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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 顾闳中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宋摹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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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佚名 荷亭儿戏图（局部）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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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制上看，枕屏无非就是床屏的一种变形，二者形态和功用都没有绝对的区别，都施设在私人寝卧之处，为主人遮蔽着外在风物的侵扰。在宋代的一些诗词歌咏中，二者也常常相互指代。看上去，它们的边界仅仅限于名称和形态上的微小变化。但是，宋时枕屏出现的意义，还不仅仅是较前代的床屏更加普遍地进入到“内在”的私人空间，一种附着在它身上的“内在”的话语，才是彼时这小小屏风由外入内的真正标记。从唐代之前关于“床屏”的文本与图像来看，无论是淮南王的《屏风赋》还是《女史箴图》中的床屏，虽然身处私人的空间中，但在话语系统中皆指向一个“公”的领域，一个足以昭示天下的楷模。至于那些周身金玉繁饰、精雕细琢的华丽屏风，看起来是私人物品，但实际上也同样是出于身份的一种炫耀。从中唐白居易对床边素屏的歌咏开始，这件私密空间中的物品逐渐进入到“文人”的主流话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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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元祐年间的宰相苏颂有一首《咏丘秘校山水枕屏》诗，可谓枕屏意义之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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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山近山各奇状，流水止水皆清旷。烟云到处固难忘，笔墨传之尤可尚。古人铭枕戒思邪，高士看屏助幽况。左有琴书右酒尊，怠偃勤兴时一望。[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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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室之内，卧榻之旁，短短小屏风上图绘清奇之山水、缥缈之烟云。榻旁一边摆琴书，一边放酒樽，偃仰间与屏风偶一对望，旷逸之情随性而出。手卷画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画形制中最私人化的，它流动地、随时间而展开，裹挟着观画者个人的丰富性。但即便如此，手卷仍是一种可对他人展示的媒介，虽不如立轴般可以长期展示，但在它展开的短暂过程中，为他人观看依然是其主人的主要意图之一。其实，如果进入到历史空间中，去观览那些或许已不复存在的绘画媒材，大概没有任何一种能够比枕屏更加私密、更加个人化。这是一个寝卧之地，枕屏将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内部的空间是完全私人的。在这个空间中，一幅幅图画布置在枕屏上，没有人可与之分享，只有独自感受。与今天的图画意义不同，卧于榻上的枕屏主人并不想把这屏上的图像当作一幅画来“欣赏”。“古人铭枕戒思邪，高士看屏助幽況。”点出宋代士人对待枕屏的两种意向，一为箴铭之道德教化，一为观看之审美活动。这种意向化的目光，透露出他们在相似的身份之下不同的心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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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之间：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 [:170546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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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者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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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颂的诗句来看，通过铭写枕屏来审思慎行，乃是“古人”之为。这其实只是指“铭箴”之行为的久远，而并非指枕屏的物质载体。以太宗为表率，帝王将铭屏置于起居的内殿中自初唐已成传统。铭屏的意义，是在一个私人空间中，将居于“公”的统摄之下的道义与责任在日常的活动中展示出来，使这个空间中的观看者时时省记其上的教诫，并反观自身，以使思想和行为符合古训的标准。将经典之语书写于枕屏，表面上看只是将内殿铭屏在空间上进一步推向“私人”的领地。而宋代的儒者，不但消解了铭屏帝王身份的指向，也消解了其上一切“个人”的因素，他们将这件最具私人性的身畔之物，塑造为可以通达广大而精微的古代圣贤之思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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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对理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格物”。《大学》有言“致知在格物”，朱子解释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85]格者，至也。在朱熹看来，格物包括三个要点，即“即物”“穷理”“至极”。格物也是通过对物审思而穷尽一物的义理。朱子继承了程颐提倡的“今日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的方法，认为一草一木尽可格之，“穷理格物，如读经看史，应接事物，理会个是处，皆是格物”。久而久之，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86]格物在于超越于物的个体而贯通万物之理，从而达到心底澄明的境界。尽管方式不同，这种对于“明”的追求与箴铭的意义是一致的，他们对枕屏的书写也多以箴铭的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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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传统可以追溯至汉代。李尤曾作《屏风铭》曰：“舍则潜辟，用则设张。立必端直，处必廉方。壅阏风邪，雾露是抗。奉上蔽下，无失其常。”[87]此铭即是根据屏风的实际特点和功用赞颂其道德的寓意。除了隐喻人的品格外，在淮南王刘安的《屏风赋》中，还将人本身与屏风的切实关系表现出来。其中说：“惟斯屏风，出自幽谷；根深枝茂，号为乔木。……表虽剥裂，心实贞悫；等化器类，庇荫尊屋。列在左右，近君头足……不逢仁人，永为枯木。”[88]这一段将屏风之德与其所属之人的道德联系起来。“列在左右，近君头足”说明屏风是一件和人非常亲密的用品，坐立寝卧皆与屏风相伴。“不逢仁人，永为枯木”，屏风的主人如果不是一个具有高尚节操的君子，屏风也不过一枯木而已。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咏物之铭已经具有格物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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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之中，物是格之对象。对于理学家而言，枕屏也是物，也即人“格”之对象，或可称之为一个现象。他们试图通过思虑这一现象通达其中的义理。朱子的一位好友、理学家张敬夫曾经写过一首《枕屏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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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欺暗，毋思邪，席上枕前且自省，莫言屈曲为君遮。[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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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一位君子无论是坐于席上还是卧于枕前，身后的屏风都告诫他要时时自省，不可思邪。“莫言屈曲为君遮”，当屏风作为箴铭的对象时，它营造的私人空间内承载的已并非隐私，一个君子的生活中不应该存在一个不可为外人所知的空间。如果说屏风可以遮蔽外人的目光，那么在理学家眼中，它却不能遮掩“圣人”和“天理”永不眠休的审视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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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儒者的修为并非因为有这种外在目光的监督，而是一种自发的内在领悟，也就是向内而观。这一领悟的发生，与空间上的内外并无关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私人空间中的自观需要更为谨慎和严格。因此，即便面对枕屏的所在是一个绝对的私人空间，对理学家而言，“观看”也是履践公理的一种行为。虽然在表面上，这一“观”的对象仍然是枕屏之“外物”，然而这一外物只是以现象的方式呈现出来，观者的目的在反诸己身，以观其内，以致其理。故而程颐言：“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迁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又言：“随事观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后可以至于圣人君子之学，将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学贵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90]这一“观理”之道，非由外物所得：“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合内外之道也。”“求之性情固是切于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须察观物理以察已。”[91]故理学家也将在外之物视为内在之我，只不过他们是在万物之理的基础上有此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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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枕屏则提供了一个与“我”最为亲近的格物之所。《孟子·告子上》中有“平旦之气”“夜气”的说法，以为人的“四端”最易显露之时，正是一个人的生理处于安全休息状态，欲望因尚未与物相接而未被引起之时。[92]枕屏正是夜晚这种状态下的身畔之物，因此，也可以说，它是最能够剥离欲望的裹挟返归“本心”之物。面对枕屏，君子得以卸除白日种种欲望的负累，而进入反省式的“思”当中。这种思是一种自我的发现，在这样一个最放松，也最自然呈现四端活动的时候，人的善性得到完全的释放，因而可以在对自性的认识中，体会到“咨尔司寐，无旷厥职”。这一点，在北溪先生陈淳的一首《枕屏铭》中表述得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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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之为义，以为安息。夜宁厥躬，育神定魄。屏之为义，以捍其风。无俾外人，以间于中。中无外间，心逸体胖。一寤一寐，一由乎天。寂感之妙，如昼之正。可通周公，以达孔圣。夜气之清，于斯以存。仁义之良，不复尔昏。咨尔司寐，无旷厥职。一憇之乐，实汝其翼。[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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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铭正是陈淳格“枕屏”一物之言。陈淳是朱熹晚年的得意门生，朱子理学思想的重要继承者。这一箴铭的内容，深受“内圣外王”的北宋理学影响。借由枕屏这一小物，北溪借由人身体的感觉来通达天理，达成“内省而广大”之境。此铭开头以述枕屏之实用意义为引。枕用来安寝，屏用来挡风。枕屏可以营造一个避开外人目光的私人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在醒时与眠时，皆可以上贯于天，下达于地。《周易》中有“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之言。白天醒着的时候，在这枕屏之间安居不动，与天地正气相感。周敦颐《通书》说：“寂然不动，诚也；感而遂通，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白日的可感之气乃天地正气，可通达周公、孔子等圣贤。夜晚寝卧之时，万籁俱寂，清气和畅，在这密闭的屏风间流淌，仁义之念由此存于心中，使人明而不昏。这也是朱子由形下之“气”通达于形上之“理”的思想。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在枕屏间环绕流动之清正之气，正可存感天理。这种恬适的感觉，真如双翼般令人可于天地间自由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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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由的乐适，实际上反映了儒者生活中的一贯性。在一位儒者的生活空间中，这一具有箴铭意义的枕屏并没有什么特别。内省的行为也不仅仅表现在一个物品上，而是表现在完整的生活经验中。在宋代“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陈傅良的文集中，能够看到对这位儒者生活的描述：“公之学莅事虽谨，宅心唯平。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嶷然，视听不侧，欹虽厅狎，授言不以戏，自著抄书，及造次，讯报字画不以行草，几箧笔研衾枕屏帐皆有铭。毫厘靡密若苦，节然要其中，坦坦如也。”[94]在“燕私”独处时，他坐则危然，站则如山，目光不会窥视，耳朵不会去侧听。他说话的时候，也从来不说戏言，抄书时从来不用行草。在他所有的日常使用的私人物件上，都铭刻了自省的箴言。陈傅良时时维持着一位儒者“夕惕若”的风范，以保证“修身”在外部生活与私人生活中的连贯性。这种谨言慎思的风范，当然不仅仅在家内，也在官场或交游中，在他的任何一种身份中出现，在他的任何一个生活场景中出现，因此，他可以“坦坦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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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与其他的社会身份没有“矛盾”，而且可以说是相互交融的。这一身份可以通过“学养”与“身范”两个方面去测度一个儒者的纯洁度。“学养”方面，儒者一般都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其思想的内涵也以儒家的正统思想为主，无论入仕如否，都有著书立说的能力。他们的内心时时处于省思中，不敢有半点懈怠。这并不是因为有人监督——即便是在私下独处的场合，他们的心思也是一样的。这当然也不是因为头上三尺“神明”的存在，大化流行，也包括自己身心的天理本身，成了新的信条。他们觉得，这种省思并不是为了迎合或者害怕外界人神的目光而存在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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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范”的角度，儒者们将儒家仁义的道德教诫贯彻于自己的每一次言行中。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与古代圣贤一样，内心时时自省其仁义，行为上处处符合仪范。他们大部分参加了科举，不过目的并不是为了当官，博得名声和权位，而是秉承一贯的人生要旨，与古代圣贤君主一样，以天下万民为己任。“内圣”与“外王”在他们的身上很好地达成了一致，“内”与“外”的分别，个人与社会的分别在这种一致当中被弥合了。因而，格枕屏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与帝王的座右铭屏是一致的。枕屏与铭屏的观看者，都具有某种“普遍性”的意识形态，也即对自我身份之“公”的认同。铭屏通过戒思屏内的符号，达成施政思想的澄涤；而在格物中，屏风不仅仅是箴铭的载体，它成为箴铭本身，一种道德象征的符号，理学家们通过这个符号，达天人互感，通圣贤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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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人卧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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