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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便殿为帝王常朝之地，北宋太宗年间的“便殿”指崇德殿，《梁溪漫志》云唐之紫宸殿乃为“便殿”，宋之崇德即唐之紫宸，为“双日常朝之殿也”，也就是日常议政之所（《全宋笔记》第五编第二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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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殿可能为大庆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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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宋朝名画评》记载为“大中祥符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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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可能为大内最东的议政殿崇政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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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庆宁宫在大内，乃英宗为皇子时居所。此幅字乃仁宗赐予尚为皇子的英宗，故装裱后的屏风应在庆宁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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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籍记载，唐代神游殿乃在昭陵建，为供唐太宗灵魂登高远眺之用。《宋史》中没有“神游殿”的记录，由唐制猜测应亦为河南巩义市一带的帝王陵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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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宣和画谱》中记“宝和殿”，乃“保和殿”之误写。据陈均《宋九朝编年备要》（宋绍定刻本）记载，政和三年九月保和殿成，故此图应绘于此年九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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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北宋初年的学士院玉堂屏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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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年，翰林学士院的玉堂周壁以及皇帝御座背后的屏风经历了一场铭记在艺术史上的变迁。日本学者小川裕充认为，这一次“院中名画”的变迁史标志着山水画在宫廷的胜利。[54]自隋唐五代以来，山水画虽已逐渐成为“画史”中的主要画种，却并未被宫廷全部接纳。而自北宋初年至神宗末年，山水画开始全面进入位于禁中的两省、学士院、枢密院等大内主要政治空间乃至皇帝的内殿中。这一次变迁，伴随着熙宁王安石变法之后宋神宗的元丰改制，不可否认，政治是这次艺术变迁主要的外部动因。然而，翰林学士们的歌咏，却让人从一个庄肃的政治空间中，回归到了幽谧惬适的性灵家园。此时作为皇家领地的玉堂，已然成为一个幽远安闲的桃源。山水，这种拥怀着文人个人心灵要旨的艺术风潮终于涌入了王权这一核心的“公”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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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蔡启的《蔡宽夫诗话》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这次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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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院旧与宣徽院相邻，今门下后省乃其故地。玉堂两壁，有巨然画山、董羽水。宋宣献公为学士时，燕穆之复为六幅山水屏寄之，遂置于中间。宣献诗所谓“忆昔唐家扃禁地，粉壁曲龙闻曩记。承明意象今顿还，永与銮坡为故事”是也。唐翰林壁画《海曲龙山》，故诗引用之。元丰末，既修两后省，遂移院于今枢密院之后，两壁既毁，屏亦莫知所在。今玉堂中屏，乃待诏郭熙所作《春江晓景》。禁中官局，多熙笔迹，而此屏独深妙，意若欲追配前人者。苏儋州尝赋诗云：“玉堂昼掩春日闲，中有郭熙画春山。”今遂为玉堂一佳物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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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跟随这条重要材料的线索，逐渐展开从北宋初年太宗时期学士院玉堂直至徽宗朝郭熙屏风落幕的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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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之间：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 [:170546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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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玉堂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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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段材料中记述的山水画屏以及巨然、董羽的的壁画都可称为“建筑绘画”。与卷轴画不同，它们不是绘于纸或绢上，而是直接画在位于翰林学士院玉堂内的墙壁和屏风上。壁画自然是不可移动的，而屏风虽可移动，但绘画一旦裱在上面就很难拆下，而且置于御座后的屏风大多常年不更换。因而，与宫廷内府的藏画不同，壁画与屏风画在建筑空间内一般都作长期展示，这对那时的画家而言是无上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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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堂所在的翰林学士院是唐代翰林院制度的沿袭。在唐开元以前，翰林院不过是艺能伎术之人杂居的地方，开元之后有了学士之制，在翰林院南边建立了学士院，与原来的翰林院分为二院，仍统称为翰林院。[56]翰林院是带有浓厚学术色彩的官署，其功能主要是参议政事，草拟诏制，因而对于文献坟典方面的学识功底要求甚高，翰林学士一般都是饱读诗书的儒士。宋代沿袭唐制设翰林学士院，学士院的学士实际上充当了皇帝的顾问，这一机构不但影响到皇帝的决策，还是除皇帝以外的政权最高执掌者宰相的直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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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作为辅助皇帝处理政事的机构，对诏制的草拟关系重大，其工作内容有高度的保密性，保守机密是翰林学士院的特点之一。唐代李肇《翰林志》曾引用《汉书》中宋昌的话谈到翰林院在“公”与“私”之间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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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宋昌有言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夫翰林为枢机宥密之地，有所慎者，事之微也。若制置任用，则非王者之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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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学士院看上去是为皇帝个人负责的，但由于“王者无私”，皇帝就是天下之“公”的化身，因而学士们实际上是为天下“公”事服务。因此，学士院尽管因职责所在而是绝对的私密之所，但绝不是私人场所，其“公”的属性是不容质疑的；也正是由于这一“公”，此处才具有特别的私密性，要求学士们行事谨慎至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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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学士院在宋神宗元丰改制期间经历了一次大的改建，《蔡宽夫诗话》讲述的学士院中绘画的变迁史正是因这次改建而发生的。关于翰林院改建之前的具体形制，太宗时期的学士苏易简曾在《续翰林院》中描述道：“旧学士院在枢密院之后，其廊庑与密院后廊中分，门乃西向。玉堂本以待乘舆行幸，非学士所得常居，惟礼上之日，略坐其东，受院吏参谒。其后为主廊，北出直集英殿，则所谓‘北门’也。学士仅有直舍，分于门之两旁，每锁院受诏，与中使坐主廊。”[58]学士院与当时代表皇家权力的行政机构中书、枢密院的位置十分接近，这三者构成了皇帝旨意起草、承接与执行的中心，这是士大夫与皇帝互动最为频密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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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宽夫诗话》中提及的巨然、董羽和燕肃三幅画作，位于学士院中堂（正厅）又称为“玉堂”的地方。玉堂最早本为宫殿之美名，以示其装饰之丽。宋玉《风赋》云：“然后徜徉中庭，北上玉堂，跻于罗帷，经于洞房，乃得为大王之风也。”汉代时武帝于未央宫西侧建玉堂殿，乃文人待诏之所，但彼时玉堂待诏为天子宾客，品行参差，常被史家诟病[59]。至唐玄宗时，建学士院二厅，北厅五间中的正厅名为“玉堂”。此后玉堂便在诗文中成为翰林学士的代称。李肇《翰林志》言：“居翰苑者，皆谓凌玉清，溯紫霄，岂止于登瀛洲哉？亦曰登玉署玉堂焉。”“登瀛洲”乃起于唐太宗时的说法[60]，后来又将进入翰林院的学士称为“凌玉清，溯紫霄”[61]，这自然与唐代帝王崇尚道教有关。但玉堂的实际功用显然与宗教并无关系，这里自汉代起就是学士参政议政的场所。宋太宗时，学士苏易简认为之前关于玉堂之名的说法是“虚传之说”，因而请皇帝赐红罗飞白“玉堂之署”四字以为翰林院的玉堂“正名”，玉堂之名始真也。[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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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士处理日常事务的东、西堂不同，位于学士院中堂的玉堂只有在皇帝临幸的入院仪式或是接受觐贺时才使用，平日里翰林学士“皆不敢独坐”[63]。而每次皇帝临幸，学士们上事时，方得一睹“玉堂之署”四字大匾，被评为“最为翰林盛事”[64]。因而这里尽管并非如明堂般肃重，也绝非一个普通的日用空间。然而，北宋时期在这里出现的屏风图像以及四周壁画，却开始弥漫着文人的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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