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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年间的开明王族，汉代的荆氏家族，南北朝的上官法光，宋代的董氏家族，明代的土司王玺，清代的耆英、文生……他们的故事，或隐藏在地下的墓葬、窖藏，或铭刻在地上的石窟、碑刻，不见于史料记载，也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倘若不是因为这些遗址，我们或许很难知道其名字，以及伴随他们的流亡、离愁、死亡、恐惧、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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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荆文君、上官法光、董氏所处的时代，他们的生活，或许与身边的蜀人别无二致；而今日，他们的故事，却成为后人解构历史的标本。拿董家来说，1993年，董宅的珍藏在一次施工中被发现，这便是著名的彭州西大街金银器窖藏。窖藏共出土了350余件金银器，包括金菊花盏、金瓜盏、凤鸟纹银注子、银梅瓶、金钗、金簪诸多类别。八百多年前宋人精致奢华的生活，重现于世，验证了《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中关于宋人喜好金银器的记载。南宋末年，蒙古入侵巴蜀，四川州县大多被攻破，无数蜀人踏上流亡之路，董家的遭遇，恐怕也是千万悲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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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蜀人，给了我全新的角度。我们熟悉的历史，往往是通史的书写方式，比如汉朝，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延续四百余年，它的历史，却被缩略在《汉书》与《后汉书》中，就连位列大鸿胪的荆文君，都未能留下只言片语。史学家分配给蜀地的章节，就更为有限了，直到今天，我们对汉代蜀地的了解，也只是停留在“列备五都”“锦官城”“文翁兴学”“文君当垆”几个关键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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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大汉王朝的每一个郡，每一个县，每一个乡村；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有无数故事发生，只是未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自然也就鲜为人知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数众多的考古发掘，让我们得以有机会管窥这个庞大帝国的细节。就汉代而言，四川就接连发现了绵阳双包山汉墓、成都老官山汉墓、德阳塔梁子壁画墓、安宁河流域大石墓等，而在山野林间，汉代崖墓更是密如蜂巢，其数目何止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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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绵阳市涪城区磨家镇双包山发现一处大型西汉木椁墓群，墓中出土了包括经脉漆人在内的大量漆器，墓主身份极为高贵，当在列侯之上；2012年的成都老官山汉墓，不仅出土了蜀锦织机模型，还有诸多医简，其中部分医简上多次出现“敝昔”名称，古时“敝昔”通“扁鹊”，医简可能属于失传已久的扁鹊学派；塔梁子壁画墓的主人，则是昔日获罪西迁的荆氏家族，荆文君子孙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生活，也把中原地区流行的壁画带到了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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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王朝的边陲，北方丝绸之路沿途分布着楼兰、龟兹、乌孙、焉耆等诸多古国，而在西南，昆明、邛人、笮人、滇人、夜郎等部族，则分别把持着广袤的土地。此前，我们对于这些部族的了解，来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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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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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史记》中的“西南夷”陆续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那些消失的部族，向后人展示着自己的战争、外交，乃至对死亡的态度。安宁河流域矗立着两百余座大石墓，由重达数吨、数十吨的巨石垒砌而成，墓中尸骨累累，史前的邛人部落对死亡极为敏感；笮人则是些狠角色，老龙头墓地出土了大量青铜兵器，有意思的是，滇人的编钟、铜鼓，昆明人的双环首剑、臂甲，蜀人的三角援戈、巴蜀图语带钩都在墓地出现，史前的笮人还是些做生意的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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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汉代的遗迹、墓葬，让我们得以接触汉代蜀人的鲜活生活，倘若串联各个时期的遗址，也就翻开了一部史书外的历史：先秦时代的宝墩古城、三星堆青关山遗址、金沙遗址、蒲江战国船棺葬，南北朝的万佛寺遗址，唐代乐山大佛与它的“兄弟们”，宋代的泸县宋墓、彭州金银器窖藏，明代王玺家族的报恩寺、张献忠江口沉银，清代盐亭的字库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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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蜀记》中，我选择了一些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试图从微观的剖面，解读蜀地历史——它的主角，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它的故事，来源于某些被史书遗忘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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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 [:170547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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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 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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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冬天，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古城在成都平原被发现，2009年证实该城址规模达276万平方米，这便是宝墩古城，继石峁、良渚、陶寺之后的第四大史前古城，讲述着古蜀人的拓荒史与建城史，有力地证明了成都平原也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中国文明版图就此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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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纹花边口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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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 [:170547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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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 宝墩遗址 改写中国文明版图的史前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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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时间 \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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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埂子下，隐藏古蜀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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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津县宝墩村距离成都市区约40公里，与散落在成都平原中成百上千的村落一样，春华秋实，西河与铁溪河分别从村子东北、西南面穿过，汩汩清泉灌溉着这片沃土。要说宝墩村有什么特别之处，一马平川的旷野中，却突兀地耸起一道道高二三米、宽一二十米的土埂子。关于这些土埂子，村里流传着这么个传说：古时一条金龙与一匹天马在天空中嬉戏，霞光万道，祥云飞舞，突然，金龙与天马一头栽到村子里，一时间地动山摇，大地上就横亘着一道道类似“龙脊”的埂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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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50年代，这些土埂子就引起了文物部门的关注。1953年，西南博物院学者徐鹏章来到宝墩村，在土埂子上找到若干汉砖、陶片，推断其为战国—汉代的古城墙。1984年，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又在土埂子上找到了若干汉代砖室墓。两年后，在成都平原另一端的广汉鸭子河畔，三星堆两个祭祀坑被发现，出土的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金杖等诸多珍贵文物，令世人得以窥见古蜀文明的荣光。有细心的学者发现，从考古地层来看，三星堆一期文化与二、三、四期文化差别很大，似乎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不过，这个质疑很快就湮没在“一醒惊天下”的喜悦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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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考古调查并没有给土埂子带来什么改变，在宝墩村，它们往往被开垦成农田、菜地，也有人觉得地势高、风水好，在上面建起了房屋。在此过程中，一些残破的陶片、磨得滑溜溜的石块也被刨出来。1995年秋收后，成都市考古队再次来到宝墩村，在一段叫真武观的土埂子上开挖探沟，结果出土了大量陶片、石斧、石锛、石凿，证实真武观确是人工夯筑成的城墙，不过其年代却比想象中的战国—汉代提前了大约2000年之久——城墙夯筑于4500年前，大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龙山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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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底，一支由成都市考古队、四川联合大学考古教研室、日本早稻田大学、新津文管所组成的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进驻宝墩，经过数月的调查，认定诸如蚂蟥墩、李埂子、余埂子等土埂子也是城墙遗址，它们围成了一座长1000米、宽600米，面积约60万平方米的古城，这也是成都平原乃至中国西南最大的史前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