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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经县陶家拐画像棺，斗拱将棺身分为三个空间，最左侧，一男一女席地而坐，男子双手搂着女子接吻，堪称最浪漫的一具金棺。（图6-12）内江市红缨1号画像棺由13块石板、石条拼接而成，形如房屋，棺盖则如同屋檐，瓦当、筒瓦、板瓦、藻井等仿木构件一目了然，棺身有一扇门，可以开合，是四川画像棺中特立独行的作品。而宜宾、新津、雅安、简阳、长宁、彭山等地已屡有画像棺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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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荥经东汉石棺局部“饮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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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奇怪，随着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南邛人、笮人、僰人、牦牛羌、青衣羌、夜郎国、滇国等古国与部落相继臣服或消失，一个个汉朝郡县建立，一批批中原移民进入西南。铁器开始流行，五铢钱成了商贾间交易的通行货币，吟着古诗、写着汉隶的游子行走在巴山蜀水间。汉文化如同血脉一样流淌在中国西南大地上，汉人视为生命轮回的葬俗以及他们信奉的神灵，当然也如影随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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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同样是画像砖流行的时代，这是一种在木板上刻上印模，泥土烧制成的汉砖，往往镶嵌在墓室两壁。不同地域出土的画像砖，风格与造像却往往极为相似，可能由专门的窑场烧制，供人选购。与画像砖不同，合江画像棺上数十幅画像，题材虽然相似，造像却千姿百态。一具画像棺完成粗胚后，往往由画师绘出底稿，再由石匠雕刻，即便相同的画师、石匠，都难以创造出同样的作品，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珍品。汉代的雕像，往往更在乎气氛与场景的表达，而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当时，阴线刻、浅浮雕技术被广泛运用，工匠在雕刻完工后，常常不进行平整加工，故意留下雕凿痕迹，这样的处理使得画像更显得粗犷、豪放与古朴，这也成了汉代雕刻的永恒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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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中国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加之曹操、诸葛亮提倡薄葬，时至三国，金棺已然绝迹。北魏、初唐年间，画像棺又在王公贵族之间悄然流行，这在唐代章怀太子、懿德太子、永泰公主陵墓中已屡有发现。宋、金、元时期的墓葬中偶尔也有画像棺出土，不过这终究已是余绪了，汉代才是金棺的极盛时代。百余具金棺，也掀开了汉朝的冰山一角——我们看到了汉人的宴乐、出行、舞乐、杂技甚至秘戏，看到了佛教进入中国前那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也看到了汉人的升仙梦和他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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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壁画墓在中国多发现于北方与中原地区，而在德阳中江县玉江之畔的塔梁子，却有座东汉壁画崖墓，这也是中国南方最早的壁画墓。从斑驳的壁画中，我们看到了汉人的冠冕、服饰乃至生活，飘逸的汉隶则讲述着一个东汉家族的宦海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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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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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 [:170547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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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 东汉丹青 中国南方最早的壁画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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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时间 \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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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崖墓，密如蜂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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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管员打开铁门，搬开封堵住墓门的沙袋，沿着狭长的墓道，我与中江县文管所前所长王启同走回到两千多年前的汉代。由于担心温度变化加速壁画风化，文管员只把沙袋挪了个小口。我跳进墓中，这是一个漆黑的世界，阴冷潮湿，墓顶的水珠滴在地上，“滴答滴答”，在空旷的墓室中回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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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诗人陶渊明的这首挽歌，不仅写出了汉晋时代的中国人面对死亡的态度，也是汉晋墓葬文化的真实写照。大约从汉代开始，一种崖墓在中国大地，尤其在西南地区极为盛行。所谓崖墓，即在岩壁上凿穴筑室，并仿照墓主生前生活，分割成享堂、墓室、盥洗间、厨房诸多空间。汉代，崖墓在四川盆地盛极一时，密如蜂巢般分布在长江、涪江、岷江、沱江、嘉陵江、郪江及其支流两岸岩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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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诸多崖墓群中，郪江崖墓历来以宏大的规模、惟妙惟肖的雕刻与缤纷多彩的彩绘闻名遐迩。（图7-1）玉江是郪江源头，两岸丘陵连绵起伏，相对高度在50—100米，成为古人开凿崖墓的绝佳场所。沿着玉江，从东到西依次分布着古仙洞、宝峰山、柑橘梁子、塔梁子、青龙嘴、蛮洞山等诸多崖墓群。“塔梁子，北塔寺，听钟声，知晴雨”，在中江县民主乡桂花村，上了年纪的大爷常常哼起这样一句民谣。塔梁子是村里李家湾一个山岗，传说上面曾有座北塔寺，乡民听得钟声，便可推知隔日是晴天还是雨天，时人皆视为神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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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初春，村民发现塔梁子山腰几座崖墓被盗，王启同在腰间绑上绳索，从盗墓贼留下的盗洞，下到墓中。地上随处可见破碎的陶俑、陶片，仿木门枋上，持剑的武士守护着这个阴森的世界，戴着小尖帽的男子踏歌起舞。再往前走，墓室绘着几幅彩绘，先在墓壁敷泥，再以线描勾勒出轮廓填色——这是壁画。此前，中国南方较少有壁画发现，塔梁子崖墓是四川成千上万座崖墓中唯一可见壁画的，并于2006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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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玉江是郪江的源头，郪江崖墓历来以精美的雕刻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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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题榜，宦海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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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绕塔梁子山腰分布着9座崖墓，又以眼前的M3号大墓最为恢宏。M3长21.95米，高逾2米，主墓室共有5进，带有6间耳室，墓室之间凿有门枋，壁画就绘在第三室的耳室。（图7-2）墓壁浮雕壁柱、壁穿，将墓壁分成“田”字形，八幅壁画就两两绘在这四个矩形区域中。我拧开手电，橘黄色的光芒照亮整个墓室，那些沉睡千年的人物苏醒了，讲述着一个东汉家族的兴衰、迁徙乃至宦海浮沉。（图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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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幅壁画均为清一色的宴饮图，其中第一、五、七幅壁画题有墨书题榜。第一幅壁画中，峨冠博带的荆文君与宾客跪坐在席上，面前放置盘、豆等陶器，荆文君身边有个侍从，身着蓝色长袍，袖口、领口描成红色，右手捧棒。壁画空白处，一行行汉代隶书犹清晰可见：“先祖南阳尉，□□土乡长里，汉太鸿芦（鸿胪）文君子宾，子宾子中黄门侍郎文君真坐与诏，外亲内亲相检厉见怨。……父即鸿芦，拥十万众，平羌有功，赦死西徙，处此州郡县乡卒。”（图7-3-②）四川过去虽屡有汉碑、汉刻出土，却从未发现过墨书汉隶，汉碑、汉刻由于题材所限，往往浑厚深沉，静穆雍容，塔梁子墨书汉隶则直接在墓壁上书写，笔势生动，飘逸自若，打开了了解汉隶的另一扇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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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手持木棒的侍从，也引起了学者的浓厚兴趣。汉代画像中时常能看到类似木棒，过去一度被认为是舞者表演时用的剑。汉画研究学者蒋英炬在《汉画执棒小考》一文中提出，汉画中频频出现的棒，实是兵器。《三国志》记载，曹操初入洛阳任北部尉，即在京城四座城门悬挂五色棒，“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侍从拿的木棒，应该与曹操的“五色棒”差不多，既可保卫主人安全，也象征着荆文君无上的权威。