的朝堂之上，君臣关系大于父子。但对于重视儒家伦理的中国社会来说，人伦关系是包括皇帝在内都要体谅的，一面屏风，使得纪亮和子骘的身份冲突得到很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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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元年时，刚升任太尉的郑弘举荐第五伦为司空，职位在郑弘之下。第五伦曾有恩于郑弘，为之举孝廉，故此，每日早朝之时，郑弘都向第五伦行礼。尽管郑弘选择了遵守人伦规定的礼数向恩人行拜礼，但是身为权力分配者的汉章帝与作为礼数接受者的第五伦都感到了不安。章帝问明原委，特令设云母屏风把他们隔开来，以免二人为难。[142]这又是一个屏风化解权位与人伦之间张力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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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风障蔽功能带来的“防隐”之用，在人际关系中产生了奇妙的效果。对西方砖墙建筑来说，只要把门关上，一堵墙就隔绝了内外两个世界。而屏风所隔断的，只是人的视线以及因视觉而造成的身份尴尬，空间依然是流动的。屏风制造的不可见使两种关系之间的紧张得到纾解。而屏风每一侧的活动者，处于同一个空间中，彼此之间的身份和关系依旧可见，一切的行为都按照规制的礼仪与俗成的惯例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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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个角色是声音。声音的传播使得屏风内外得以交流。屏风的活动性使得空气流通，声音的传播更加清晰，就像处于一个空间，尽管这种交流有时是彼此都知情的，有时是无意的。因而在后两个故事中，发生身份冲突的双方依然可以与皇帝进行朝政的互动，他们彼此之间也完全可以通过声音交流政事。“可闻而不可见”还有一个好处或是坏处，那就是可以选择沉默使交流变成单向性的，就像有人敲门时我们可以选择假装不在家而不开门。沉默的一方，可以规避某种风险，也可以获取某种有利的信息；而不知情的一方，则在无意中将信息透露给另一侧的人——孟尝君是好意，但也可以预见，这种信息外泄存在着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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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故事中皆有一个屏风两侧空间的共同掌控者。这个掌控者也是屏风的施放者，是比屏风内外的其他人物身份都更高的人，他掌握着同时谋划两个空间的权力，与每个空间中的人都发生着关系，对全部事实知情。屏风不是他行为的影响因素，而是他利用的工具，他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来调整自己需要的人际氛围。权力在这里发生了效果。在一组人际关系中，通常只有最高权力的人才有可能“利用”屏风，而不被其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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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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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周代出现了“六艺”的说法，《周礼·保氏》云：“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孔子《论语》中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说法，其中“艺”即指君子必须习得的“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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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58、6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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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政烺认为，礼器最初都是日用品，经过历史的洗礼逐渐成为了礼仪之用具。不过，屏风的早期日用性缺乏历史的证据，它在文献中一出场即是作为礼具的角色。见张政烺：《古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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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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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第二十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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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依”最早可能产生于西周之前，一开始也用于祭祀中。《诗经·公刘》：“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此句形容祭祀牲畜时，陈几设筵，公刘登上“依”在群臣面前举行仪式。但这一材料并不能明确此“依”不是地点，而是指屏风之实物。并且，这一活动也并没有成为一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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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二，第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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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郑玄认为《明堂位》中的天子指的就是周公。周公非天子，然其摄天子之位，这便是“践祚”。而后世学者如陈祥道则认为这是郑玄之曲解。周公只是在洛邑“辅成王以朝诸侯乃率以祀文王”（《礼记正义》），《孔子家语》中也说孔子在明堂内看到的是“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无论哪种说法，周公并无僭越。只是由于明堂朝觐实际上由周公一手主持，这场仪式的主角便是周公，故也在制度上赋予了周公摄政以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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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周代的王宫是否有明堂这一事实尚有争议。周时存在明堂的主要证据是《考工记·匠人》关于三代宫殿的记载，即“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但因《考工记》也是西汉河间王（前155—前130）补充到《周礼》中的，很难论断周就有“明堂”的称谓。不过，从考古学的材料，如陕西凤雏西周岐山宫城遗址的考古遗迹中“堂”的空间看，周代建筑中就已经有类似“明堂”的高台建筑结构是无疑的。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之第八章《从考古学材料推断“周人明堂”形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104—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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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汉书·胡建传》颜师古注：“室无四壁曰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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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一兵：《明堂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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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15—7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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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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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陈清泉译补，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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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一，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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