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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 顾闳中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宋摹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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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佚名 荷亭儿戏图(局部)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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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制上看,枕屏无非就是床屏的一种变形,二者形态和功用都没有绝对的区别,都施设在私人寝卧之处,为主人遮蔽着外在风物的侵扰。在宋代的一些诗词歌咏中,二者也常常相互指代。看上去,它们的边界仅仅限于名称和形态上的微小变化。但是,宋时枕屏出现的意义,还不仅仅是较前代的床屏更加普遍地进入到“内在”的私人空间,一种附着在它身上的“内在”的话语,才是彼时这小小屏风由外入内的真正标记。从唐代之前关于“床屏”的文本与图像来看,无论是淮南王的《屏风赋》还是《女史箴图》中的床屏,虽然身处私人的空间中,但在话语系统中皆指向一个“公”的领域,一个足以昭示天下的楷模。至于那些周身金玉繁饰、精雕细琢的华丽屏风,看起来是私人物品,但实际上也同样是出于身份的一种炫耀。从中唐白居易对床边素屏的歌咏开始,这件私密空间中的物品逐渐进入到“文人”的主流话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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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元祐年间的宰相苏颂有一首《咏丘秘校山水枕屏》诗,可谓枕屏意义之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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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山近山各奇状,流水止水皆清旷。烟云到处固难忘,笔墨传之尤可尚。古人铭枕戒思邪,高士看屏助幽况。左有琴书右酒尊,怠偃勤兴时一望。[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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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室之内,卧榻之旁,短短小屏风上图绘清奇之山水、缥缈之烟云。榻旁一边摆琴书,一边放酒樽,偃仰间与屏风偶一对望,旷逸之情随性而出。手卷画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画形制中最私人化的,它流动地、随时间而展开,裹挟着观画者个人的丰富性。但即便如此,手卷仍是一种可对他人展示的媒介,虽不如立轴般可以长期展示,但在它展开的短暂过程中,为他人观看依然是其主人的主要意图之一。其实,如果进入到历史空间中,去观览那些或许已不复存在的绘画媒材,大概没有任何一种能够比枕屏更加私密、更加个人化。这是一个寝卧之地,枕屏将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内部的空间是完全私人的。在这个空间中,一幅幅图画布置在枕屏上,没有人可与之分享,只有独自感受。与今天的图画意义不同,卧于榻上的枕屏主人并不想把这屏上的图像当作一幅画来“欣赏”。“古人铭枕戒思邪,高士看屏助幽況。”点出宋代士人对待枕屏的两种意向,一为箴铭之道德教化,一为观看之审美活动。这种意向化的目光,透露出他们在相似的身份之下不同的心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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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者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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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颂的诗句来看,通过铭写枕屏来审思慎行,乃是“古人”之为。这其实只是指“铭箴”之行为的久远,而并非指枕屏的物质载体。以太宗为表率,帝王将铭屏置于起居的内殿中自初唐已成传统。铭屏的意义,是在一个私人空间中,将居于“公”的统摄之下的道义与责任在日常的活动中展示出来,使这个空间中的观看者时时省记其上的教诫,并反观自身,以使思想和行为符合古训的标准。将经典之语书写于枕屏,表面上看只是将内殿铭屏在空间上进一步推向“私人”的领地。而宋代的儒者,不但消解了铭屏帝王身份的指向,也消解了其上一切“个人”的因素,他们将这件最具私人性的身畔之物,塑造为可以通达广大而精微的古代圣贤之思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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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对理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格物”。《大学》有言“致知在格物”,朱子解释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85]格者,至也。在朱熹看来,格物包括三个要点,即“即物”“穷理”“至极”。格物也是通过对物审思而穷尽一物的义理。朱子继承了程颐提倡的“今日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的方法,认为一草一木尽可格之,“穷理格物,如读经看史,应接事物,理会个是处,皆是格物”。久而久之,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86]格物在于超越于物的个体而贯通万物之理,从而达到心底澄明的境界。尽管方式不同,这种对于“明”的追求与箴铭的意义是一致的,他们对枕屏的书写也多以箴铭的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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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传统可以追溯至汉代。李尤曾作《屏风铭》曰:“舍则潜辟,用则设张。立必端直,处必廉方。壅阏风邪,雾露是抗。奉上蔽下,无失其常。”[87]此铭即是根据屏风的实际特点和功用赞颂其道德的寓意。除了隐喻人的品格外,在淮南王刘安的《屏风赋》中,还将人本身与屏风的切实关系表现出来。其中说:“惟斯屏风,出自幽谷;根深枝茂,号为乔木。……表虽剥裂,心实贞悫;等化器类,庇荫尊屋。列在左右,近君头足……不逢仁人,永为枯木。”[88]这一段将屏风之德与其所属之人的道德联系起来。“列在左右,近君头足”说明屏风是一件和人非常亲密的用品,坐立寝卧皆与屏风相伴。“不逢仁人,永为枯木”,屏风的主人如果不是一个具有高尚节操的君子,屏风也不过一枯木而已。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咏物之铭已经具有格物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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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之中,物是格之对象。对于理学家而言,枕屏也是物,也即人“格”之对象,或可称之为一个现象。他们试图通过思虑这一现象通达其中的义理。朱子的一位好友、理学家张敬夫曾经写过一首《枕屏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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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欺暗,毋思邪,席上枕前且自省,莫言屈曲为君遮。[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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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一位君子无论是坐于席上还是卧于枕前,身后的屏风都告诫他要时时自省,不可思邪。“莫言屈曲为君遮”,当屏风作为箴铭的对象时,它营造的私人空间内承载的已并非隐私,一个君子的生活中不应该存在一个不可为外人所知的空间。如果说屏风可以遮蔽外人的目光,那么在理学家眼中,它却不能遮掩“圣人”和“天理”永不眠休的审视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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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儒者的修为并非因为有这种外在目光的监督,而是一种自发的内在领悟,也就是向内而观。这一领悟的发生,与空间上的内外并无关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私人空间中的自观需要更为谨慎和严格。因此,即便面对枕屏的所在是一个绝对的私人空间,对理学家而言,“观看”也是履践公理的一种行为。虽然在表面上,这一“观”的对象仍然是枕屏之“外物”,然而这一外物只是以现象的方式呈现出来,观者的目的在反诸己身,以观其内,以致其理。故而程颐言:“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迁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又言:“随事观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后可以至于圣人君子之学,将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学贵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90]这一“观理”之道,非由外物所得:“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合内外之道也。”“求之性情固是切于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须察观物理以察已。”[91]故理学家也将在外之物视为内在之我,只不过他们是在万物之理的基础上有此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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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枕屏则提供了一个与“我”最为亲近的格物之所。《孟子·告子上》中有“平旦之气”“夜气”的说法,以为人的“四端”最易显露之时,正是一个人的生理处于安全休息状态,欲望因尚未与物相接而未被引起之时。[92]枕屏正是夜晚这种状态下的身畔之物,因此,也可以说,它是最能够剥离欲望的裹挟返归“本心”之物。面对枕屏,君子得以卸除白日种种欲望的负累,而进入反省式的“思”当中。这种思是一种自我的发现,在这样一个最放松,也最自然呈现四端活动的时候,人的善性得到完全的释放,因而可以在对自性的认识中,体会到“咨尔司寐,无旷厥职”。这一点,在北溪先生陈淳的一首《枕屏铭》中表述得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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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之为义,以为安息。夜宁厥躬,育神定魄。屏之为义,以捍其风。无俾外人,以间于中。中无外间,心逸体胖。一寤一寐,一由乎天。寂感之妙,如昼之正。可通周公,以达孔圣。夜气之清,于斯以存。仁义之良,不复尔昏。咨尔司寐,无旷厥职。一憇之乐,实汝其翼。[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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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铭正是陈淳格“枕屏”一物之言。陈淳是朱熹晚年的得意门生,朱子理学思想的重要继承者。这一箴铭的内容,深受“内圣外王”的北宋理学影响。借由枕屏这一小物,北溪借由人身体的感觉来通达天理,达成“内省而广大”之境。此铭开头以述枕屏之实用意义为引。枕用来安寝,屏用来挡风。枕屏可以营造一个避开外人目光的私人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在醒时与眠时,皆可以上贯于天,下达于地。《周易》中有“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之言。白天醒着的时候,在这枕屏之间安居不动,与天地正气相感。周敦颐《通书》说:“寂然不动,诚也;感而遂通,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白日的可感之气乃天地正气,可通达周公、孔子等圣贤。夜晚寝卧之时,万籁俱寂,清气和畅,在这密闭的屏风间流淌,仁义之念由此存于心中,使人明而不昏。这也是朱子由形下之“气”通达于形上之“理”的思想。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在枕屏间环绕流动之清正之气,正可存感天理。这种恬适的感觉,真如双翼般令人可于天地间自由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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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由的乐适,实际上反映了儒者生活中的一贯性。在一位儒者的生活空间中,这一具有箴铭意义的枕屏并没有什么特别。内省的行为也不仅仅表现在一个物品上,而是表现在完整的生活经验中。在宋代“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陈傅良的文集中,能够看到对这位儒者生活的描述:“公之学莅事虽谨,宅心唯平。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嶷然,视听不侧,欹虽厅狎,授言不以戏,自著抄书,及造次,讯报字画不以行草,几箧笔研衾枕屏帐皆有铭。毫厘靡密若苦,节然要其中,坦坦如也。”[94]在“燕私”独处时,他坐则危然,站则如山,目光不会窥视,耳朵不会去侧听。他说话的时候,也从来不说戏言,抄书时从来不用行草。在他所有的日常使用的私人物件上,都铭刻了自省的箴言。陈傅良时时维持着一位儒者“夕惕若”的风范,以保证“修身”在外部生活与私人生活中的连贯性。这种谨言慎思的风范,当然不仅仅在家内,也在官场或交游中,在他的任何一种身份中出现,在他的任何一个生活场景中出现,因此,他可以“坦坦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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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与其他的社会身份没有“矛盾”,而且可以说是相互交融的。这一身份可以通过“学养”与“身范”两个方面去测度一个儒者的纯洁度。“学养”方面,儒者一般都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其思想的内涵也以儒家的正统思想为主,无论入仕如否,都有著书立说的能力。他们的内心时时处于省思中,不敢有半点懈怠。这并不是因为有人监督——即便是在私下独处的场合,他们的心思也是一样的。这当然也不是因为头上三尺“神明”的存在,大化流行,也包括自己身心的天理本身,成了新的信条。他们觉得,这种省思并不是为了迎合或者害怕外界人神的目光而存在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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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范”的角度,儒者们将儒家仁义的道德教诫贯彻于自己的每一次言行中。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与古代圣贤一样,内心时时自省其仁义,行为上处处符合仪范。他们大部分参加了科举,不过目的并不是为了当官,博得名声和权位,而是秉承一贯的人生要旨,与古代圣贤君主一样,以天下万民为己任。“内圣”与“外王”在他们的身上很好地达成了一致,“内”与“外”的分别,个人与社会的分别在这种一致当中被弥合了。因而,格枕屏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与帝王的座右铭屏是一致的。枕屏与铭屏的观看者,都具有某种“普遍性”的意识形态,也即对自我身份之“公”的认同。铭屏通过戒思屏内的符号,达成施政思想的澄涤;而在格物中,屏风不仅仅是箴铭的载体,它成为箴铭本身,一种道德象征的符号,理学家们通过这个符号,达天人互感,通圣贤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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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人卧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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