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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宣和画谱》记载：“房从真，成都人，工画人物番骑，尝于蜀宫幛壁间作诸葛亮引兵渡泸，布置甲马恍若生动。近时张戡番马所以精者，以戡朔方人耳。今从真蜀人而能番马族帐，非其所见亦不易得。至于幛壁仍异，缣楮皆其难者，尤宜赏激焉。惜乎缄椟不能秘随时湮没也。”（《宣和画谱》卷八，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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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据周在浚《南唐书注》中言，宋太祖破金陵城时曾火焚宫殿，即便如此，仍搜得李煜的图画书籍六万余卷（卷十六，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0页）。后来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初年又命人搜访书画得千余卷（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六，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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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宣和画谱》说：“筌、居寀画法，自祖、宗（按，指宋太祖、宋太宗）以来，图画院为一时之标准，较艺者视黄氏体制为优劣去取。”（卷十七，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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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倘若要复原整个北宋宫城内的建筑绘画，壁画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笔。不过，如果要观察这一时期艺术是如何在处于权力中心的这些空间中发生影响的，屏风的资料亦可管窥全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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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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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五。详见第二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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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小川裕充：《院中の名画：董羽·巨然·燕粛から郭煕まで》，《鈴木敬先生還暦記念中国絵画史論集》，东京：吉川弘文館，1981年第12期。译文见《院中名画——从董羽、巨然、燕肃到郭熙》，《艺术学》第23期，台北：台湾师范大学，2007年1月，第229—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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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5—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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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洪遵：《翰苑遗事》，《全宋笔记》第四编第八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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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李肇：《翰林志》，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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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洪遵：《翰苑遗事》，《全宋笔记》第四编第八册，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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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如《汉书·杨雄传》有客嘲笑杨雄曰：“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画一奇，出一策。”《汉书·谷永传》中载，谷永上书求成帝“抑损椒房、玉堂之盛宠”。颜师古注：“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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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登瀛洲”典源于太宗与十八学士的故事，褚亮传记载：“太宗初作文学馆，以房杜等十八人为学士，每暇访以诗书政事，号‘十八学士’，命阎立本图像以章礼贤，是时天下慕向，谓之登瀛洲。”（佚名：《锦绣万花谷》卷十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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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李肇：《翰林志》，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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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石林燕语》中详细记载此事云：太宗时，苏易简为学士，上尝语曰：“玉堂之设，但虚传之说，终未有正名。”乃以红罗飞白“玉堂之署”四字赐之。易简即扃置堂上，每学士上事，始得一开视，最为翰林盛事。绍圣间，蔡鲁公为承旨，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庙讳，去二字，止曰玉堂云。（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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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三册，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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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洪遵：《翰苑遗事》，《全宋笔记》第四编第八册，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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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关于南唐、后蜀画家入宋的详细研究，请参考陈葆真教授的论文《从南唐到北宋期间江南和四川地区绘画势力的发展》，《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8期，台北：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所，2005年，第155—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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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四，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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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洪遵：《翰苑群书》卷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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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小川裕充注意到，关于董羽和巨然的画作陈列，文献中说法不一。蔡宽夫只是比较模糊地称“玉堂两壁有巨然画山、董羽水”，然据《宣和画谱》中说，“（董羽）画水于玉堂北壁”，这似乎与苏颂记述巨然之山也在“学士院北壁”的说法相冲突。此外，江少虞的《新雕皇朝类苑》则说：“玉堂东西壁，延袤数丈，（董羽）画水以布之。”却没有提及巨然山之事。关于这个矛盾，小川裕充的解释认为，玉堂分中堂和东西两堂，深三间，宽有五间，其中中堂宽占三间，东西两堂各占一间。巨然山图位于中堂北壁正中，宽度仅为一间，而董羽的水图则占据了中堂东西两壁的三间空间以及北壁余下的两间空间。这就解决了为什么苏颂的题跋和《宣和画谱》中记录巨然、董羽之画皆在北壁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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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苏颂：《苏魏公集》卷七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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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王安石著，李壁笺注：《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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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王安石：《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十四，第1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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