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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今天汉语中“藩邦”一词，常被误解为外族或外国，其实，这一名词主要的意思，是可以守卫藩屏中央的诸侯国。吴玉搢《别雅》（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云：“蕃屏，藩屏也。轓邦，藩邦也。……轓亦与藩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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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范晔：《后汉书》卷一下，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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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李梦生：《左传译注》，第1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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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这里借用德勒兹在绘画研究中的术语，见［法］德勒兹：《感觉的逻辑》，董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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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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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关于“四岳”和“五岳”的详细考证，见顾颉刚：《“四岳”与“五岳”》，《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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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颜延年《直东宫答郑尚书一首》有“踟蹰清防密，徙倚恒漏穷”句，刘良注：“屏风，清防也。”见《六臣注文选》卷第二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95—5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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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司马迁：《史记》卷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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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六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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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三，第7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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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之间：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 第二章 箴铭屏风与内化的政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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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从外彰到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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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空间内，屏风并不是一件“用具”，它不由使用的结果来定义自身；在出场的时刻，它便完成了其意义。在这种象征意味强烈的实物中，它所“界框”的符号的作用，远不及它的位置以及它出场时的姿态那么重要。皇权结构下的礼仪场所中，屏风上绘制着黑白分明或者五彩彰丽的图案，其醒目程度足以使堂下叩拜的诸侯和众臣立即接受到权力的暗示，以达到尊崇的目的。“醒目”本身也说明这些符号在内容上的卑微。它们并不具有艺术所应该具有的自创性。在这个等级分明的空间中，权力为它内部的话语、也包括屏风及其图像量定了尺度；甚至这一空间中的行为主体，包括天子和臣民，也在这种结构的驱使下不自觉地形成了对于屏风意义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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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天下之公的帝王并非只是辉煌的权力塔尖的享受者。比起他的臣民，他更需要主动去将自身塑造成一个修齐治平的英明君主。这种由儒家思想衍生的帝王政治教育，不但体现在帝王平日的课业学习中，也暗藏在他日常生活的器物屏风之中。此刻，屏风上的文字与图像被赋予了象征以外的含义。这种屏风不是用来“示威”的，而是关切着皇帝本人的治国修为，教化着帝王为稳固这一政治结构做出个人的表率和努力。这就是肇始于两汉、兴盛于唐宋的“箴铭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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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铭者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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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注《周礼》云：“铭之言名也。生则书于王旌，以识其人与其功也；死则于烝先王祭之。诏谓告其神以辞也。”[1]早期的铭文书写有生死之别，生时铭于天子车上的旌旗，死后则镌刻于祭祀中的王鼎，后者也就是今天的“金文”。“铭之言名也”，铭是一种显名的方式。《礼记·祭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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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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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是祭祀中铭文之用途。在本质上，无论是王旌之铭还是鼎彝之铭，都用于对自我的称名。不同的是，铭于王旌乃直接扬名自己，而铭于鼎彝是通过颂扬“先祖”以使自我这种颂扬的行为显诸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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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人来说，金文是记录商周历史最确凿的文字材料之一，而在当时，作为一种意欲在公共场域中宣明于世的文字，铭文首先要“明足以见之”，观看是这种书写与文字最切近的目标。这样一种得以流传几千年的文字，尽管不同观者的眼睛里接受的符号是同样的，但其意义却跟随观者的身份而变化着。这里有必要将观者的身份区分为“事实观者”“目标观者”与“潜在观者”三种。“事实观者”指在仪式及活动的当场确实看到铭文的人；“目标观者”指铭刻者预计看见铭文的人；“潜在观者”指铭刻者无意让其观看，但是仍有机会看到铭文的人。对于青铜器上的铭文而言，三种观者互不相同：“事实观者”是在祭祀场所看到铭文的天子、诸侯与群臣；“目标观者”是祭祀指向的冥冥中的先祖神灵；而几千年后这些文字重新得见天日时，那些观察和研究它们的金石学家，以及在博物馆中漫步游览的参访者，都属于它的“潜在观者”。无论这些潜在观者如何对金文的符号有兴趣，在它们被铭刻之初，其制作者并没有引起这些兴趣的意图。根据《礼记·祭统》中刻铭文于鼎彝的记载，铭文的目的一是“以祀其先祖者也”，祭祀是与祖先的对话，铭文的书写是与祖先通话的媒介；二是“明诸后世”，将铭文中记录的先祖的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等等诏告天下，流芳百世。《释名》曰：“铭者，述其功美可称名也。”[3]作为一种“述”的媒介，铭文起到了记录功德的作用，以称显自我与家族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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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祭祀中以先祖作为目标观者，并非全为祖先之功，在政权稳固和军事运筹中做出杰出贡献的臣子，也会以铭于青铜器这种崇高的方式受到表彰。《周礼·夏官上·司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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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六乡赏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勋，国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劳，治功曰力，战功曰多。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勋诏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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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规定了对于臣子六卿应论功为铭，在祭祀时将这种殊誉诏告先王。《礼记·祭统》中记载有卫庄公为感谢孔悝辅助其登上王位而铭其事迹于彝鼎的事。《礼记》又评论说：“古之君子，论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国家如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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